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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
事变爆发当天，驻东北军的中共联络员刘鼎就向中央报告。中央所在地一派欢腾，有的情不自禁地唱起歌，跳起舞，高呼口号，在广场召开庆祝大会。有的同志提出公审蒋介石，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
是的，十年来，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卖国残民，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鲜血，红军战士与根据地人民恨之入骨，因此，人们必欲杀蒋，讨还血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理智很快占了上风。经过深入的反复的讨论，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中央认为：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根据这一方针，党中央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组成中共代表团，骑马赶到延安机场，然后乘张派来的飞机飞往西安。到达西安是12 月17 日。在军事上，红军主力进驻东北军收缩后空出来了的防区，准备迎击亲日派的进攻，就在17日那天，红军控制了延安。同时，致电南京、西安，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办法。不过这时，和平解决的方针是确定了，但对蒋的处理却还有个变化的过程。这时在给南京的电文里，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要求。
周恩来的调停与谈判
周等到西安后，马上与张杨会谈。张原来都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就放蒋，因此，周与张在和平解决这点上是不谋而合。周充分肯定西安事变是进步的爱国的，这一点张听得很舒服，但对军事阴谋一词很反感，周恩来做了很多的解释工作，抓了蒋，可能导致内战。周在了解了西安各方面的情况后，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思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同意周的策略，不再提审蒋了。周恩来做杨虎城的工作则困难多了。杨与蒋的关系远不如张与蒋的关系深，深知蒋气量小，阴谋大，报复心强。杨的疑虑不无道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事变，周耐心地做杨的说服工作。一方面指出，蒋有赞同抗日的可能性，能够迫使他改变内战政策，参加抗日，当然要比杀了他而同南京打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要于国家、于民族有利得多。另一方面，蒋能否实行报复，并不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位一体坚持团结，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一切地方实力派，自己的力量强大了，蒋就是想要报复也不容易，况且，蒋在我们掌握之中，如无把握，我们不能轻易放他走。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大义的崇高精神和析理入微的恳切言词，终于说服了杨。
12 月20 日，宋子文来到西安，一是为同蒋取得联系，二是为进一步探明情况。周恩来知道以宋同蒋的关系和在南京政府的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事变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抓住时机，与他作了一次长谈，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贡献。宋子文在会晤了张杨并见到蒋介石后，飞回南京，22 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作为南京政府正式派出的代表来西安。从23 日起，南京方面和西安方面以及中共方面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周首先提出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六项协议。
在谈判之后，周与蒋见了面。周首先说：十年不见，你苍老了。
蒋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
周说：只要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我听你的话，连我们的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
蒋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们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
由于蒋介石知道他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便重新摆起委员长的臭架子，他声称，不能在协议上签字，而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放蒋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释放蒋介石了。在这个问题上，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分歧很大。张主张不要有什么先决条件或保证。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一些将领则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已达成的协议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然后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口气相当强硬。宋子文见信后，慌忙见蒋，蒋吓坏了，立即要宋去找张商量办法，还要他亲自去找杨虎城求情，要求无论如何尽早放他回南京。张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25 日下午他既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又没有告诉自己的部下，竟与杨秘密送蒋到飞机场，而且张更错误地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在此前，张就说过，一旦蒋接受联共抗日，他就送蒋回南京，我送他回去，他放我回来，必然成为千古美谈。周劝过他，说，政治是钢铁一般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大可不必。张当时未置可否。）
张杨送蒋去飞机场后，孙铭九得到卫士的报告，赶快去找周恩来。这一突然的情况，使周不禁大吃一惊，当即乘车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
蒋介石飞到洛阳，让张下手令，要杨虎城释放蒋的全部将领及飞机，（所有的牌都打光了）随即又炮制了一篇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词》，其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根本不承认什么六条协议。后来又背信弃义，把张软禁起来。虽然如此，蒋不得不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终于避免了，忧心重重的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一夜，南京的爆竹整整响了一夜。这不仅是为蒋介石个人祝福，而是为民族的命运祝福。
在实现历史的转折的过程中，张杨两将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自我牺牲的精神，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会议上，称张杨是千古功臣。共产党人对党外人士给以这么高的评价，张杨是第一次。张杨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
