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文字写出来，恐怕放到基督那里也会绝望。
在阅读进入角色以后，不放过一个词语、标点，我还是很难想像《涉江》里渔父的样子。是过客还是超然的渔人，我不是考据专家，没有说服性的证据。只有模糊的判断可以让我顺着一丝线索走下去。历代知识分子似乎传承着一种慨然但求一死的心理，这种心理直接燃起了内心的烈性，批评家誉之为节烈、节操。这种孤独求败的心态导致了众多的知识分子或者别的人效仿。
从书上理解他仅仅是一个渔人，或者推断他是一个平民。我以为他是一眼看透了屈原这样贵族知识分子的弱点的人。
我一直想试图证实这个武断的推测。
“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我足。”
读完这样的句子，我总觉得屈原应该回头，甚至我偏激地认为，他应该有正视身后废墟的勇气。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隐蔽的通病，因为历史本身有它非理性的残酷一面，天才也必须正视历史和事实。屈子半醉半醒，终于没有听取渔人的劝阻。屈子投身湘流，不肯蒙世俗之尘，结束了痛苦的流放，渔父莞尔一笑，最后的结果已是今人皆知。
我们首先还是应该追悼这样的文字，我丝毫不怀疑屈子华章的魅力，如此洁身自好不与俗流妥协，说是清高已是难得。然而我迫切想解释追问渔人的话语，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不凝滞于事物，所以能跟上时世的变化。我对这句话的深思已很久。这种类似平民的语言，我觉得并不难理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自有道理也是应该，然而当个人不但不被承认反而被治罪后产生的自绝心理，会使理想的人格变得畸形。我没有贬低屈原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当毁灭性的打击突然来临，我们应该有正视事实的能力，儒家还缺乏一种积极和浪漫的精神，这样的贵族知识分子容易走入精神传承的迷宫。我总觉得屈子应该回头，虽然这已经无关勇气，无关精神、人品或意志。
在晚清的改良主义运动众多的知识分子中间，我唯一喜欢的只有谭嗣同，也许是他才能了结屈原，才能符合我心目中对理想主义偏执形象的理解。只是当我按照我的理解去理解五四的时候，我不能准确地把握这段历史的曲折和作家们笔下的隐讳。我出生于80年代，我无意划分年代之后武断地归纳每个年代的陈迹故事和狂热的诟病。和我的那些穷伙伴一样，我曾经在一个破旧的收音机里很偶然地听到过崔健有力的破嗓子。《红旗下的蛋》应该算是新一点的歌曲，专辑通红的封面和黑色的字体很容易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起来。后来崔健年纪也有那么一大把了，说听众老了，还是诗人更直接：我他妈刚喊了一声，胡子就长了出来！再后来，那诗人就多了起来，艺术家也是，把变形了的大海用带有闪亮硬木柄的刀子涂抹在画布上，告诉我说大海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我再说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已经毫无意义，就此打住，以免落得拾人牙慧。我所要说的也不仅仅是以前那个唱《大国民》和《水手》的郑智化的个人理想中的大海。想象中真正的大海已经被聪明的人类所污染，很难看到令自己激动的大浪，也许这只算是我杞人忧天的多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见到大海，翻译过来的欧化诗歌里说破了就是政治的自由和个人的情感，高中课本配套的盗版地图册劣质的油墨就可以翻印无数个太平洋。文字也好，都逃脱不了名分的关子，文字本身无罪，罪孽来自于阴暗的酒吧、僵硬得已不再激动的舌头，来自机器的复制和粘贴，根源于人的肉身和狭窄的心胸。只是谭嗣同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已经不能改变了，那种对文学和人生，对知识和仕途的理解和思考都足够让我学习一段。长久以来我就这样读着五四时期作家的文章，冥想着概念中的那个大海，我想应该在某个时候亲身站在沙滩上，寻找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海风猛烈地吹来，潮水瞬间吞没我涂抹在沙滩上的故作天真的文字和画像，消退的字迹会留给我有意义的思考。它应该和我的年龄一样有意义，对于我认识文字的本质有意义，能让我领会沧海，从浊哑的浪涛中领会自由的本义。无论是红色年代的红宝书，还是被历史无情湮没的那些华章。我觉得文字应该追求这样一种沧海的气度。沉浸于这样的梦境，以掩饰自己那些瘦骨嶙峋的文字，像孤独的少年堆砌自己的迷宫。
青春的旧宫殿已经坍塌了，患了道德冷漠症的艺术家抛弃了左翼的旗帜，在虚无之海上逍遥地漂泊，追求着波希米亚人和布拉格情调的艺术。一个又一个的标签和商标衡量着青春的价值，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在这阴暗的废墟上面对人性的冷漠和残暴失去了它的意义。五四时代和红色革命年代的火光把我们的家园焚烧成灰烬，黑色的诅咒和厌恨的眼神像疾病一样蔓延，我们已经无家可归。我们没有根基地生活着，漂泊着，文明的快餐和机器喂养着我们的身体。
是的，上路吧，勇敢地上路吧！青春不死，理想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