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绮ɡ匆贫叩鞅硎�1，低调表示0。但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其结果都是一次完美的复制。在我给曼谷打电话时，我的声音可能转换成光纤上的光波，然后这些光波到达曼谷，进入我朋友的听筒，由一个将1和0的装置转换成一定的电压，电压碰撞听筒上的线圈，就发出声波。当线圈受到碰撞时，就会产生一个磁场，从而使得磁铁来回振动，引起听筒隔膜的运动，然后隔膜压缩空气，将我的声音还原。说变就变！每次都能达到尼葛洛·庞帝的加奶咖啡速冻或溶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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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4）
当我说计算机化、小型化、电讯化和数字化表示技术上的革新时，我所指的意思是，它使得全世界亿万人民有可能心心相连，用各种方法交流信息、新闻、知识、金钱、全家福合影、金融贸易、音乐和电视图像，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技术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在过去，如果你住在纽约，而你有个小孩生活在澳大利亚并有了个小孙子，你小孩通常会到外边去，找个照相机，买几个柯达卷，照上几张孙子的相片，然后冲洗出来，放进信封，通过邮局寄给你。如果10天后你能见到你孙子的相片，那就算你幸运了。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用数字照相机拍摄孙子的照片，用数字化技术将它们输进一个寸塑料磁盘里，用数字化技术编到计算机里，再用数字化技术发送到因特网上，所有这一切在孩子出生10小时后就能完成。
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劳伦斯·克罗斯曼精辟地总结了技术民主化：“印刷，”他说“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了读者。静电复制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了出版者，电视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了观众，数字化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了广播员。”
克罗斯曼还观察出了另外一个特点：此次全球化与以前的全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简言之，这次技术民主化出现了“全球化生产”。今天，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成了生产者，而今天的全球化也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将生产原料运往发达国家，再由发达国家生产出成品，发展中国家再从发达国家买回成品。不！今天，由于技术民主化，各种国家都有可能得到技术、原料和资金，也都有可能成为生产者或合同承包人并亲自完成高精技术生产或服务，这也成了将世界编织在一起的更神秘的力量。其细节我将在以后讨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正是由于技术民主化，才使得泰国有可能在15年内，从一个主要生产大米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小型运货卡车生产国，甚至成为第四大摩托车生产国，使其生产力量敢与底特律市争高低。
技术的民主化并不仅体现在汽车和摩托车生产上，正如曼谷一家互助基金的经理蒂拉·普特拉克尔告诉我的那样：“在我们互助基金，不搞重新投资，只搞引进。我们购买某些技术，（我们母公司）信贷部将为其支付1/10。以这台声动控制系统为例，投资者打进来时，按1键，可以查看基金资产价值，按2键可以看到标价，按3键就拍卖。如果你想购买或赎回你在互助基金的股份，完全可以运用远程电讯银行业务办理相关手续。对于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我们就廉价购进，搁在一边等待发展，这是全球化最美妙的部分，过去，我们小地方的人见识少，而现在我们有了全球化技术并能应用。”
技术民主化的含义，是将创造财富的潜在能力转变成地域上广泛传播的知识，让所有以前没有机会接触技术的人了解并应用新技术。在吉隆坡，我遇见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女士，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她给香港戴尔公司打电话寻求技术援助，出面解决问题的是顾客服务部的专家，也是香港本地人，能讲地道的广东话和香港方言。我的朋友顺便告诉戴尔专家，那天市中心的雨下得非常厉害，她问戴尔办公室的雨是否也下得这么厉害。戴尔公司的专家回答说这儿不下雨，问她究竟在什么地方，原来她在数千里外的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有位马籍华人专家也服务于戴尔，可以说这位专家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但他必须在槟榔屿这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工作。