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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有人提出：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是代表工农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都是代表各自的私利，因此，无所谓正确不正确。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不仅仅代表着工农的利益，而且还更深刻地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结合起来，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则仅仅是代表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时甚至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坏民族的利益。（攘外必先
安内；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反共高潮）因此，我们说，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是正确的路线。
洛川会议。1937 年8 月22—25 日。中共中央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2、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 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喜做了介绍，白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赏，于是白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阉割了毛持久战的
核心思想：人民战争）并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1、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
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红军目前只有三四万人，在对日作战中只能起到“壮气军”的作用，决不能担负正面防御，也不能集中进行运动战、阵地战，在目前条件下，红军应以保持实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
1937 年9 月25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 余人，击毁汽车100 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关于平型关大捷说明几点：
（1）、是战斗，不是战役；是忻口战役组成部分。
（2）、伏击的是日军精锐部队的辎重部队，从缴获可以看出：食品无数，军大衣一项就够115 师每人一件。后来115 师的军官都穿日军大衣。而这件军大衣差点要了林彪的命。
（3）、激战一天，歼敌千余，八路军伤亡八百。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这样的战斗不能多打。接着，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八路军120 师伏击日军运输队，报销敌人汽车300多辆；129 师袭击明阳堡机场，烧毁敌机24 架。
1937 年11 月8 日，太原失陷，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抵抗基本结束。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败退，政府人员也差不多跑光了。旧政权已被日寇赶跑，但在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日伪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华北政权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真空。在这些地方，我党已经有了公开的直接
动员和武装民众的自由。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党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及时地完成了从正规运动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7 年9 月21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的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作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作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而言。
9 月25 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当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宝贵的时机，立即向中央建议：把八路军在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各主力部队分兵向整个华北铺开。那时在山西战场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当日军仪仗优势武力，气势汹汹地向前猛进时，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而武装简陋的八路军却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老百姓看了很感动，也很担心：你们的炮呢？
国民党的军队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打不赢。别送死了。小鬼子厉害。
那时，在华北的广大地区，到处是要求抗日的人民，到处都有溃兵扔下的枪，人和枪结合起来，再加上八路军的帮助和领导，立即就成为保卫家乡的力量。在阜平，第一路抗日义勇军首先成立起来，不到一个月，就由几个人的队伍变成了几千人的队伍。因为部队发展极快，于是四面八方都喊出了“要干部”的呼声。那里来这么多的干部？不得已，老一点的战士、警卫员、甚至饲养员、勤务员、炊事员都被要去当队长或指导员。聂荣臻深有体会地说：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山和人海。
1938 年1 月，敌后第一个由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冀西阜乎成立。
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日军，取得巨大成绩。到1938 年10 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 余次，毙伤俘敌5．4 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
第二、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打乱了敌人作战前方和后方非划分，形成了多层复杂的包围和反包围、犬牙交错的战争势态，这是使敌人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相持阶段后，日寇和国民党政府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把敌后看成是非常重要的战场，这正显示了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地位。
第四、抗日根据地长期抗击日军，消耗和牵制敌人大量兵力，这是导致战争最后胜利和抗战国事能真正落到人民手中的决定因素。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那个是主要战场，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更重视日本战史的看法，
研究华北敌后战场，不仅要研读我方的论著，还应研读日方的战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文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
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书仍有其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日本侵华直接面对的就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 年9 月15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1938 年11 月18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1939 年12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注：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笔者）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 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 年8 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以破坏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太原——石家庄，是敌人连接陕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
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 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呢？《华北治安战》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