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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事关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中国国家主席*2009年9月22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本次经济危机后，很多国家都将经济重振计划的重点放在低碳、绿色经济上。
然而，各国对于低碳、绿色产业兴趣的增加，或曰产业策略上的转变，不仅仅反映了各国对于环境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蕴涵了更加深刻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肇始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元气大伤，而低碳、绿色经济不但是这些国家重新提振本国经济发展的新型引擎，同时也可当作遏制发展中国家崛起和发展的有力武器。
如今华尔街刚刚从阵痛中平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迫不及待地高举低碳、绿色大旗，利用、歪曲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企图掀起一场在环保的华丽外衣下隐藏的经济战争。下面将就中国在后危机时代所遭遇的新型封锁——碳封锁——进行介绍，并试图在这场大国之间的残酷竞争中寻求突围的路径。
碳货币——世界新规则
碳货币一说缘起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与成熟，而碳交易市场的兴起则应归因于《京都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所规定的关于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
为了改善全球气候变暖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将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京都议定书》则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大会（1997年）上得以通过的，因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故有此称。
《京都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的排放任务做出了规定：至2010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比1990年减少，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减排义务。同时，为了促进、激励发达国家完成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因此，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各发达国家在履行减排义务的同时，也在致力于发展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多层次深化、财务结构日益复杂、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 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
突破“碳封锁”（2）
在全球有形商品贸易体系之外，《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在其设定的三种交易机制下，碳交易风生水起。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而这样一张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版图的核心正是基于现代国际组织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油价商品——碳信用。
在碳交易市场中，发达国家通过发达国家间的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在“清洁发展机制”下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获得碳排放权，并在交易市场上对其进行买卖。由于发达国家对这个市场空前热情的参与，碳排放权也已成为颇具交易价值的金融资产，其金融属性日益凸显。在金融危机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潜力极为惊人，因此作为碳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国家货币则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我们称这种用来计价和结算碳信用的货币为“碳货币”。根据事实我们可以看出，碳货币正在形成之中，并且碳货币的产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要遵循从计价货币到储备货币再到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工业革命后，蒸汽机时代到来，而蒸汽机的动力来源——煤炭，必然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大宗产品。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之所以从英国发端并蓬勃发展，是因为其丰富的煤炭储藏量，由此所带来的能源控制力，对于推动和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内燃机革命又掀起了“石油革命”，而美元则顺势取代英镑成为新的世界货币。
“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条简单而又明晰的货币地位演化之路。循此规律，在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目标模式的未来，伴随着能源清洁技术的突进，新的能源崛起将超越以往单一能源主导的旧模式，而代之以一系列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新的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正是连接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
我们有理由设想一下，在未来货币体系演变中，与碳交易的捆绑程度，将成为主权货币或者区域货币脱颖而出成为世界货币或关键货币的重要条件，而捆绑的起点仍是标价权，我们称之为“碳交易—关键货币”霸权。
突破“碳货币”封锁
在我国提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后，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通过在金融危机后我国先后与韩国、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签署的六笔总额为6 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项工程上的决心和效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口碑和实力都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人民币已经在国际贸易中担任起结算货币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打破现有货币格局的不稳定状态，使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为多元、合理、稳定的方向前进。然而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则是他们将要面对的、对于已有货币体系所形成的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
突破“碳封锁”（3）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于构建碳货币的热衷，多半的原因还是希望借助中国在碳货币上的劣势阻碍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欧盟、美国、日本都在为碳货币摩拳擦掌，对于碳交易市场已比较发达的这些国家来说，碳货币是夺取货币信用优势的绝佳机会。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在碳交易市场上是后到者，且因我国金融环境也并不成熟，因此要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目前碳交易市场已被欧美等发达国家垄断，为突破碳货币的封锁，在碳货币这一新战场上取得优势，中国应该在这一市场上奋起直追。
