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我得知冯俐也要参加这次批判会，为了阻止她，我就采取逃会的办法。这时他才看了我一眼，问你是说你所犯错误责任在冯俐？我说不是，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的原因才使冯俐陷入了不利的处境。他又看了我一眼，说这么说昨天冯俐的恶劣表现是与你有关了。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当初我要不把《大地》稿件交给她就不会……但有一点我必须申明，在处理《大地》稿件上我俩的出发点是不一致的，我想的是让她早早刻出来印发，而她是借机将稿件压住。事实上她也是这样做的，到最后她也没刻出一个字来，在这一点上冯俐是有功的。他说是对你还是对整风有功？我说对我和整风都有功，她阻止了事态的扩大。他眼光现出一丝讥讽，说你是来替冯俐请功么？但你知道她不是中文系的，要请功你可以去外语系。我心想堂堂的总支书记怎么可以用一副流氓腔调说话呢？我很难接受，但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我说范书记说请功我是不敢的，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有心做什么也都是徒劳无益的，对自己对别人都如此。我来找你只是想向你说出事情的过程和真相，我也承认冯俐来中文系闹会是错误的，但是……他说你说下去呀周文祥，说下去。我知道只有说了，我说冯俐她做得不对，但是中文系打着她的旗号去她舅舅家搜查《大地》稿件也是不妥的，她对中文系领导有意见也就在这里。范宜春冷冷地说那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看法的不同是因为立场的不同，对于一个党的工作者而言，只要他的工作对革命有益，对党有益，方式方法是无关紧要的。我说难道就没有一个道德准则的问题么？他说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道德准则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我说就算是存在着两套不一样的道德准则，那又由谁来进行鉴别和区分呢？范宜春说这还有什么疑问，自然由党来区分。范宜春说到一个党字，我就赶紧收了口。自开始反右以来，这个本来普普通通的汉字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变得威严而神圣，惟恐一不小心有所冒犯而遭殃。另外我也不想再和范宜春费什么口舌了，因为谈不拢，这也许正像范讲的立场上的不同吧。我不想拖延时间，便直接对范说到希望他不要把冯俐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文系。他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我恳求他通融一下。他说不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通融。说完又反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对她通融呢？我实在忍无可忍，冲他说老范你是应该对冯俐通融一下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欠她的。他瞪眼看我，一时无答。我接着说：老范请你屈尊和我讲一次理好吗？你听我说，冯俐到中文系闹会是因为你让人以她的名义去她舅舅家找到了稿件，且不讲以你的道德准则怎么看，但她认为这是很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她手里丢失的稿件后来成了许许多多人的罪证，包括她的舅舅，所以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她十分内疚。范宜春说这些材料对中文系的整风大有帮助，从这一点上说，她就不应该感到内疚，相反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说她没有这种自豪感，她对自己的疏忽痛不欲生。这时门外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我心想完了，没机会了，进来人范宜春更要和我打官腔。于是我抓紧时间对范宜春说道：老范在道义上你欠冯俐的，你放她一马，事情就扯平了，这样今后你就不会再为这件事自责。范宜春气恼地说：周文祥你少危言耸听好不好？我有什么可自责的，我是按党的要求做分内工作的，这就是一切，其余都是扯淡。我说老范……这时门被推开，总支有吃早饭习惯的人吃过饭来上班了。我向他们点头打招呼，但没人给我回应，只是向我投来冷淡的一瞥。我重新面对范宜春，可没等我开口范宜春便开口说周文祥该谈的刚才我都谈了，逃避批判只会离党和人民愈来愈远，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我明白他这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即把刚才的话题结束，不再提及。由此可见他那句“其余都是扯淡”的话也是扯淡的。反正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再说什么。
上午，班里开会批判程冠生。下午，中文系的全体右派劳动，打扫教学楼和办公楼的卫生。我想这次劳动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我漫长的劳改生涯严格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从人数上说中文系的右派差不多够一个连，在办公楼前排成队列很是壮观。本来平平静静的中文系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阶级敌人，连这些“敌人”自己都感到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劳动小组，并指定了各组组长。刷厕所的时候恰和吴启都老师分在了一起，我边冲水边问他早晨和范宜春谈得如何。此刻他已没有了早晨的那份神采，他说范讲目前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即使有什么偏差也得等到运动后期更改。我安慰他说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别悲观，要坚持住。吴启都叹口气说反正一切都卡在人家手里，不坚持又能如何呢？我说范宜春的话不是没道理，最近校部和各系还是不断往外揪右派，如果马上给你平反，会对运动产生消极影响。他点点头，说从本意上讲我也不希望运动马上结束。我惊讶问道：吴老师这话怎讲？他说道理很简单，范围愈扩大以后平反的可能性便愈大，肃反是证明。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但并不完全赞同，以吴讲的肃反运动为例，扩大化是无疑的，但后来也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甄别平反。我说运动还是早早收场的好，否则整个知识界将全军覆没。吴说可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这些人。这话倒是不错的。
