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门前。进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光线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着帘子。只有冯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见我来她不惊不喜，指一把椅子让我坐。以前可不是这样，只要屋里没人她都让我坐在她床上。这瞬间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距离。这些日子我有意对她疏远，这出自对她的关爱，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此刻当感觉到疏远已真实存在我的心便感到无限的痛楚。待习惯了黑暗环境后我发现冯俐的脸色非常苍白，精神委顿。她的手边放着一本外文版《普希金抒情诗集》，她十分喜爱普希金，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普希金的诗。但我觉得如今诗已离我们很遥远，生活中只有斗争和政治，早已没有了诗。我望着这本已同样被我疏远的诗集突然感到深深的压抑，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开窗帘，这时冯俐尖声呼叫不要拉开。我惊讶地回转身望着她，问道：外面这么明亮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她不作答。我又说这屋里太暗了。她冷冷地说：外面比屋里更黑暗。我说外面有太阳……她说太阳是黑的。她又说太阳下面到处是龌龊、是欺骗、是卑鄙无耻，我不想见，永远不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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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六
屈指数从一九五七年圣诞节入狱至今已两个月了。中间跨过一个被中国百姓称为旧历年的春节。从气候上说，这段时间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在监牢里度过的这头一个严冬使我对寒冷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监室里滴水成冰，夹着雪花的寒风从铁门的缝隙和墙上的瞭望孔往里灌。身上缺少足以御寒的衣裳，黑下盖的被子也很单薄，一天到晚都觉得周身冷飕飕的，没一点热乎气。另外，肚子里缺少饭食，产生不出足以抵御寒冷的热量。冷是彻里彻外无终无了没处躲没处藏的冷。监室里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都像得了统一的号令那般将身子紧缩，缩成一个个“人干”。尽管入狱之初我便晓得监狱不是一个福地，可也没料到环境会恶劣难熬到如此地步。“饥寒交迫”是对这段狱中时光最客观的写照。
问题是“饥寒交迫”并非是犯人苦难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成分。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测命运对精神的压迫。心里总是在猜测不久将从法官嘴里吐出的是多少年徒刑，是死还是活。躯体的饥寒交迫以及心灵的恐惧叠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犯人的生存景况。
这两个月来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犯人的高速度流转。
经过公安审讯员的突击审讯，历史反革命犯大都转去了正式的监狱，腾出的地方便接纳了像我这样被批捕的右派犯人。开始是分关在各监室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的格局便不得不打破，一个监室里关两到三名甚至更多。狱方对此也做了防范，尽量不把同一单位的右派关在一起，我们24号监室新增的三个“右犯”一个是北京某歌舞剧院舞蹈演员，一个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再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历史系讲师。他们的名字最初是从管理员口中得知，演员叫郭纯，编辑叫刘基若，讲师叫胡普光。监室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但为新到犯人起外号的传统却保持不变。几天之后，我的这三名政治同类便都冠上了新名号，演员郭纯叫“二姑娘”，编辑刘基若叫“二分之一”，讲师叫“胡公公”。如果亲眼见到演员和编辑两人的模样，你就会觉得这两人的外号起得真是天才。演员细皮嫩肉的还长着副女人样的水蛇腰，编辑小小的个子连脸上的五官也比平常人小一号。讲师是因为他三十几岁未结婚并扬言终生独身才被叫了胡公公。正如那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话，初进监狱的他们在得知我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后，便对我表现出亲近与信赖，向我问长问短。我是过来人了，完全理解初入狱的人急于了解新环境的迫切心情，回答问题尽我所知。我从他们口中也知道了许多我想了解的事情。如外面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对那些未解送司法机关审判的右派分子怎样处置等等。他们也如实告诉我。刘基若说他从新华社内参上知道对K大《观察与思考》学社头头龙天胜的审讯情况。