第一，中国应构建、完善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中国不应满足于“清洁发展机制”下最大供给方的身份，虽然基于项目的合作是碳交易的一部分，但在“清洁发展机制”下的碳交易中，中国企业进行碳交易的成交价格总是被压得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很多（某些项目中，中国企业卖出的核证减排量的价格甚至只有国际市场的一半）；另一方面，从碳货币形成的路线来看，我国还是应该拓展标准化的碳交易领域，推进在碳交易中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进程。目前，先进入世场的发达国家正在暗中构建碳交易市场的规则，为避免落于人后，我国应加紧构建并完善自己的碳交易市场，开发更多高端的碳金融衍生品，通过碳交易市场谋取碳市场定价权，使本国的碳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挂钩。2008年，我国北京环境交易所和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已经成立，但由于相关法律的空白，这些交易所尚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
第二，应解决金融环境及制度建设滞后问题。碳交易市场的背后必然需要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持，因此中国同样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加快我国金融业改革和成熟的进程之上。在国际市场上，碳交易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早已成为各个国际金融机构投资的新业务。有报告称，碳交易正在成为对冲基金最重要的投资新领域，而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碳交易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领域，因此少有人去尝试。对此中国应鼓励金融企业积极参与到碳交易活动中，此外，政府相关机构也应针对碳交易市场这一新型市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个颇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使我国的碳交易由低端迈向高端。根据报道，中国将于2010年启动国内碳交易市场，为了保证国内的碳交易市场能够在健康、高效、公平、透明的金融环境中运行，政府必须加快建设与该功能相配套的管理体系以及产品交易细则，以期能够获得这场“碳拉力赛”的入场券。
突破“碳关税”封锁
如果说碳货币是发达国家利用本国在碳交易市场上的优势以阻碍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的前进步伐的话，那么碳关税则是发达国家打着环保、减排的旗号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上的制裁，并希望借由西方社会舆论的压力，胁迫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
碳关税一说首先由美国提出，其核心是对于无减排压力的国家出口的商品征收高关税。由于《京都议定书》中对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施减排压力，因此拥有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出口大国双重身份的中国必将成为“碳关税”的首选目标。
突破“碳封锁”（4）
如果从效果来看，发达国家的这种决定无疑是短视的。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很多平台可以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责任分配问题进行友好的磋商和探讨，而征收“碳关税”对此非但毫无益处，反而是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向了对立面。如果欧美等发达国家真是为了敦促发展中国家落实减排措施，适应低碳、绿色经济的发展，推出“碳关税”不仅不能实现此目的，可能还会“逼良为娼”，导致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引起全球贸易大战。
可见，发达国家重提“碳关税”，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实现减排，而是想通过“绿色屠刀”执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本系列图书之《大国博弈》中，我们对此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剖析，在这着重分析中国的应对之策。
为突破碳关税的封锁，在这场以“绿色”为名的贸易大战中抢先占据制高点，突破“碳封锁”，中国应该积极部署应对之策，做好准备打“持久战”的准备。在战略上，中国应做到攻守兼备，收放自如，最大限度地掌握战场主动权，一步一步突破封锁，建设自己的“阵地”。
第一，积极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发达国家对碳关税的热衷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低碳、绿色经济已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发达国家以此为武器对中国经济进行要挟和封锁，既占据了道德优势，又有机会谋取实际的经济利益。事实上，我国对于气候问题也非常关注。早在2007年我国就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彰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负责任的态度。对中国来说，如果希望在未来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那么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尽早发展低碳、绿色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对高排放量的产业进行改造，同时，也应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特别是高耗能产品的依赖程度。
第二，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在减排问题上，由于中国经济水平的限制，以及在产业结构上之于低碳、绿色经济也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中国与发达国家承担同等的责任，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中国如果因为碳关税而放弃了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力，那么无疑就落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圈套。对于中国来说，不应从减排问题上对发达国家的妥协中寻求碳关税封锁的突破口。2012年以后，后《京都议定书》将正式实施，需要中国注意并为之努力的是，后《京都议定书》应该以《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的形式出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应该是后《京都议定书》的基石。中国一方面应对碳关税的征收采取措施，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延续“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第三，有效利用国际规则对抗不平等待遇。中国对于碳关税不能仅限于口头上的反对或抗议，而是应该从实际的角度寻求应对措施。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发起的对中国征收碳关税的措施从理论上说不太可能被WTO叫停，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经济学家樊纲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我国先对本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中国对本国企业征收碳关税一方面是我国支持国际环保大趋势的实际行动，免得授人以柄；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依然向中国征收碳关税的话，发达国家的行为就变成了双重征税，这一明显违反WTO原则的提案显然不太容易被通过。
碳关税的征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面对发达国家的阴谋，勇敢地说“不”已远远不够，我国应该不断学习并利用国际规则，在国际市场上以大国的风范、巧妙的手段与居心叵测的发达国家进行周旋。如今，随着我国多年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相较于硬实力的提高，我国也应习惯于正确处理在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这场关于碳关税的争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