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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刻把李达和有关参谋找来,讲了他的方案:总部令我师进攻东阳关至潞城一线敌人。我打算袭击黎城,吸引潞城和涉县的敌人出援而予以伏击。部署上以第七六九团为左翼队,其一部于16日拂晓前袭击黎城,主力则伏击涉县出援之敌;以第三八六旅3个团为右翼队,在神头村附近伏击潞城出援之敌。
神头村是潞城东北20余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周围冈峦起伏。从地图上看,村子依坡而建,一条公路从村西的神头岭下穿过。把伏击部队摆在岭上,居高临下,确实很便利。“地形是很理想,可3个团的兵力如何部署呢?”“还是到现场勘察一下再下决心。”刘伯承连续地思考着。于是,他带着李达等人一起去看地形。到神头岭一看,发现公路并不在岭下,而是在岭上。他不禁长叹一声:“粗枝大叶可要害死人哪!”
神头岭确切点说应称它为山梁,光秃秃的只有一二百米宽,公路在中间蜿蜒而过。路面比两旁的土坎略低,离公路不远,有过去国民党军队修的一些工事。猛一看,这里地形很难埋伏大部队。一位参谋就说这个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部队展开。其他人有的反对,有的附和。刘伯承没有表态,他围着山梁绕了一圈,察看了四周的山峰、沟壑和道路。回到原地,他决然地说:我的意见是原计划不变。理由有三:
一、兵法上说“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当敌人以为地形对我不利而疏于防范时,我偏偏一反常态,可收出敌意外之效;
二、利用公路旁的旧工事来解决部队的潜伏问题。工事离公路近只20米,远则不过百米,敌人天天往来于山梁上,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只要部队严密隐蔽,不会暴露;
三、此处地形狭窄,我方兵力确实难以展开,但敌人的技术兵器更难展开,骑兵也没法左右机动。总之一句话,权衡战场地形的利弊,不能光从单方面看,而应综合敌我双方的因素。假如这个伏击点的地形开阔平坦,利于我方部队展开,而敌方也同样便于展开,结果是由于敌方技术占优势,反会陷我于被动。
刘伯承的分析入情入理,大家表示心悦诚服,设伏神头岭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返回的路上,刘伯承又谈到了这次伏击战的战术问题。他说:“这次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驻止之敌,以吸引涉县、潞城两地敌人来援,在必经之路东、西黄须和神头村予以伏击。袭击是手段,伏击才是目的。我之所以把这种战术叫‘吸打敌援’,是因为要使人一见就知道重点在打援。这一战术的关键是吸援地点的选定。这要侦察和估计敌人驻军布防的系统,那里是敌人驻军的本队,那些是敌人驻军的分支,那一分支又是敌人驻军最关痛痒,十分爱护的环节。这环节就是我们吸援的地点,黎城正是符合了这个原则的。”
3月16日4时许,左翼第七六九团第一营按预定计划,一举袭入黎城城关。日军一时不明情况,固守在房子里盲目还击,同时向相邻据点求援。
涉县、潞城守敌接到求援信号后,从东、西两个方向向黎城驰援。
设伏在东、西黄须的第七六九团主力与涉县方向的援敌刚一接触,狡猾的日军发觉有中伏危险,慌忙退缩回去。
潞城敌第十六师团辎重部队林清队和第一○八师团辎重部从屉尾队,以及自卫队,骑兵共1500余人,随带骡马1000余匹,出城向黎城增援。刚过完浊漳桥,第七七一团特务连焚桥断路。日军并未警觉,认为不过是游击队破毁交通的惯技,仍然趾高气扬地往前走。
9时许,日军到神头村休息。突然,日军队伍先头响起了枪声,紧接着,神头村东、西、北3面的枪炮一齐吐出了愤怒的火焰。刹那间,日军象枯草遇到利刃一样,倒下了一大片。残存者有的抱枪而逃,有的在军官的指挥下就地顽抗。队长屉尾中尉抽出指挥刀,狂叫着督促士兵反扑。一颗炮弹打在他头顶上,他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了。
冲锋号吹响了,指战员们从工事里、沟坎边奋勇跃起,冲进敌群里,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埋伏在纵深的指战员们源源不断地冲上神头岭
战前,刘伯承指导战士们打仗要分三部动作:用枪打头,用刀矛刺胸,用手榴弹炸屁股。这回大家全用上了。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们更是大显神通。
两个多小时激战以后,日军基本被歼灭。神头岭上,到处是打倒的敌尸和骡马,还有成捆成箱的辎重和散落一地的文件。有百余名日军突围逃回了潞城。这是由于参加伏击的一个团撤离过早,另一个团的一部迂回较迟。这说明第一二九师有的部队协同动作和纪律观念较差。对此刘伯承在战后提出了批评。
这一仗,共毙伤日军14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还抓了80多名俘虏。