龙的经历是轰动一时的：龙被逮捕之前听人说以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的身份不仅会被逮捕，有可能被枪毙。他便伺机逃。这时他发现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挑戴眼镜的人离他不远。他明白自己“长尾巴了”。为甩掉这个“尾巴”他先乘22路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动物园。“尾巴”也进去，他左转右转总甩不掉，出动物园乘101无轨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尾巴”也上了火车，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他有些紧张，到天津站下来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回到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买票就跳上去了，这回把“尾巴”甩掉了。他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他想如有船就游过去，求人将他带走。正张望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两个人来，一下子就把他扭住了。他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是把他扭送到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他“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打算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那头头嘿嘿一笑说白天不看大海黑下里看？下令搜他的身，因为他腰里系着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那头头笑了，说原来你不是小偷，是K大的右派学生啊。想逃跑是不是？于是打电话跟北京市检察院联系。检察院用打印机现打了张逮捕证，来人将他逮捕了。
我问刘基若知不知道龙被关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问胡普光他们学校的田野是否被捕，胡讲田野捕得比他要早。我问是不是也关在这座看守所里，胡说不晓得。我又问知不知道K大有个叫冯俐的外语系学生，胡说不知。我又问知不知道有个叫苏英的历史系女生，胡也说不知道。他说K大他只认识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个别教师。我又问知不知道中文系有个吴启都讲师。他说知道，吴在他被捕的前几天被捕。这消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吴本来满有把握会被摘帽平反，而事实上却加重了处罚，究竟是为什么？当然正为自己官司所累的我也顾不上多想别人的事，吴启都的遭际在脑中是一闪而过的。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冯俐的消息，还有苏英。我不知道胡公公这一拨新犯人中间有没有K大的人，如果有我寄希望在放风中见到，他们会告诉我急于知道的一切。
春节后对崔老的审讯是步步加紧了，崔老是块难啃的骨头，曾对他采取过许多措施，均未奏效。审讯员不相信崔老对自己那个“历史空白”的解释，又苦于找不到他“训练国民党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的证据。因此长达三年之久没有结束预审。看来这次是决意要把这个案子了结。几乎每晚都要提审，每次都审讯到将近凌晨。崔老回到监室躺下不一会儿就到了起床时间。爬起来的崔老两眼红红哈欠连天。崔老是个嗜睡的人，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使他的精神垮了下来，整日无精打采，连话都懒得说一句。而在短暂的睡眠时间里却说起了梦话。崔老说梦话也与众不同，很有水平。从倒下一直说到起床。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翻身坐起，坐起来并没醒，仍在睡中，梦话也不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醒着的人便起身将他摁倒，给他盖上被子。那个外号“孝子”的犯人自告奋勇将铺位挨到崔老身边，他说他总是失眠睡不着觉，由他就近照顾崔老。这自然没人不高兴，况且大家也知道“孝子”是出于真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大家对这个好哭的犯人渐渐有了良好的看法，他虽然生性怯懦，却为人谦和善良，遇事多为别人着想，主动干一些别人不愿干的杂活脏活。对崔老他是极其尊敬的，他说他十分钦佩崔老的人格。这一点其实也与大多数犯人相同。不同的是孝子对崔老的尊敬与亲近常常见之于行动，有时竟达到一种讨好的程度。“虎死有威”，被罢免了头衔的崔老恐怕便属于这种情况。自从孝子与崔老睡了邻铺，他对崔老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了，说来也真是难得。
