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 第3部分

我父母一个被分到了西安，一个被分到了重庆。那个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过类似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分居两地的经历。那时想调动工作，尤其是跨省调动，非常困难。他们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团聚，最后才一起调回到南京，因为我爷爷奶奶都在南京—虽然折腾了两次，但最后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到南京之前，我并没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过。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庆来探亲一次。在童年的很长时间里，我对父亲的印象都很模糊，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员一样好听的普通话和他用的照相机—都是禄来、哈苏之类现在仍然价格昂贵的德国高级相机。

我爸是摄影记者，我们家有很多照片，都是当年他当新闻记者时拍的，那是我们家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都是电影胶片机，新闻记者都用这种机子，现在电视台里拍胶片机出身的摄像几乎没有了。

当年我父亲扛着电影胶片机几乎跑遍了陕西所有的县，也拍摄过很多中央领导到陕西视察的新闻。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陕西参观访问，我父亲在旁边拍摄，他的同事把他也拍进了照片里。小时候在家里，每次我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式的照片都觉得父亲很伟大。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当年都保存在家里的很多电影胶片盒里，那些铁质的大盒子后来主要用来放我的饼干之类的零食。遗憾的是，几次搬家加上后来父母离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着了，非常可惜。

父亲给我和我哥拍过很多非常生动的照片，现在看来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现在的单反相机都是自动对焦、自动测光，虽然也可以手动，但是相机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当时父亲用的是双反相机，取景一个镜头，成像一个镜头，取景还是竖式的，用好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是相当需要技术的。当时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闹玩耍的照片，手动曝光，手动快门，还要抓情绪，考虑构图，还不能浪费胶片，拍完之后，还要自己在暗房冲洗。小时候看这些照片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自己玩相机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厉害了。老爸现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机给他，让他没事儿拍着玩儿，结果他却说不拍了，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些日本相机我不会用。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团聚后，我去过西安两次，都是去过暑假。我还记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后，外婆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菜园坝火车站，找了个列车员熟人把我送上火车—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最多也只能够上列车员了。说是让列车员关照我，但人家忙着呢，哪顾得上我。那个列车员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车员休息室，让我在里头坐着。我也听话，挎着一个小包就傻乎乎地坐着，看见她开始扫地了，我还过去帮忙。列车员阿姨连忙说：“别动别动，好好坐着，别乱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时从重庆到西安要坐两天火车，出门前外婆一再叮嘱：“中途在哪儿停站都别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时候你再下，那是终点站。记住，等一车的人都走的时候你再跟着走。”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说好。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一路听见广播里报站，等到听见“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迟疑地跟着下车了。但是西安站那么大，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儿来说，那个世界瞬间变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么多火车来来往往，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我就记着外婆叮嘱的—跟着大人走。于是，我就跟着我们那一列车上的我认得的人走。出去以后是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妈和哥哥会来接我。

当时也就到大人屁股那么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里，也不知道害怕，谁也不认识，就那么懵懵懂懂地出站了，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我哥叫我的声音。

暑假过完，我又按照之前来的程序，坐上回重庆的火车。想想现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让孩子这样出门，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治安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大雁塔、华清池、兵马俑这些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但没什么印象了，只对一顿饭印象特别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别高兴，带我们下馆子。那是一个国营大馆子，叫“五一饭庄”，当时是西安最高级的大饭店之一。下馆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高级的体验，因为在重庆，节俭的外婆认为下馆子是有钱人和不会过日子的人干的事儿。她什么都是买回家自己弄，把家里的伙食操办得很好，所以我在重庆就没有下过馆子。

那天在五一饭庄我和我哥一人点了一碗面，是有浇头的那种，还有两屉小笼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笼包，一口下去我就震惊了，完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回重庆之后，我对小笼包子的幸福回忆持续了将近一年。童年的我心里暗暗地想，我要是当了皇上，天天让御膳房做小笼包子给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笼包子仍然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

几个月前，在化妆间我偶然跟黄菡讲起这段经历，没想到她也在西安待过，家里人也带她在五一饭庄吃过饭，甚至也特别说到了那里的小笼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九七八年。黄菡比我大四岁，当时她在西安上学，住在亲戚家。听了她的话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个八岁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互相不认识，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饭庄，吃着同样的东西。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两个小孩儿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时出现在了今天的《非诚勿扰》上，这是件多么神奇的事儿啊。

5、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说的人—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我妈在重庆电台最要好的同事黄阿姨。她是电台的资料员，前几年她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我妈接到黄阿姨女儿报丧的电话时，我正好在吃饭，看到我妈拿着电话听了没有两分钟突然放声大哭。

