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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一个目标相当清楚，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人。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其实是一场色彩暗淡的旧式婚姻。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并不深。他们在结婚没多久，感情便出现了问题，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日见冷淡，到后来，干脆就与外头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了。母亲在父亲眼中，简直就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母亲依旧死心塌地地要和他在一起，不让他离开。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有的家庭，男主人还妻妾成群呢！在父亲的眼中，除了一个需要他承担责任的现实家庭之外，还有一个令他心旌摇荡的外部世界，他无法抵挡得住它的诱惑；但是在母亲的眼中，家庭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就是她的全部。外面的世界对于她来说太陌生，她对它并没有探索的兴趣。她是一个老派女人，但她的目标很清楚，这就是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挫折，她都要留住自己的丈夫，都要维持住这个家。她要让丈夫迷途知返，要让家庭不至瓦解，这两点，她都成功地做到了。她一心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好好相夫教子，使丈夫能够放开手脚在外面闯荡而没有后顾之忧，使子女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不用吃那么多的苦。攸攸万事，唯此为大。母亲是在自己四十五岁那年生下我的。在生下我之前，她其实已经不想要孩子。可是最后她不但生下了我，还生下了我弟弟，我猜测她之所以还要这么做，是想以此来挽救她与我父亲的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
母亲的前半生过得很苦。到她进入老境之后，我父亲重新发迹，而我也在经济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是她快乐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在我们众兄弟姐妹当中，我是陪伴她老人家最多的。
公元1999年11月26日，母亲以八十九岁的高龄谢世。说来很遗憾，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家里居然没有人在她老人家身旁！我是最早发现她去世的人，那天我离开公司，按往常的习惯，到她的住所看望她。没想到进门后看到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见状觉得有些不对头，连忙奔过去，连声唤“妈妈”、“妈妈”，但是她未作任何回应。我一摸她的手，已经有些冰凉——她老人家已经走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却没有流泪。母亲晚年得了骨质疏松症，身材变得越来越矮，血压、心脏都有问题，每天要吃很多的药才能维持住生命，活得很辛苦，因此她走了也是一种解脱。一个老人，到年近九旬时才谢世，也算是得善终了。不过，我还是感到有一些内疚，因为在她乘鹤西归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她身旁为她老人家送行。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感到很凄然。我默默地躺在母亲的身边，用自己的脸贴住她已经冰凉的脸，手握住她已经僵硬的手，以这种方式，与母亲做最后的相聚，也是最后的诀别……我们都静静地、静静地躺着，母亲不声不响，我也不声不响。我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想再陪母亲一会儿。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把我们养育成人，为了使我们这个家成其为家，备尝辛劳地生活了数十年，把全部精力、心血都献给了我们。她老人家的确已经很累很累，是应该在天堂好好地安息了……
母亲辞世之后，我们根据她的遗愿，把她与先她五年去世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两位老人家都长眠在薄扶林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的“华人基督教坟场”癸A段，这个地方，依山傍海，风景十分优美。
现在，在我的办公室和家中，都摆放着两帧母亲的照片：一个是年轻时期的她，美丽婉柔，风姿绰约；一个是暮年时期的她，慈祥亲切，满面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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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大哥
