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相对减速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人口红利”逐渐衰减。例如，日本于1970年中后期进入老年型社会后，劳动力增长速度放缓，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逐渐滑向低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除三年自然灾害外），如1962—1971年期间中国持续10年超过3％的出生率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婴儿潮”。建国之后前20多年的“高生育期”导致中国人口猛增近4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育率下降，70年代末之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幅度越来越低，我国逐步迈进了低生育率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正好与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背景有效地结合，推动着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导致80年代以后劳动力非常充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加上市场容量的急剧扩张，吸引了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和企业转移到中国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门大开，国外资本和技术像挡不住的洪流一般涌进中国市场。发达国家由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其他国家，而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加上中国政府提供给外资极其诱人的优惠政策，中国成了外资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首选地。
就这样，中国企业成功地抓住了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产业转移时机，利用跨国公司将制造基地转到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地区的机遇，培育和发展了自身的制造业。找到了在全球分工中明确的位置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三大世界级制造基地。
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利用了“人口红利”，是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我们看到，市场经济越是深化，市场竞争越是激烈，中国收获的“人口红利”越多，也就是更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认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企业家可能根本不了解比较优势的原理，也不关心整个国家要素禀赋的提升。企业家始终关注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始终关心的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企业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并且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变动能够充分且灵活地反映要素对价格的变动，只有这样，企业家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才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技术以及产业，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唯一途径。因此，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调整资源分配。
从林毅夫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的制度性基础，而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性动力，是把“中国制造”成功推向全球的“主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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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换技术”的悲哀（1）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引进外资和技术时一直奉行的一个原则。但事实证明，奉行这个原则的结果是：中国让出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核心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换来的不是核心技术，而是资本、设备和生产线，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获得的，这其中夹杂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以及贸易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必须在本土直接面对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是不会将代表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卖给竞争对手的，而更倾向于用较为低级的技术来换取市场，以此实现自己的扩张意图。
残酷的现实告诉中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从来都是有代价的。那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边创造着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一边又蚕食着中国的市场和自主创新的平台，而后者就像病毒一样在前者掩护下在中国的经济肌体内潜伏与蔓延。可以想象的是，一旦病毒发作，对中国企业来说注定将是一场灾难。
据调查，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著名跨国公司按照合同都认真地转让了技术，而且转让的这些技术也大多是较为先进的技术，但并不是这些企业的核心技术。即使是这些所谓的“先进技术”，与跨国企业合作的中资企业也不能实现消化、吸收并创新，而只能依附于这些技术一味地搞市场扩张，到头来，中国巨大的市场“蛋糕”被国外企业如“狼进羊群”般瓜分，而技术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更是认为，“以市场换技术”纯属“自欺欺人”，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他认为，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就很难再抢回来；第二，让了市场也不见得会得到技术，即使得到了也不会是核心技术；第三，给外资让出了市场会废掉自己的技术；第四，让出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
2006年“两会”期间，一份题为《加强自主支柱创业自主创新，防范经济殖民化》的提案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事实依据。提案指出：我国三大支柱产业80％的产业主权已被外方所控制或主导。2005年我国信息产业（制造业）总产值的77％、增加值的79％为外方（三资企业）所主导，汽车工业（轿车工业）90％的产品为外方所主导。这对我国的经济、科技、人才、国防、政治等国家重大安全，都将造成严重威胁。
该提案还罗列了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以及摧毁中国自主创新平台等六大“罪状”，跨国公司所到之处，当地的自主创新就会变得很困难。他们主要通过如下手段实现技术垄断：
第一是市场策略。一旦本国产品面世，跨国公司马上就会将价格压得很低，使本国产品不得不赔本销售，高昂的研发成本无法增加回报，研发团队士气涣散，队伍瓦解。
第二是人才战略。跨国公司以高于中国数倍或数十倍的薪水将中国企业的研发团队中的核心人物挖走，或将之纳入自己的研发团队，或束之高阁，让中国长期的技术投资归零。
第三是技术战略。如果中国真的研发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国家跨国巨头就会联手来对付中方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制造压力，或者以他们掌握的国际技术标准霸权加以*。
“市场换技术”的悲哀（2）