一名从战地侥幸逃脱的日本《东奥日报》的随军记者,回去后写了一篇题为《脱险记》的通讯,称神头岭之战是第一二九师的“典型游击战术”。
战后不几天,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伍长在日记里写道:“第一○八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神头岭,成了日军丧魂落魄的“伤心岭”。
急袭长乐村
神头岭伏击战使邯长大道一时变得冷清起来,日军过往的运输部队明显地减少了,这就有力地牵制、迟滞了日军在晋南和晋西的行动。与此同时,刘伯承派第一二九师补充团南下道(口)清(化)铁路,协同赵涂支队、晋豫边游击支队开辟太南及道清铁路沿线的工作,并袭扰晋南日军的后方。晋西的第一一五师和晋西北的第一二○师也积极袭击、伏击日军。黄河沿岸的日军行动受阻,旷日持久,消耗增大,严令后方加快补充。邯长大道上又变得忙碌起来。
刘伯承决心再给日军一次打击,进一步破坏它的战略计划。经过侦察,敌人多用汽车运输,一次几十辆,上百辆地集队通过,沿路的警戒也加强了,显然是害怕再次被袭。邯长大道各主要据点的兵力部署是:黎城2000余人,东阳关150余人,涉县400余人,武安1500余人。
他和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仔细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可以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再组织一次伏击。这里地形比神头岭更理想,公路几乎就是一条小河的河滩,碎石满地,汽车不便行驶。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利于隐蔽和出击。在这里伏击,兵力好展开,进退两便。
3月21日,刘伯承到沁县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开会,接着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因此决定伏击战由徐向前指挥。
3月30日夜,徐向前、邓小平率师主力3个团在响堂铺周围设好了伏击圈。次日晨6时,第七七二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峧两地突然出现敌情。第七七二团以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立即报告给第三八六旅。第三八六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
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人们不免有点惊慌,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邓小平点点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徐向前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待命,令第七七二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
徐向前又让作战科副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
7时许,第七七二团的报告来了。说经查证,苏家峧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退,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方伏击企图。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马家峪至东阳关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一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
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
徐向前放心了,对参谋下令:“通知各部按原计划行动。”
9时,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森本、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到了响堂铺。他们分属黎城、涉县两个兵站,前一天才汇合到黎城。