蒋介石在这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够将这种态度坚持到底。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17 日，中共派代表团到达西安时，西安与南京正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之中，许多问题都还是悬而未决，中共代表团为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作了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张杨和蒋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事端，团结抗日。可以说，整个谈判实际是在周与南京方面进行的。经过周的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六点协议。
对中共的作用，宋美龄也承认：周是有力分子，甚明大体。
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三位一体的瓦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只是减少了内战的可能性，为实现国内和平铺平了道路，但国内和平并没有实现。蒋介石一到南京，就避而不见张学良，并拍案大叫：汉卿犯上作乱，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庭。于是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这种报复行为使原来就存在的南京和西安之间的对立情绪达到了极点，把矛盾推向爆炸的火山口，内战一触即发。中央军积极向陕北推进，西安方面也不会束手就擒，于是加紧调兵遣将，做了战斗的部署。张被扣之后，一切矛盾集中于杨虎城一身，处境极为困难。东北军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高级将领主和，中下级军官主战。两派都想杨站在自己一边。1937 年1月下旬的一天，东北军中层干部为主的60 多人，围坐在杨的客厅里，痛哭流涕，要求杨率领他们与南京决一死战，以营救张。那种同仇敌忾的场面，使在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杨也深受感动，真想同蒋一决胜负，但又不能不考虑在民族危亡之际必须团结抗战这个大局，左右危难。这时中共中央也很为难。周恩来说这是有生以来最难作出决定的事。周考虑到虽然从总的形势出发是不应该打的，但从西安具体情况看，如果坚决反对打，就可能失去很多朋友。为了巩固西北这支抗日力量的团结，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暂时保留自己的主张，在张杨两军上下一致主战的情况下，全力支持他们打好这一仗。红军将自己的决定通知杨虎城与东北军将领，叶剑英与两军参谋人员研究了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红军的诚意使杨虎城和两军的朋友们深受感动。1 月31 日，在西安召开了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当大家再一次研究具体的行动计划时，经过冷静的分析，大多数人认识到无论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从两军的前途考虑都不宜打，会上作出了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东北军的一些少壮派，孙铭九等人认为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将军一心想当官，主和，出卖张。2 月2 日，突然下手，杀害了王以哲将军，又准备追捕何柱国，因杨虎城制止才未得逞，接着几个年轻军官又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直奔周恩来办公室。周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这是搞兵谏的。周非常气愤，霍地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认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作蒋介石想做而作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周这番训斥，把他们震住了。周见他们平静下来，就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留着眼泪，跪下来向周认错请罪。孙铭九等本来认为杀掉几个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之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救张，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是一个在东北军中有影响的将领，他的被害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许多人要杀孙等的头，挖他们的心，给王将军报仇。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周当机立断，把孙等几个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同时，在周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这些人一走，就使急于为王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也就及时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不幸的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最后发展到高级将领枪杀了为国共合作奔走最力的团长高福源（已加入共产党）。王以哲是张离开部队后，能够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他的被杀，群龙无首，更加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的力量和地位。南京方面乘机施加压力，迫使张杨同意，把东北军、西北军调出陕西。这样三为一体就瓦解了。
在这个过程中，张曾写信给东北军将领，“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血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张学良将军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主要工作就是尽早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代表多次谈判。国共的实力决定，要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必须作出更大的让步。1937 年2 月10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日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事实上宣告成立。
关于西安事变，国民党方面也认为很重要，几十年来国民党一谈到丢掉大陆的原因，就怪别人，首先就怪张学良。蒋就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
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的主编在前言中说：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命运至深且巨，举凡中日战争之提前爆发及中共战时之坐大，乃至大陆10 亿同胞陷于中共暴行之下，推源祸始，实皆肇端于这一不幸事件。
四、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1、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