我的大哥原名王载德，后来改名王企祥。他出生于1931年，属马，比我大十五岁。他在我出生没多久，就到美国读书去了。因为是自费留学，所以用去了家中不少的钱。由于年纪相差很大，而且他很早就离开了家，因此在他的盛年时期，我与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倒是在他到了晚年之后，我与他反倒有了较多的接触，因为这个时期他住在香港，在生活上主要靠我来接济。大哥是学化学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读书，获博士学位，与中国内地的著名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是校友。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出了三个博士，但若论科学建树，当数他最厉害。他的一生说来也极富传奇色彩。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作为华人科学家而在美国化学领域逐露头角，从而引起了中国内地的注意。后来*方面派人在美国暗地里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回中国内地效力。他于是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怀着一腔热情，步钱学森学长的后尘，回到了中国内地，准备在核化学领域大干一场。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他的社会关系过于复杂，还是由于他自己不懂得做人，回到中国内地之后，他并没有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受到重用。加上中国内地当时的科研条件有限，很可能也使他无法展开拳脚。因此，他便产生了离开中国内地的想法。没多久，我父亲又患了重病，他便向组织请假回香港探访，从此就没再回内地。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接受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聘请，到该校担任教授。也许大哥一生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亲手培养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李远哲1957年至1959年曾在新竹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他的导师便是王企祥。大哥一向很器重李远哲，二人的关系本来不错，李远哲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便是与大哥一起联名发表的；但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师生俩的关系疏远了。李远哲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介入政治越来越深，大哥感到很不以为然。特别是他所持的“绿营”观点，尤不为大哥所认同。2006年李敖曾在台湾出版《李远哲的真面目》一书，书中指李远哲“对恩师王企祥忘恩负义”。在新书发布会上，他特意邀请企祥从香港到台湾，与记者见面。大哥当时对自己的这位弟子做了一番评价，大意是说李远哲书读得很好，实验也做得很好，但是“没有领袖风格，只能做科学”。大哥的这番话在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世界的主要华文媒体都曾进行过报道。
▲也许大哥一生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亲手培养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
大哥作为一位核化学家，在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都曾效过力，有这样的传奇经历的人，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位。不过，大哥的学问虽然好，做人却不怎么通“世故”。他虽然学术水平很高，对新竹清华大学功劳也不小，却由于不懂得处理上下级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而屡屡碰壁，最后竟因不遵守“功令”而被清华大学解聘。在《李敖大全集》第三十九卷，就有一篇正话反说的杂文《王企祥该打！》，为大哥被清华大学解聘一事打抱不平。不管是非如何，总之是清华大学的解聘，使他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在失去饭碗后不久，便失去了夫人——台湾的京剧名旦徐露（徐露与大哥离婚后嫁给了国民党间谍头目沈之岳）；接着又患了被*妄想症，老是怀疑有人要加害于他；再接着脖子上又长了一颗瘤，而且越来越大。他晚年依靠台湾方面提供的一点微薄退职金来维持生活，因为要治病，根本入不敷出，生活完全陷于困顿，因此只能呆在香港与父母住在一起，享受他们的照顾。父母去世之后，他的生活便完全由我来维持了。2008年初，他因胫瘤不治在台湾辞世，冷冷清清地离开了这个热闹无比的世界。我到台湾参加了他的葬礼。在追悼会上，我朗诵了五哥为他作的一首英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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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斗士”——二哥
现在让我来介绍我的二哥王敬羲。他原名王载福，因为景仰我们的先祖王羲之而改成了这个名字。除了这个名字之外，二哥还有一个很多港台读者都耳熟能详的笔名——“齐以正”。他出生于1933年，属鸡，正好大我一轮。他在20世纪50年代离开香港，以“侨生”身份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大学毕业后曾一度留在台湾工作。1960年左右，他回香港发展。1965年他获得富布赖特基金的资助，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专业是英语文学创作，毕业后返回了香港。
