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这样一种观点，不论是美国最大的商业玉米农场，还是危地马拉或加纳一户贫穷农民家周边的一小块土地，其土壤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提高土壤质量的方法包括覆盖作物、轮耕和减少使用耕作技术，这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规模的农田都能应用的方法。然而，到头来，要为全球将近10亿人口解决粮食问题还是需要向不同规模的农场推广最佳实践，并通过因地制宜来获得成功。
小农户的金字塔
当谈起全球饥饿问题，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角色。显然，商业农民的角色和小农户的不一样，但是世界粮食生态系统需要每个地区的每个角色都有合适的、聪明的演员来扮演。在饥饿问题上，我最关注的是自给农民，世界上有很多人致力于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他们的初衷和想法都是美好的，却误解和忽视了自给农民。
2008年，我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这个备受干旱和饥荒折磨的地方遇到一位妇女，她的名字叫阿达尼克·瑟发。那次，我一如既往地带着我的相机，拍了一张她和她12岁的儿子纳吉瑟坐在一个食物分发点地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提醒着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方式帮助这些人。照片里，她的眼神空洞而又痛苦，儿子的胸腔凹陷，肋骨根根分明，腿非常细，以至于膝盖看起来像个大肿块。
阿达尼克告诉我，她有1。25英亩的土地，但是已经有两个季节不能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喂饱一家上下11口人了。她去那里是为了得到点儿食物援助。以前她养过鸡，不过它们病死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干旱。她没有办法储藏粮食，当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卖了最后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来购买食物，然而因为持续不断的干旱，当地的粮食价格极高，所以她几乎什么都买不起。
我知道粮食援助可以帮她撑过下一周，或许下个月。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粮食援助是让这些人活命的关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粮食援助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我们如何找到一个长久之计呢？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到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获得一个可持续的粮食来源和收入？
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上亿像阿达尼克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一个关于自己是如何“选择”务农这个行业的有趣或是离奇的故事，完全是迫于生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这些农民多达5亿，他们采用最原始的耕作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它们所需的80％的粮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使用拖拉机或收割机，也不会用“地球的管家”这样浪漫和崇高的字眼来形容自己。他们很难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一场干旱或者一种害虫或病毒的侵袭就意味着他们要丧失一个或者多个小孩儿。他们就是在这样异常恶劣和极端的条件下，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和低劣的种子进行农事活动的，别无他选。
虽然有政府、投资者和好心的慈善家提出了一些体系的构想，但这些体系只适用于美国等产量高的农业环境，对于那些有很多像阿达尼克这样的自给农民的贫穷国家，却完全不适用。要想让这些国家具备大规模、高度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条件，就意味着要花费上万亿美元对其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花几十年时间培训人员和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在非洲，要想实现整个大陆大规模的耕作，就一定要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公路和水资源管理系统，而光是打造这个系统就需要54个不同国家政府的支持，而这54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将每年支出的10％用于发展自己的农业，虽然农业关系到民生大计。
我们基金会针对非洲农民做了一项分析，把他们分为3类，可以用金字塔来打一个比方：在金字塔的顶端，是不到5％的非洲精英农民，他们是商业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和产出，能雇用劳动力，买得起优质种子、除草剂、杀虫剂和化肥；有灌溉系统，能获得贷款，有销售农作物的市场渠道。他们在非洲的地位非同一般，一天能吃三餐，而且吃的一般都不是自己种的粮食。