吃过午饭在路上遇见苏英。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路上碰上她，这就使我怀疑并非是巧遇。到目前为止苏英还没事，可能她参与《大地》的事历史系还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为清楚她潜在的危机，所以每次见面我都力争避开，或者说上三两句话便开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说你都极右了还怕个啥？我说我怕你……她说我不傻，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我不怕。这次见面苏英不等我躲开张口便说：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说我咋啦？她说你为什么要逃会？我无语。她说难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坏事。我说我没有想逃的意思。她说那为什么要逃会？我不想对她说出真实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对冯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词，如说她缺乏理想之类，我也知道她为什么看不惯冯俐。我说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说我不信。这时我发现有许多人向我们俩看，我有些急，说苏英你走开没必要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她说你听我一句话我马上就走开。我说什么话。她说既然成了右派，就争取当个“好右派”蒙混过关，等候峰回路转。我说接受你的意见苏英，谢谢你的忠告。她走开后，我如释重负。下午？晚上？一点也记不起。
——二十四日。早饭时孟广琦通知我：校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很惊讶，问谈什么？他说去了就知道。我在心里说纯废话。往校办公楼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为惹恼了系总支，现在把我推到学校里。反正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和我谈话是两个人，一个是五十出头的秃顶领导，面熟，在党委做什么不清楚，属开大会能登主席台的级别；另一个是校办秘书潘栋。我本以为潘栋会向我介绍秃顶领导的职务，却没有。秃顶领导开始问我一些事情，态度倒和蔼。他问什么我回答什么。他问我对中文系整风反右有什么评价。我说很好。他问很好指什么。我说听中文系领导讲中文系的整风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问我被打成右派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问我能不能想通。我说能想通。他说中文系报告说你拒绝参加批判会，是事实吧。我说是。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头脑这时飞快地旋转：要不要将逃会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说出来可以借机为冯俐辩护，这样外语系一旦将不利于冯俐的材料报到校党委，他或许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公正处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这一幼稚的想法。不会有公正处理，决不会有公正处理。如果有的话，全校就不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一夜间生出这么多右派来。我说没参加批判会是因为有一桩急事外出，也没来得及报告。潘栋说这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你懂吗？我说懂，为此我向系总支做了检讨。秃顶领导说应该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认识。为你，也为推动全校的运动向前发展，校党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为你开一次批判会，对此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他点点头，说你要想通，不要有抵触情绪，因为你的问题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张大字报是你贴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是你组织的，还有那份《大地》……哎，你们《大地》编辑部除了你还有几个成员呢？我说五个。他问都有谁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对《大地》的事中文系是了如指掌的，会不上报吗？即使这样我也知道无论他问什么我都必须有问必答。我说程冠生、庄毅之、陈连山、古克朋，就这些。他和潘栋对对眼光，说你才说了四个啊，还有一个是谁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啊！坏了！坏事了！我在心里哀号：我害了苏英。明知中了秃头领导的诱惑，可我不甘心。我愤恨，我懊悔，我说是四个人，不是五个，我说错了。秃头领导依然很和气，慢条斯理地说：你不会弄错的，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我哑口无言，这时我想起那句“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话，说出的话也是收不回来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脑袋猛砸，砸得头破血流才好。