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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西部
在我二十几岁操作着一些大型设备从事耕种的这一段冒险经历中，我娶了一个名叫马西娅·邓肯（MarciaDuncan）的奥马哈女子。虽然我们本意都是好的，但是最后我们并不合拍，所以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我当时还很年轻气盛，焦躁不安，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我要干什么。我向父亲征询意见，说我想去由他敬重的人开办的公司里学习学习。我们讨论了几个选择，都是伯克希尔公司控股的不在奥马哈的公司。父亲说，他会帮我找一份工作，“但是你要从底层做起”。我完全可以接受。最终我选择了加州的时思糖果（See’sCandies）。
我一开始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和时思的一位备受信赖的资深维修工程师一起出差。时思糖果的店面几乎千篇一律，色调永远是黑白相间，地板也是由黑白相间的瓷砖拼成的。大多数销售员都是女性，身穿带有黑色蝴蝶结的白色连衣裙。每年，工程师都会从加州去得州和西部的其他州出差，检查大量的时思糖果店铺，以确保每样东西都得到很好的维护，还会给这些店铺来个大清洁。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个80岁的老头，但是我知道他实际上要年轻得多。当然，和一个以自己工作为荣的同事共事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之后调到了生产和包装部门，在那里，我负责订购每天的订单所需的包装盒。
订购包装盒听起来小菜一碟，但是它的数量要与产量相一致。如果订购出现错误，不能满足糖果订单的需求，就会对生意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订多了，盒子又会积压在走廊。我们定期会有消防检测，如果走廊堆满杂物通行不畅的话，整个工厂可能会被勒令关闭。
时思的一些员工并不待见沃伦·巴菲特的儿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有一次，一个同事订购了两三倍于我们通常所需的包装盒，就是想引发刚刚我说的消防检查的问题。我的上级把我叫过去，说我犯了个这么低级的错误，要解雇我。他给我看了看包装盒的订购单——签的是我的名字，但是我指出这一看就不是我的字迹。之后他们进一步调查，发现是他人所为，而这个人一直对我获得这份工作的方式感到愤愤不平。
我父亲想让我在这个行业里至少待上两年，真正学到些东西，我也答应了。我还算喜欢这一行，在时思也交了些朋友。然后我遇见了德文。
当时除了时思糖果，我的另一个选择是纽约州的《布法罗晚报》（BuffaloEveningNews）。我遇见德文之后，心想：“谢天谢地我没有去布法罗！不然我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德文。”她那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而且是位极为出色的母亲。我在时思的最后一年，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与此同时，我也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念书，这一次的目的是发现我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么做，才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但是我一直很怀念奥马哈。尽管我很喜欢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上课，但我还是想和德文结婚，也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如果在南加州定居的话，我觉得有点儿不合乎情理，所以我们搬回到奥马哈。之前我在那里学习如何使用重型设备，所以还有些朋友熟人，一回去我就承包了一个项目，修剪河边几英里堤岸上的杂草。我们结婚之后的两个月里，德文就怀上了HWB。
当我们搬回奥马哈之后，我开始更加认真严肃地对待务农这件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内心平静下来了。务农对我有种神奇的作用，特别是种植和收割。尽管对于那些不习惯干农活儿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单调无味，没完没了；但是对我而言，花时间驾驶农业设备在田地里做些基本的农活儿让我觉得非常踏实，精神焕发。
当你坐在一台拖拉机里，或者开着一辆收割机时，你必须注意你手头的工作，从而简化了你的视觉世界。我开始看到一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东西：鹰和草原狼；日落和月出；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玉米秆会呈现出黄色、橘色或其他颜色；下过雨之后，土壤会在太阳出来的时候闪闪发光，变干的时候会从黑色变成褐色；狐狸飞奔进玉米地；亮绿色的迪尔设备立在金灿灿的、被风吹打的谷物旁边。