技术民主化使得这一切有可能。印度正成为世界性办公基地（据《经济学家》1999年8月19日报道，以印度为总部的印度电话接线员正在为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服务，在任何时间，他们都可以从印度给得克萨斯某人打电话，询问他们信用卡的款为何迟迟没有到，据报道，印度接线员“假装成西方人用很重的鼻音说话”）。瑞士将整个财会部，包括计算机操作员，从高工资的瑞士转移到了低工资的印度，以便降低秘书、程序员和会计的劳动成本。由于数字和网络化，只要你具备与讲英语的高等学校或大学的毕业生们沟通的能力，这类工作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完成，这给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等讲英语的英联邦和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国航空世界网络服务公司，将经常乘坐该航空公司飞机的乘客所乘的英里数记录下来。新德里一家远程计算机公司生产的选数管，免费从美国得到医生的意见，再把记录翻译过来，用文本形式传到美国的一个保健组织。《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9月2日）报道，现在美国在线在马尼拉拥有600菲律宾人担任的顾客服务员，他们每天要回答10000—12000个有关技术或局面问答，提问者多数来自美国，80％的问题是解释全部联机的顾客的电子邮件遇到的问题。在菲律宾付给受过高等教育的联机工作人员的工资是每天美元。《远东经济评论》说，这个数字比菲律宾法定的最低工资高出35％，但仅相当于美国非熟练工人一个小时的薪水。事实上，这是少得可怜的工资，但这是将受过教育的菲律宾新一代人带进快速发展的世界的第一步，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的某些精英将会离开，自立门户，开一家小技术公司，最先是语言处理机，再发展到全部联机。电脑服务和远程计算机迅速扩张的市场为亚洲下一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泰国这样积极参与的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提供廉价的机器制造参与到全球化搏斗中，他们正在为获得最好的远程计算机业务和服务，以及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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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5）
我曾与太阳微电脑公司的网络设计主任杰夫·贝尔一起探讨，技术民主和生产方式最终将导致什么局面，对这些事贝尔和我谈论得越多，我们的想法也就越玄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因特网提供所有一切非贸易服务，为什么一些政府工作不可以这样呢？”贝尔提出。可以设想——让俄罗斯人去做突击队和私人保镖，印度人帮助看管书店，瑞士人可以管理海关，让德国人控制中央银行，意大利人可以设计你们所需的各式鞋子，还可以请英国人出来管理大学，日本人可以开办小学和管理火车……
资本民主化
在向全球化转变中，技术民主化的确帮助培育了第二个主要变化，即我们如何投资的变化，我将此称为“资本民主”。因为冷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多数规模大的国内、国际贷款和担保是由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承担。这些由穿白鞋的人管理的机构经常给过去有良好记录和“投资等级”好的公司提供贷款，造成银行贷款非常不民主。保守银行仍然抱着保证信用可靠性的陈旧观念，如果一个暴发户需要将他的财产变成现金，常常取决于他是否在银行和保险公司里“有进项”。这类银行通常由一些反应迟缓的行政人员或决策委员会管理，他们不愿意冒险，对市场上出现的变化也不会有什么特殊反应。
商业银行实际上在60年代后期随着“商业票据”市场的出现就逐渐形成了，他们合伙向公众发行的票证，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合作证券市场的创立使世界金融界出现了多元化，打破了银行的垄断地位。商业票证在70年代随着房屋抵押“担保”的出现而兴旺，投资银行开始收买银行和房屋抵押公司，将所有的抵押全部买下再进行重新投资组合，分成1000美元一股，大家就能买得起。我们就在投资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得到比平常高的利息。利息和股票的收入主要来自每月交纳的房屋抵押款，担保人向所有的公司和投资者敞开大门，但在他们筹集到款项前绝对不可能将财产变换成现金。