秃顶领导确实是老谋深算的，他的判断不错说的话也不错：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是的，作为一刊主编怎能将手下的一班人弄错呢？问题是我们有意保护着一个人，就是苏英。保护苏英是因为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有可能蒙混过关。就《大地》的实际工作而言，苏英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甚至积极性更高些。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历史系也不了解她参与《大地》的情况。那段时间可以说她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飞鸿”。随着反右形势的不断严峻，编辑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难逃（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于是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保护苏英这个问题。把她从《大地》“开除”出去，在任何场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这种保护是奏效的，但现在……我对自己的过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实无须多言，我此时的神态已将所有的“玄机”披露无余。而秃顶领导和秘书潘栋也无须多言，他们此刻的神态也让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无济于事。我说出了苏英的名字……
出了办公楼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吕浩明第二？吕浩明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认罪态度好，将绿叶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一起装进筐里出卖。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吕浩明这样的人，我出卖了苏英，我成了败类一族。我咒骂着自己，心中十分懊悔。当然我也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发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秃顶领导的奸计。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苏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她，让她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另外我还要去告诉《大地》编辑部每一个人，让他们也知道今天的事。苏英没保住，保她的人自然要担干系，让大家也有所准备。如修改说话口径，这一点很重要。我向苏英所在的历史系教学楼奔去，但走着走着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我感到心慌意乱，自知无法面对苏英。我的过失（如果不说出卖的话）是不可原谅的。我毁了她。最后我站住了，心里充斥着不可名状的恐惧。恐惧中还存有一丝希冀与幻想，这就是校党委或许不会拿苏英是问。因为说出姓名后我立刻向秃顶领导申明：苏英不属《大地》正式人员，她只是常去找熟人聊天，顺便帮着做一些事，作用微乎其微。我说这些的时候秃顶领导不住地点头，说明他已认可，既如此苏英就不会有事。就这么我阻止了自己，决定暂且不把这事对苏英说，也不告诉相关的其他人。放弃了苏英我又想到了冯俐。自从前天早晨在食堂见面后再没见。不知这一两天范宜春是否将她“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语系？外语系会不会以此对冯俐进行处理？又会对她进行怎样的处理？还有冯俐本人采取什么态度？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心里翻滚。当然最担心的还是冯俐本人是何态度，因为我知道她太任性认死理儿。找冯俐。这么想时我的两脚已开始迈动（每当想到与冯俐有关的事我的思维与行动总能够同步进行）。这时太阳已升到头顶上，已近午饭时间。性急的学生已三三两两向食堂方向走去。我一点不觉得饿，我快步来到女生宿舍楼，见许多女生从楼道拥出来，尽管我低头目不侧视地往楼里走，可还能感觉到向我投来的目光。
我和冯俐的关系不是秘密，可现在这时候来找她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事到如今，我只能硬着头皮往楼里走，在楼梯上碰见与冯俐同室的鞠燕，她颇惊讶地叫了一声周文祥。我点点头问冯俐在不在房间里。她说她在，你去吧。她下了一两个台阶又停下脚，转回身看看没人，对我说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她的情绪很糟糕。我赶紧问道：系里领导找过她没有？她说找过了。我问怎么样呢？她说领导让冯俐做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处理。我问冯俐是什么态度。她说冯俐首先将中文系以不道德手段搜来《大地》稿件对系领导说了，她质问领导中文系总支这么做是不是卑鄙。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冯俐便扬言如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她永远不会做什么检查。正说到这儿有两个女生从楼梯拐角处下来，她高声说句：她在你去吧，便匆匆下楼了。我赶紧上到冯俐所在的楼层，为避免再与人照面，我像小偷似的溜到她宿舍门前。进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光线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着帘子。只有冯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见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