我那时还没有相机，但是我很想向德文和孩子们展示我在地里看到的景象。HWB那时还小，但是我们有四个女儿，她们都很喜欢拍摄动物和大自然。德文的女儿埃琳有一部傻瓜相机。我问她可不可以借我用来捕捉我在地里的某些瞬间，这样我就可以跟家人分享那些令人陶醉的美景。
德文知道，拍摄这些景象似乎开启了我内心的一扇门。我之后听到她跟别人说：“豪伊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严肃认真，而且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变安静了，不再到处开玩笑或是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大自然的光线、颜色和景象都深深地触动着他。人们都说从豪伊的摄影里仿佛看到了他的灵魂。”
德文去内布拉斯加家具城（NebraskaFurnitureMart）给我买了部很好的相机，是一款宾得35mm单反相机。我立马上瘾了。我对饥饿问题的认识之所以越来越深，摄影功不可没。从那以后，我对相机爱不释手。
早期的时候，我每次去旅行，都会拍摄自然风景。但是即使我的任务是拍摄大猩猩、北极熊或者美洲狮，我也会鬼使神差地把镜头转向那里的人。生活在那些濒危栖息地的人们通常一贫如洗、饥肠辘辘。
为了捕捉最好的摄影画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注意诸如光线和空气质量这样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村落里，会有有毒的烟雾，村民完全暴露在这些贴近地面的有毒烟雾里，时间长了，对肺部有害。烟雾可能来自垃圾焚烧，或者是残留的炭火。不论来自什么，这种难闻的烟和气体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对小孩儿更是如此。它存在的原因是人们很贫穷，不论烧的是什么，都是村民迫于维持生计。
另一个让我着迷的原因就是，不论被拍的人多么清贫，他/她总会有几个小宝贝，或者一些表明他们身份的东西。在难民营里，曾有妇女拿给我看带有子弹孔的锅或者沾有血渍的裙子，这些都能证明她们曾经有过的可怕遭遇。一些小孩儿，可能会给你看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小玩具，比如脏兮兮的小娃娃或者小型玩具车。当你拍摄他们的宝贝时，他们特别自豪。因为这证实了他们的宝贝确实非同一般。
为了获取一个画面，你可能会让自己身陷险境。有时你专注于构图，完全忘了这一点。很多摄影记者都觉得，只要手持相机，就有种要报道真相的使命感。问题就在于，尽管你幻想你手持揭露真相的武器，但是这部相机并不会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保护你。我曾经就为了拍摄一些有震撼力的照片，身陷危险之中——比如说，在阿富汗距地面14000英尺的黑鹰直升机上冻得瑟瑟发抖；受到北极熊的攻击；在塞拉利昂钻石矿周边，和手持铁锄的愤怒男子对峙。
对我而言，塞内加尔的那个戴着脚铐的小男孩就是众多饥饿的面孔之一。这些戴着脚铐长大的寄人篱下的孩子们，需要残酷的老师来养活，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呢？在过去10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目睹过各种悲剧，也了解饥荒所能引发的痛苦，有时这些画面让我深感绝望。每当我站在镜头后，我都告诉自己搜集证据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图像迟早有一天会帮助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这就是我在情绪上的应对机制。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切还是让我觉得沉重。
几年前，我做了次背部手术。当时麻醉感还没退去的我，从病房出来的时候神志不清，德文陪在我身边。她之后告诉我，她那次仿佛听到我“心碎的声音”。我一直在呜咽，“那些苏丹人民，他们都在垂死挣扎。母亲们无法帮助她们的孩子。没有人懂这一切。人们都在先后死去……我也无能为力……没有人在意……还有生活在乍得的人民……他们也命不久矣。我拯救他们的速度还不够快。不论我怎么努力……”德文诧异药物作用居然让我说出了这些话——我们发现，这是藏在镜头之后、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我刚刚结束了一段为期一周的旅程，其间我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许多都有独特的意义。我发现，如果你向别人展示你拍摄的一张痛苦的小孩儿的照片、一张航拍的难民营的照片，或者一张被砍掉了树木的山坡的照片，就能很有力地让别人也感同身受。摄影已经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是如何最大化利用我的40次机遇的。
故事5 因为“阿尔打电话来了”
德韦恩·安德烈亚斯（DwayneAndreas）才华横溢但个头不高。所以，那天当我抬起头看到他略显笨拙地拖着一大摞有两英尺高的书刊报告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肯定出什么事了。那是1994年，我当时还在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ADM，中文简称阿丹米公司）工作。阿丹米公司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加工企业。而德韦恩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一般不会自己亲自送书刊信件，而那天他把一大摞书堆在我桌上，大声说：“豪伊，阿尔打电话来了，我们要帮他摆脱麻烦，让股份公司的那些家伙接受生物多样性这件事，要快！”