我小时候逢年过节有一半时间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这个黄阿姨家。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只要妈妈不在，去的就是黄阿姨家。前面说到的，我妈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黄阿姨家。黄阿姨家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小勇，女儿叫小辉（多么朴素的名字），我们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我妈去西安了，我在重庆，只要放暑假，黄阿姨都到外婆那里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阵子，每年如此。

黄阿姨话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贤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妈。她老公姓陈，长相酷似朱时茂，也不怎么说话，我一直叫他陈叔叔。陈叔叔是原重庆红岩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他们家。“文革”期间上上下下都在搞运动，陈叔叔却在家里攒零件，省吃俭用，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九英寸的。在当时电视机是高科技的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机拿到院子里放，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一天就播两个小时，就跟看电影一样。

现在我回重庆去，就看望两家人，一个是舅舅，一个就是黄阿姨的儿女。在我看来，黄阿姨家姐弟两个，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他们带给了我童年最为快乐和幸福的回忆。

第五章　我眼中的重庆

我在重庆生活了十二年，没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很难真正了解并理解它。这座城市在我看来有着非常特殊的性格，其色彩之鲜明之浓烈，超过其他很多城市，而重庆人的性格也像这座城市一样，格外地鲜明、浓烈。

1、重庆特色

重庆火锅全国闻名，但在前些年重庆市市政府曾经发布的“官方城市名片”中，排第一的不是火锅，而是美女，其次才是火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美女排第一的道理我懂，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重庆的水土只养女人？重庆的女孩儿个子都比较高，皮肤也好—皮肤好倒可以理解，可能是在雾都终日不见阳光，有一种病态的白，打扮得也比较洋气。可为什么重庆男人的个子不高，长得也土气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漂亮的女孩儿如果性格温柔，在男人看来，这就完美了，但重庆的女人大多都不那么温柔，整体性格都很泼辣。我没有一次上街不碰到重庆女孩儿吵架骂人的。而在我的印象中，一群重庆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能说，但只要有他们的女人在，就会变得都特别。重庆女人在外边基本上都会给足男人面子，随便男人怎么表现，都给他们挣面子，但是回家里以后，大多数都是女人做主。从我的家庭，到我所认识的周围的朋友、邻居家，无一不是这样阴盛阳衰。

这仿佛是重庆社会的缩影。

2、浓烈的感情

重庆人的情感特别浓烈，容易狂热。流行文化总是一阵一阵的，比如当年的呼啦圈、蝙蝠衫什么的，全国都是流行了一阵子就过，唯独在重庆流行得比其他地方都更狂热、更持久。重庆人干什么事儿，都是一窝蜂一窝蜂地去干，这跟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他们好像天生就是这样。

重庆人挣钱不多，但特别容易满足，尤其是通过吃饭的方式满足。他们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似乎都体现在了饭桌上。每次我到舅舅家或者黄阿姨家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弄了一大桌好菜。一顿饭吃完，我基本上都是吃到嗓子眼儿了，两口茶刚喝下去，他们又问了：“晚上你想吃点儿什么？”真没办法。

重庆人特别热情，但似乎又太不善于表达热情，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后，才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热情。我的重庆朋友没有几个会说话的，尤其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感情，只有处的时间长了才能用心感受到。我离开多年之后回重庆见亲戚朋友，一般来说，那么多年没见面了，总会热情拥抱或者寒暄什么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表情跟昨天还见过我一样—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都刻在心里。

3、自恋的重庆人

重庆人的性格中，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自恋。他们有一种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最典型的体现是美食和方言。

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喜欢川菜和四川小吃（重庆菜也算在广义的川菜里了）。重庆人因此对他们的美食特别自恋。自恋到什么程度？只要有重庆人调到外地工作或者移居外地，重庆老乡碰到他们都会问：“那地方的菜怎么吃啊？怎么吃得下去啊？吃那些东西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啊？”并且你会发现他们在说这番话时发自内心的同情溢于言表。重庆人其实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但他们偏偏很难接受外界的食物。在他们看来，只有吃重庆菜才能生活。我妈离开重庆都那么多年了，现在遇到重庆老乡，还是每次都会被问及上述的问题，而且你永远也不会听到重庆人夸别的地方的什么东西好吃。

这种对饮食的优越感和他们的狂热天性一样，和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从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全都一个样。重庆日报社、重庆电台，这都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那里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因此我也觉得特别奇怪—难道他们没有去过重庆以外的地方吗？没有吃过川菜以外好吃的东西吗？

而说到重庆的方言，重庆人的自恋更是近乎滑稽。我至少听一百个重庆人说过：“其实我们重庆话，还是很像普通话的。”每次听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告诉他们：“我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像广东话和东北话的区别那么大！”而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很像的绝不是个别人的感受，那几乎是重庆人的集体意识。我每次不赞同他们意见的时候，所有重庆人都很吃惊，这也就让我更加吃惊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被彼此震惊了。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夸大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