第四是政治战略。跨国公司对各国政府的经济决策部门都有强大的影响力；相反，中国的自主创新企业却往往缺乏如此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部门利益的考虑，常常使一项自主创新技术只能得到本部门的保证，得不到其他部门的配合。
第五是舆论战略。当对跨国公司的崇拜情结四处弥漫时，跨国公司的产品等于在中国有了一个巨大的、免费的、口口相传的广告，使其产品可以在中国得以高价畅销。
第六是政策战略。当中国到处招商引资，以引进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的业绩时，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各地方政府的竞争，享受超国民待遇，极大地降低土地、人力以及资本的使用成本。
除了应用上述战术之外，外资企业还通过直接并购控制关键技术，占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近年来，在我国实施并购的大都为著名跨国公司，国际石化巨头埃克森美孚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国际著名电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国际水务巨头法国威立雅公司和通用水务集团，世界第一大啤酒生产商美国AB公司，花旗和汇丰等国际知名银行，欧莱雅和雅芳等知名化妆品生产商，沃尔玛、家乐福和麦德龙等零售业巨头，都先后在我国实施了并购活动。
外资并购的模式也在随着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创新。以往的外资并购不外乎是采取协议收购、向外资定向增发B股、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与中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而后收购上市公司核心资产四种模式，而近年来，资产收购市场更多的是通过拍卖方式竞买上市公司股权、通过要约收购H股等方式取得企业控制权。另外，随着我国政策的逐步放宽，国外跨国公司还可能采取从资产管理公司接受股权、从债权人手中接受债券然后转化为股权、以融资方式参与管理者收购等方式并购我国企业，并进一步获得控股权。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外资并购已经不再单纯地出于财务投资的目的，而是更多地想获得企业发展的控制权，而并购的目标也大多定位于某产业的龙头企业，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其自身在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而实现这一目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摧毁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使其失去核心竞争力。
据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显示，外资企业并购我国企业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摧毁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一是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关键技术。例如，锦西化机在被西门子并购时，西门子轻易拿走了该厂的透平机械核心技术；舍弗勒公司迫使西北轴承退出合资公司，将合资公司变成其独资公司后，还留下了西北轴承长期的产品设计图纸、NXZ品牌、铁道部颁发的生产资质等。（也就是说，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在并购中不断地流失。）二是限制被并购企业的研发活动。我国企业被外资控股并购后，外商大都取消原有企业的研发机构，减少研发费用，限制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有资料表明，我国“三资企业”的平均研发费用仅占销售收入的，其中合资企业为，外资企业为。
无论是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核心技术，还是限制其研发活动，都可能使我国的国内企业丧失自主研发能力，外资则可以利用其技术优势占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将中国企业牢牢地固定在其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下端，既没有知识产权，也没有核心技术，最终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属品。
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从政策层面也制定了诸多限制与封锁技术的障碍。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从新中国建立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一直实施严格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949年，这60多年来，虽有调整，但本质未变，一些涉及军事科技或者较为敏感的技术都被设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它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安全防范上的考虑一直超过其对经济利益的考虑。
近些年，美国国会多个委员会就中国试图获取美国的敏感科技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商务部也于2006年7月曾提出加强对华出口管制，涉及的商品从飞机部件、机床到医用化学品，从微处理器到音乐设备，不一而足，并在美国政府原来的出口限制清单上增加了新的项目，其中包括强力雷达、高效能计算机和可以用于反坦克武器升级的贫铀等。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提前感觉到了“市场换技术”带来的潜在威胁，因此，摆脱发达国家设定的“技术陷阱”已是迫在眉睫。认清跨国企业对中国技术转移的真正目的是我们制定下一步应对政策的首要前提。
在现阶段，完全摒弃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时宜的，但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后发优势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还是可取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才能摆脱依靠技术转移的困境，笔者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主创新。推进自主创新，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实现自主性发展的历史性选择，是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从利用比较优势到依靠自主创新的转变，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些非常简单的理念上，那就是大国发展之路。要实现科学技术的追赶与超越，只有积极推行自主创新的战略。中国要想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工业化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发达国家在政治及经济领域的压迫与剥削，实现“自救图强”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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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压力的由来（1）
2005年7月21日，中国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出台以来，人民币进入了升值周期，对美元的汇率逐年升值，且升值趋势不减，到2008年7月底，在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币升值已经超过17％，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改革之初的：1调整到：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后，由于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市场一度混乱，风险偏好的转移造成美元曾一度成为全球货币市场的“避风港”，美元成了“避险货币”，从而令其贬值的态势发生扭转，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一直在～的区间内波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我们要探讨人民币到底要不要升值或怎么升的问题，一定要先深入了解货币汇率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以及货币汇率的变革可能带来的利益和风险，从长远的战略性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