比金字塔顶端的规模略大一点的第二层，是我所说的“稳定的”农民。他们中大多数人吃的是自家产的粮食，虽然他们也经常卖点儿作物，来补贴家用。他们或许会有一些小型的粮食储藏系统，如此一来，就能囤积一些粮食，等到价格比收获季节高一些的时候再卖出。他们通常一天吃两餐，一些人的小孩儿也许会去上学。
位于金字塔最底端的大约90％或以上的都是“脆弱的”农民，阿达尼克就属于这一类人。这样的家庭一天吃不上两餐，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农场工作，每天的生活费一般低于2美元。他们没有设备，无力饲养大型动物，只能使用未经培育的种子（这会减少农业生产率），也没钱买化肥和杀虫剂。他们种的粮食几乎仅够自家吃，就算还有些剩余的，也没有地方储藏，只能在价格最低的收获季节卖掉。他们靠天吃饭，大多数小孩儿不会去上学，身体也不那么健康；家里务农的主力通常是妇女。
此时此刻，世界上有上百万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正在被活活饿死。他们没有力气，在种地的时候从来不会使用能帮助提高效率的技巧，没有什么途径联系到农业推广代理来教授他们新的耕作方法，也没有土地。要想实现大规模、高科技的农业耕种，需要雄厚的资源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令自给农民望尘莫及的，所以这个办法行不通。有的农田土壤肥沃，灌溉设备齐全，通有平坦的公路、设计合理的铁路，还配备了大型谷物升降机，对这样的农田行之有效的技术，却未必能解决脆弱农民的粮食问题。要知道，数百万的农民住在偏远的地区，那里只有泥土路，他们除了把粮食一袋袋地扛到商贩那里去卖，或者把种子和化肥一袋袋地扛回农场之外，别无选择。
人们最终走上务农这条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人是第6、7代农民，他们完全习惯了代代相传的某种特定的务农方式。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务农适合我。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农民种地，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全球粮食生态系统很复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粮食从哪里来，种粮食的人有什么困难。我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农民是我的第一职业，我裤子的膝盖处可以证明这一点。
故事4 德文的礼物
记忆中有个关于白色条纹的故事，它强烈而鲜明，就像是老师在黑板上的某个关键词下用刺耳的声音重重地划了一条白线。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我当时在塞内加尔，天气炎热，没有一点儿风，让人窒息。我坐在一部丰田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发动机在运转，所有空调的通风孔都对着我猛吹。我对于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始料未及，也完全不敢相信。村里的人开始在我刚刚离开的院子门口聚集起来，他们的对话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充满敌意。刚刚跟我一起在院子里面的两个人正试图回到车上。村民们围绕并怒视着他们，还用手指着我。这一切的起因就是放在我腿上的照相机。
半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波澜不惊的景象。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场景，我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拍摄一个穿着亮绿色衣服、头戴紫色头巾的美丽的小女孩身上。我此次的行程是由非政府组织世界宣明会（WorldVision）安排的，目的是考察农业条件。在塞内加尔，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是沙漠，所以我们驱车来到这个镇上，想喝点儿水，活动下筋骨。这时，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走过去，和站在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旁边的男子交谈。他是当地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身边围绕着很多小孩儿，当这个戴头巾的小女孩看见我手持相机时，就向我走过来，并开始摆造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相机镜头。我开始给她拍照，其他的小孩儿也蜂拥而至，然后她溜到人群的后面，暗示我在别的地方给她拍摄。她想成为主角，让我只给她一个人拍照。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她想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可。
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我们给世界宣明会的那位工作人员取了个化名——查尔斯。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如果我对他的描述再详细一些的话，他的性命或许仍会因站在我的立场而受到威胁。查尔斯和那个开奔驰的男子交谈完之后，就让我们坐上陆地巡洋舰，然后开走了。他边开车，边和我们解释道，那个男子是个北非伊斯兰教隐士，一位很有影响的宗教领导；所谓北非伊斯兰教隐士，指的就是开办传授《古兰经》学校的伊斯兰教苏非派穆斯林老师。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人告诉我，这里的很多做法都不被主流穆斯林所接受。这种学校也只在北非偏远的小地方才有。