崔老每次被提审，孝子便显得有些神不守舍，嘴里念念叨叨的。崔老无论回来多晚，他都起来照顾崔老睡下，直到崔老睡着说起了梦话，他才呼呼睡去。一旦崔老从梦中坐起，他又立刻起身照料。有人开玩笑说定是崔老前世修的好这世进了监狱还有孝子在身边服侍。话虽说得难听却完全出于善意。
崔老的精神状况渐渐为狱方掌握，于是审讯的频率加快时间加长。再后来对崔老便采用“车轮战术”审讯。这种方式以前未对崔老用过，大概是基于狱方对崔老的神经承受能力估计过高，认为这种对普通犯人起作用的方式对崔老不会起到作用。而现在狱方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人的神经再坚韧终不是钢铁所铸，况且是钢是铁也有一个物理限度。果然连续审讯了三日三夜的崔老回到监房就完全成了一团稀泥。铁门刚在身后关闭便倒地呼呼大睡。还是孝子抢先将崔老抱到铺上，崔老不仅没醒还大声说起了梦话。审讯没给崔老喘息之机，当晚继续审讯。接着又是一个“连轴转”跟上。再次回到监室的崔老人已完全走了形，像一具被摄去魂魄的行尸走肉。当警卫战士把他扔在地上，管理员说句：行了，就叫他一直睡吧。
崔老得到了长睡的特权。他抓住这个权利不放，连续睡了两天两夜。开始时还说梦话，像和某个人大吵不止，后来架吵完了，安静下来，睡得十分安稳。均匀的呼吸伴着细微的鼾声，让见的人都感受到睡觉的香甜无一能够取代。
崔老睁开眼是他开睡后第三天的下午。监室里的犯人正在吃下午饭。崔老坐起来默默地望着吃饭的人，他的眼睛里有了些光亮，看来一度失却的魂魄重又回到了身上。所有的人都以关切亲和的眼光看着他，而一时竟无语。后来是道长率先说句崔老饿了吧，赶快吃饭。这几日每顿都是为崔老留饭的，以备他醒过来时吃。应该说大家是很得崔老济的，大家分吃了他的那份饭，做法是每次开饭为崔老留一份，同时将上顿留的那份分掉。这样做既没有忽视崔老的存在，还让大家受益得心安理得。崔老永远都有一种长者风范，几天不食，吃起饭也不显狼吞虎咽饕餮状，慢条斯理地吃。有人不过意提出从自己那份饭匀出些给崔老，但崔老谢绝了。还是那句话：崔老毕竟是崔老。
而后的时间里崔老仍然显得安静，极少说话，学习的时候微微合着眼，不知他是睡还是醒。
对他的审讯情况大家不便于问，但从突然停止审讯这一点看似乎审讯已大功告成，猜测中每人都为崔老怀着一分担忧，因为崔老的情况与大家不一样，以他的案情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被判重罪，甚至死刑。从目前情况看更接近于后者。
这期间我个人的心情是十分沉闷的，也很压抑的。新来的右派同类二姑娘、二分之一和胡公公都已开始提审，胡公公已提审了三次，而我仍然被继续搁置不顾。恐惧对于人最大的折磨不是结果，而是等待的过程。当局对我弃之不顾是不是认为我的案情重大？这一种猜测又加重了内心的不安。
这期间监室里发生几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是一个犯人不服从道长的管理，争吵时一拳打在道长的脸上，将道长的鼻子打出了血。而管理员在看过道长血迹斑斑的脸后竟一言不发地走了。这便加剧了那犯人的嚣张气焰，弄得道长灰溜溜的。再一件又是发生在我们与战争罪犯小日本中间。小日本向狱方报告说在24号监室与22号合并放风时，他看见24号监室的一个犯人将一样东西偷偷塞给了22号的一个犯人。犯人间传递物品是违犯狱规的行为，狱方对此十分戒备，决定查个水落石出，杀鸡儆猴，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在另一次放风时间里，管理员命令两个监室的犯人站成一排，让小日本指认那两个违犯狱规的犯人。像这种检举坏人的方法是狱方经常使用的，很奏效，能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来者以矛迎者以盾，时间久了犯人也有了与其相对的策略，那就是指认者站在谁面前就冲着他笑。这一笑就使原本总是阴沉冷漠的脸改了模样，人就变得陌生，而且一张张笑嘻嘻的面孔也还十分的相像，这就使检举人的指认变得很困难。这办法常常奏效，对此管理员也无计可施，因为没有一条狱规写着犯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监禁生活却不许面露笑容。而这次事件发生在小日本身上，人种之异使指认难上加难。都知道我们看洋鬼子差不多是一个模样，反过来洋鬼子看我们亦同样。
中国人与日本人在人种上尽管很是相近，但差异还是本质上的。由此才将他们呼为东洋鬼子。无论是我们看东洋鬼子还是东洋鬼子看我们都会觉得是差不多的模样，何况小日本平常贼心不死作恶多端，面对与他不共戴天的人自是心虚，一张张匪夷所思的笑脸就使他惊惶失措乱了方寸，到最后也没找出传递东西的那两个人。狱方不肯罢休，借又一次放风之机对两个监室进行了突击搜查，犯人的许多“违禁”的东西被搜查出来，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接二连三的事端使监室里本来便压抑的气氛更加压抑。在这种时刻崔老接到了转狱的通知。
崔老倒显得很平淡，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狱友说着告别的话。我看见崔老和孝子说话时将自己的一副皮手套送给了他，以表达对他悉心照顾的致谢。崔老又将一枝钢笔送给我，我收下了。然后我将我的一条围脖还赠于他，他凄然一笑说老周我用不着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心一下子疼起来。我说崔老问题真那么严重吗？他点点头。我抬眼看看崔老，这一刻我发现他明显苍老了，比两个月前初次见面时苍老了不止十岁，完完全全成了一个耄耋老人。想初来时听人喊他崔老我觉得有些滑稽，名不副实，而此刻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永远的崔老。自我入狱以来，崔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