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200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里长,活象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埋伏在右翼的第七七一团等车队过去一半,突然向它的后尾射击,激烈的战斗就此开始。紧接着,全线的枪声响成一片,机关枪、步枪喷吐出一股股火柱,迫击炮弹带着一道道弧线飞向汽车,手榴弹成堆地甩进敌群。日军毫无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手足无措,有的连枪栓都没来得及打开,就一命呜呼了。一部分日军慌乱地跳下车来,或钻到车底下,或卧在公路边,据枪还击。汽车组成的长蛇瘫痪了,有的汽车油箱中弹起火,大火迅速蔓延,滚滚浓烟随风升腾,公路上霎时形成了一条火龙。
战士们乘势冲上了公路,端着刺刀、矛子对日军猛刺。日军持枪对抗,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公路上的日军就全部被消灭了,有30余个敌人从混乱中死命攀上路南崖壁,狼狈逃逸。
伏击战打响后,西边敌人由黎城出动步骑兵300余,通过东阳关前来增援,第七七二团第三营候个正着,在关外一顿猛揍,把日军打得掉头而逃。东边日军由涉县乘着6辆汽车,倾巢出援,走到椿树岭,第七六九团打援部队实施密集火力拦击,打中1辆汽车,其余5辆吓得缩了回去。
当天中午,已经从八路军总部返回师后方指挥所的刘伯承接到徐向前、邓小平发来的电报:
黎城敌汽车共有30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180辆,约计缴获步枪300支以上,轻机枪10挺以上,迫炮4门,弹药甚多。我伤亡200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
请刘速动员至少400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
刘伯承看完电报,立即下令,司令部和供给部的干部带领战士、民夫赶去打扫战场。
徐向前、邓小平回到师后方指挥所,刘伯承笑着迎了上去,“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他由衷地赞扬着。随后,徐向前谈起了有关战况:
“大约有400多鬼子被打死,森本少佐也在里边。活捉了3个日本兵。可惜有30多个鬼子钻了我们路南山地没有伏兵的空子,突围逃走了。这次我们炸毁的汽车,加上椿树岭打援时击毁的那一辆,一共是181辆。”
“这次战斗击毁汽车181辆,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伤亡情况怎样?”刘伯承边赞叹边关切地问。
“阵亡了两位连长和一位排长,负伤的有营长、教导员各一,还有几名连排干部。政工干部表现得很勇敢,带头冲锋,打得很顽强,牺牲6人,挂彩5人,战士的伤亡数是292名,加上干部,总共317名。这次伏击总的打得不错,可是也出了一点差错,炮兵和步兵没有配合好,由于战斗过程进展很快,第七七一团炮兵在开始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没有及时前移阵地,因此误打了自己的步兵,造成20余人伤亡。”
“这是炮兵缺乏经验,要让他们认真总结一下。”
刘伯承给响堂铺伏击战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并在战斗总结中概括出了五条经验:侦察判断正确,伏击地区良好,伏击布置妥当,出击突然猛烈干脆,撤退敏捷严整。同时专门称赞了徐向前:“当时风传在我后路上苏家峧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
神头岭、响堂铺连续两次伏击战和八路军在晋东南、晋西的作战,使晋南日军痛感后方不稳,交通运输受到严重威胁,向黄河对岸的进攻有后顾之忧,于是决定调整部署,回过头来先对付八路军。
3月中、下旬,日军第一○八师团在晋西南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等部队英勇抗击,采取先疲后打、袭扰诱歼、奇袭猛攻的战术,前后歼敌近2000名,陷敌于惊恐不安之中,迫使敌人退缩同蒲路沿线,转攻为守。第一一五师乘势分兵发动群众,创立晋西抗日根据地。
4月初,日军转向晋东南用兵,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分兵津浦路的情况下,仍倾全力抽调了所属各师团步兵8个联队,骑、炮、工、辎重兵各一至两个联队,共计3万余人,对第一二九师和太行根据地发动了九路围攻。
日军从东、南、西、北4面进犯。东南驻邯郸地区的第十六师团一部由邯郸、邢台分两路西进;南面驻临汾、长治地区的第一○八师团作为主力,由沁源、沁县、长治分三路北进;西面驻太原地区的第一○九师团一部由榆次、太谷分两路东进;北面驻石家庄地区的第一一四师团一部由阳泉、赞皇分两路南进。合击目标是清漳、浊漳两河之间的武乡、榆社、辽县地区,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九师主力,预定4月8日开始行动。
刘伯承与徐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