我看得出来，查尔斯心不在焉，而且有点儿心烦意乱。然后，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沮丧和气愤了。他边摇头边说，在我们刚刚停车的那个院子里面，有很多上了镣铐的小孩儿。
查尔斯这么一说，立即引起了我和车上的一位来自非政府组织的美国同事的注意。我们坚持让查尔斯把车掉头。在往回开的路上，查尔斯跟我们解释说，这个教派的一个特点就是男子可以娶很多老婆，组建一个大家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养活那么多人。所以他们就会送走一些小孩儿，去北非伊斯兰教隐士那里，被灌输这种宗教，顺便讨口饭吃。同时，为了支持日常生活体系的正常运营，隐士会让小孩儿上街乞讨。小孩儿痛恨这样做，曾试图逃跑。所以，隐士下令让他们戴上手铐或脚镣，彼此拴在一起，或是拴在树上，这样一来，他们就跑不了了。
查尔斯把车停在院子旁边。奔驰车已经开走了，他下了车，径直走向把守在院子门外的男人。没多久，他神色紧张地走回来，告诉我们，那个守门人是隐士的儿子，我们只能进去待几分钟，而且只能带一部照相机，不能带额外的胶卷（我那时还没有用数码相机）。我们的车开过了第一排门，接着我们步行走进第二排门，然后我们看到至少有50个小男孩，铐着手铐或脚镣，一些被彼此拴在一起，一些被拴在树上，我们震惊不已。我不知道查尔斯跟门卫说了些什么，总之那个放我们进来的门卫还允许我拍几张照片。我假装聚焦在地面或是院子的建筑上，但实际上我在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拍摄这些孩子。院子里有些成年人，他们有所顾虑地看着我，然后聚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表情也越来越吓人。查尔斯察觉到我们或许越界了。他要我赶紧撤出院子，并和另外一名同事在一边掩护我，分散这群人的注意力。我好不容易撤了出去，爬到车里。另一个和我们同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坐在车后排等我们。
刚刚那一幕太让人震惊了，而且天气炎热，更加让我吃不消。当你透过镜头，看到小孩儿们被拴着链条，你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21世纪，这一幕不是什么不真实的噩梦，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他们的脸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脸上写满悲伤和疲惫，然而又因为有人注意到了他们而觉得好奇。有时，这些学校会说，他们正在让这群孩子体验乞丐贫困的生活，从而强化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回馈社会的意识。然而从我那天的所见所闻来看，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家长要把小孩儿送到那里去？
然后，我看到一个白色条纹状的东西向我们的车冲过来，是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年轻男子，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面露凶色，猛地把车前门打开。他坐上驾驶位，伸手想要摸到变速器操纵杆启动车子。我从后面抓住他的手臂，这样他就不能把变速器从空挡变为一挡。另一个同事见状，赶紧跳下车，打开驾驶位的车门，然后把这名白衣男子拖了出去。这时候查尔斯和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也撤离到了车里。这群暴徒围绕在车子周围，查尔斯慢慢开动车子，即使他们大喊大叫，不断靠近我们，一些人还用力敲打我们的车，查尔斯也没有刹车，最终我们终于突出重围，开走了。
查尔斯告诉我，根据他对这个教派传统的了解，穿白衣服的男子想要开车直接撞墙。如果他撞毁了我们的车子，造成我们的死伤，就算他自己跟我们同归于尽了，他也会被这群愤怒的人当作英雄一样来对待。
我们在那个院子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其间我只拍了一卷胶卷，36张照片。对我而言，最让人心酸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剃着光头，戴着脚链坐在地上的悲伤的小男孩，他正在读一本宗教的书，他把一些旧袜子垫在踝骨处，这样一来，脚链就不会硬生生地摩擦脚踝。我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寄回塞内加尔。我的一个联系人把这个小男孩的照片和其他几张照片一道拿给了当地政府官员，控诉这个院子里的小孩儿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一开始，官员对此予以否认，但是照片却铁证如山。据说此举的成效就是，医生可以进入院子里给小孩儿进行身体检查。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的照相机给我惹了多少次麻烦了，要么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该看到的东西，要么是因为我铤而走险拍摄各种各样的动物或者地貌。但是分享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不能把我的慈善事业和摄影分隔开来。我已经出版了几本摄影作品，内容有关濒危物种和栖息地，以及全世界穷人的生活经历。我用摄影来解释我在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这样做——即使在可怕的或者被忽视的环境下，人们依然顽强地和暴君对抗，和命运抗争，我想做的就是让人们见识到他们这群人的高尚和尊严。我曾亲眼目睹苦难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个人伤害和群体伤害：例如容纳了上万名难民的难民营，没有人愿意想起这些难民或是和他们打交道；又或者是正在侵蚀雨林的刀耕火种式农业。有意思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