我已经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两年了，是董事会的成员。我肩上的担子不少，既要开拓中美洲的市场，担任阿丹米公司的官方发言人，还要负责关注公共政策。我的办公室紧挨着德韦恩的侄子——阿丹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马蒂·安德烈亚斯（MartyAndreas）的办公室。德韦恩告诉我他想要我通读这些材料，然后写一篇专栏文章，争取在下周之前把它刊登在某个主流报刊上，随后转身就走。我知道马蒂一定听到了德韦恩刚刚和我说的话，于是我走到隔壁，问马蒂：“谁是阿尔啊？”@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马蒂微微一笑，“美国的副总统——阿尔·戈尔。”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与第一届地球高峰会议时隔20年。那次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主题是气候变化、发展与生物多样性。1992年，戈尔当时还是参议员，他在峰会上倡导生物多样性并警告气候变化的危险。两年之后，他成了美国的副总统，但仍然受到来自大企业各部门的阻挠。那时，美国参议院刚刚否决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特别是代表畜牧业游说议员的团体最为反对美国政府加入此公约，而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及之后，已有168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戈尔给德韦恩打了电话，他坚信阿丹米公司以及所有的农业企业都应该支持保护生态系统。德韦恩拥有一种从纷乱局势中审时度势找出问题关键的天赋，并且以在政界友人众多而著称。他知道如何维系这些朋友。
现在我回过头来想，那一堆摞在我桌上的文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事农业是我自己身体力行去应对粮食问题的方式，摄影是我的感情应对方式。但是这个项目却为我提供了一个知识框架，让我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问题的全貌，了解到环境保护和农业问题彼此交织、相互联系，而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说实话，如今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联系。
在阿丹米公司的日子
1982年，德文和我已经从加利福尼亚搬回奥马哈了。我开始自食其力，靠耕作和在埃塞克斯公司（EssexCorporation）工作来谋生。埃塞克斯是奥马哈市的一家多元化建筑公司。我热爱耕作，享受在埃塞克斯的工作，但我还是略感不满足，老惦记着祖父的事业。
我的祖父，霍华德·H·巴菲特于1943~1949年担任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其后又在1951~1953年再度当选。他的家庭从事杂货生意，在投身政界之前，他就开始经营自己的股票经纪事业。他是一位彻底的共和党人，坚信民主至上的价值观，认为民主值得美国公民去珍惜和保护。然而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父亲沃伦不仅是成功的资本家，也是位民主党人。我的父母最初都不是民主党人，但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转向支持民主党。我完全赞成公民权利，这点和我父母如出一辙，但在政治上却与我的祖父站在一边，因为我喜欢一个有智慧、精简而又仁慈的政府。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我。
我对政治总是很感兴趣。1988年的一天，我在看《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WorldHerald）的时候读到，道格拉斯县委员会10年来首次有两个职位面向社会公开竞选，而且不允许现任者参与竞选。我给德文打电话告诉她我想去竞选。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县委员会？”她问我。我不知道。
我给母亲打电话，让她帮我出出主意。县委员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很多，不比地方国会选区少多少，“你应该先去竞选教育委员会，”她说，“一步一步来，慢慢进入县委员会。”
虽然这个建议合情合理，但我还是觉得当选的概率不小，因为有两个空缺的席位。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了。所以，我去问我的父亲：“如果一个人竞选失败了，人们会看轻他吗？”
“绝对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