虽然，这个资本的民主化真正出现爆炸是在80年代。一位才华横溢、活泼机警但绝对腐败的操纵低级股票的行家迈克尔·米尔肯，将阻碍资本民主的最后一个栅栏搬开。米尔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1970年走上社会时效劳于费城的Drexel佣金公司。当时，没有一家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留心过大量低价出售的“垃圾股”，只有那些曾经营热门股票但又陷入困境以及从开始就因资金不足没有什么业绩的公司才炒作那些“垃圾股”。米尔肯认为大银行的这种行为过于愚昧，他自己对低价股票进行过计算并悄悄地进行学术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那些不考虑投资级别的公司，如果想获得贷款的话，要比有级别的公司多支付3…10个百分点的利息。但事实上，这些公司走向破产也仅仅比那些经营优绩股的公司多付一点点利息，他们的回报率很低。因此，所谓的“垃圾股”实际上是个赚钱的机会，而不必担什么风险。如果将许多低价股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基金会，即使它们中某些资金不到位，该基金会的利率仍然可以比经营优绩股的公司高出3…4个百分点，而不存在任何风险。正如《金融周刊》1995年3月指出的那样：米尔肯用他自己的逻辑武装自己，“在不可置信的世界里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同样的投资中，他得到了免费的午餐。”
既然传统的银行和投资公司不相信此项业务并继续采取回避态度，那么米尔肯就立即将这些已经存在的降到A级的公司的低价股，转移到一个完全经营低价股组成的新市场，即由风险公司、亏损公司、新成立的公司、没有从传统银行那里获得信誉的、刚出道的承包者既接管他人的公司但又不能通过正常的银行渠道筹集到必要的资金的金融海盗们组成。由于米尔肯的关系，他也将低价股向互助基金、私人投资机构、养老基金发行，因为他认识到，这样他们既可获得高额回报又可不必承担较多的风险。这就给了大家一个可购买部分低价股的机会，对小人物来说，以前此类机会可不多。没过多久，米尔肯的洞察力被广泛地模仿利用，那些低价股也很快“牛”了起来——成了“高收益证券”——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参与各种公司投资的良机。
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6）
类似的金融民主在国际上也屡见不鲜。数十年来，大银行将大笔款项借给外国政府、机构
或公司，然后将钱放在他们的账户上用等于面值的价格出售股票。比如说，假如你的银行贷给一个国家或公司1000万美元，这表示在他们的户头上，有1000万美元必须要完全偿还，到期那天也不管这个国家或公司有没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财产，因为这些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划拨到他们的账号上。当一个国家如墨西哥，金融陷入危机时，事实上，1982年它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从国外借贷的大量钱财让人民党消耗掉了，银行承受不了这一压力。于是墨西哥总统飞到纽约，将12家持有墨西哥主要外债的银行家召集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们破产了。你们知道俗话怎么说的吗？如果有人欠你1000美元，那是他的问题；如果有人欠你1000万美元，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好啦，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因此你们必须处理掉一些呆账，重为我们提供贷款，扩大信贷。”银行家们点头称是，于是重新谈判，延长偿还期（通常情况是提高利率）。银行家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因为墨西哥的问题也是他们的问题，美国银行家也不希望他们的股票持有者陷入困境，借给墨西哥1000万美元的贷款是记在他们银行账上的，实际上现在是一文不值了，最好的选择还是抓着墨西哥。因为多数债务是20家银行的，他们能在一个会议室里坐下来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约翰·佩奇是在世界银行拉美部工作的经济学家，他向我解释了这中间的实际操作情况。佩奇讲西班牙语，1982年他去墨西哥与墨财政部公众信用司主任约塞·安格尔·格里亚见面。格里亚在对付外国银行家方面有个传奇故事——从纽约的大银行家到得克萨斯西部的小钱庄老板——他都能从他们那里为墨西哥政府申请到贷款。
“一天我到格里亚办公室，我们都讲西班牙语，突然电话响了，”佩奇回忆道，“这是得克萨斯一家小银行的老板打来的，格里亚曾说服他给墨西哥政府提供过一些贷款，小老板对墨西哥经济出现危机一事表示关注。格里亚将与我交谈时用的西班牙语转用非常地道的英语跟美国银行家聊起来，他说，‘嗨，约翰，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不，不，别担心。这儿的情况一切正常，你的钱绝对安全。家里好吗……好呀，你那个姑娘怎么样？她还在上学……跟你聊聊很高兴。请随时来电话，保持联系。’然后挂上电话，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就用西班牙语和我继续谈起来，30秒钟内就将一个关键投资者的问题搞定了。”
但是，在通往全球化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滑稽的事，就是国际债务市场的担保问题，正如米尔肯的公司和他的朋友遇到的问题一样。这件事是指80年代后期，拉丁美洲陷入了另一场债务危机，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企图用米尔肯的方法解决这次危机，将拉美主要商业银行的债务转换成美国政府国债，这批国债要么被银行当财产保管，要么比平常利率高一点卖给公众、互助基金或养老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