二哥是在港台两地都有影响的作家。他在青少年时代即酷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向《星岛日报》的“学生园地”投稿。而他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是在台湾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当时他自称“文丐”，大学学分尚未挣够，就开始在台湾著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1954年，他出版了自己最早的短篇小说集《薏美》，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散文集《挂满兽皮的小屋》、《观天集》、《偶感录》等，中篇小说《选手》、《奔潮山庄》等，短篇小说集《圣诞礼物》、《青蛙的乐队》、《康同的归来》等。关于他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台湾《联合文学》的主笔、著名文学评论家马森曾这样评价说：“王敬羲的小说，正好填充了台湾从战斗文艺小说到现代主义小说之间的空隙，是我们不应忽略的。”而台湾的《*作家作品新编》中对其创作有这样一个总括性的评价：“王敬羲的文艺创作以散文及小说为主，他的散文多以温馨感人的情境为背景，并配合其顺畅之文笔，以抒发其所见所感。小说则擅于深入主角的内心，捕捉人性那种诡谲多变，游移不定的性格。”
二哥在文学上之所以能大获成功，与大文豪梁实秋对他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梁实秋是二哥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读书时代的老师，在文学上和生活上都曾给予过二哥许多帮助。当年二哥与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刘秉松结婚，证婚人就是梁实秋。1957年3月，梁实秋曾为二哥的第一部散文集《挂满兽皮的小屋》作序。除了梁实秋之外，二哥与港台的许多文人，例如张爱玲、何静、夏志清、余光中、董桥、何凡、林海音、金庸、夏济安、叶维廉、马森等等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有一段时期，二哥与李敖的关系十分密切，堪称至交。他们曾一起替台湾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的老板萧孟能（国民党大佬、“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之子）效力，一个是“马前张保”，一个是“马后王横”，二人的合作，使《文星》名声大噪。但二人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而分道扬镳。
二哥大学毕业后返回香港时，曾在高主教书院当过教师，二嫂刘秉松同时亦在苏浙公学教书。后来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又曾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不过后来二哥脱离了教育界，投身到出版界。他在香港尖沙咀自办了文艺书屋和正文出版社，自己当起了老板。他曾把林海音女士于1967年3月在台湾创办的《纯文学》搬到香港，林女士出台湾版，以学生书局为后台；二哥出香港版，以正文出版社为后台。后来台湾版被迫停刊，香港版却在没有任何外援的背景下坚持了六年。1998年至2000年间，在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本已退休的二哥又使《纯文学》复活了三年。在香港，二哥还曾出版过富有影响的《文星丛刊》。二哥在香港出版界打拼了三十多年，最为引人瞩目的也许是创办了如今许多人依旧记忆犹新的政论性杂志——《南北极》。这份政治态度中立（“南北”两极暗寓台湾与大陆）、火药味却很浓的杂志，以其彻底的批判精神和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而赢得了知识阶层的钟爱。它由二哥一个人独力支撑，在香港不间断地出版了二十六年，总共出版了三百一十五期，直至1996年9月二哥退休才停刊。这在香港出版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过，二哥也因为出版这份杂志得罪了两岸，有一段时间，台湾、内地他都不能去，因为国共双方都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二哥在香港还办过一份财经月刊，叫《财富》。
退休后，二哥以温哥华为栖息地，但是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在那宁静祥和的异乡安享其富足而闲适的晚年。更多的时间，他一个人独居于广州、香港，继续其人生的辉煌。他在淡出文学界若干年后，到了古稀之龄居然重操旧业，再度杀入文坛。近年他把其旧作加以修改增删，先后在内地与香港出版了《囚犯与苍蝇》、《摇篮与竹马》、《宝岛与船》、《校园与尘世》等短篇小说或散文集。
二哥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王人均，是一位很有才气的油画家；小的叫王人铎，是温哥华著名的华人律师。此外，他还有一个女儿。
2008年10月15日，二哥因患直肠癌而病逝于温哥华的一家善终医院。
第一章 “旧时王谢庭前燕”
聪慧的四姐
严格来说，二哥应是“三哥”，因为在生他之前一年，我妈妈还生过一个女儿，但是很不幸，这位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姐姐长到三岁就夭折了，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紧接着在二哥之后出生的，便是我唯一的姐姐王德贞，因为她前头还有一个姐姐的缘故，她被我的家人称为“小四姐”。四姐长得端庄而秀丽，人也非常聪慧，不过性格有点像男孩，大概是因为家中全是男孩的缘故。在四姐的少女时代，我们家里还比较有钱，因此她经常出去参加香港的一些文人学者的雅集，并因此认识了一些名人，其中包括香港著名的作家、学者曹聚仁。也许是因为缺乏父爱的缘故，她对曹聚仁甚是敬仰，而曹聚仁对这位文学青年也很关怀。像二哥一样，她在青少年时代也爱好文学，她的作品《少女手记》，就是经曹聚仁润饰后由创垦出版社出版的。1955年四姐中学毕业时，我家的经济已陷于困窘，但她还是幸运地获得了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机会，在那里读政治学。她在日本的留学费用，是由曹聚仁提供的。此事在曹聚仁1956年致其知心友人鲍耀明的两封书信中有反映——
耀明我兄：
弟第二次来北京，又已旬日，一俟私务终了，即行返港。敝戚王德贞在东京即将开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