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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吃过中午饭后二大队全体犯人集合，于队长及所有管教干部都怒气冲冲地站在队前，也不说话。大家都在心里打鼓，不知又出了啥事。不一会儿一名管教从队部领出一个姑娘，十八九岁，长得眉清目秀（后来知道是这个领她出来的管教的妹妹，她来农场探望哥哥），姑娘在管教哥哥的陪同下从队伍的一头朝另一头走，边走边打量着队列里的犯人。这阵势一看便晓得是要从队伍里辨认出一个人来。姑娘在队前一步一步向前走，眼光从一个个犯人脸上掠过，一直走到队尾也没指出什么人。后来就回到队部，于队长和其他管教也跟进去。过了一会儿，一个管教出来宣布晚上的学习会增加一项内容：个人自查与互相检举，有谁在吃饭前犯有流氓行为。如自动招供的从轻处罚，如隐瞒罪行和知情不报者重罚不贷。各班带回了。从管教的口风里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些内容：有哪个狗日的犯人对那个姑娘做了不规矩的事，再就是那姑娘没有认出那个犯人狗日的。这就成了一桩悬案。案情而后得知：那个来探望哥哥的姑娘上厕所时发现有人对她窥视。这首先与厕所有关。因清水塘没有女劳改犯人，故开始没有修建女厕所。不能说这不是一种没有眼光的疏漏，在任何地方女人都不会完全绝迹，例外的情况总会有的。就以来探视的管教干部家属而论，女人总是占了多数。有了问题，自然就要解决。于是就在男厕所的旁边修造了一个简易女厕所。何为简易？挖一个茅坑，四周用庄稼秆围起来就是。故事就从庄稼秆生出，管教干部的妹妹方便时从“稼墙”的缝隙处看见一只瞪得“老大老大的眼”。姑娘一喊，那眼没了。提着裤子出来，人也没了。这就有了案子。线索全无，只有让当事人从嫌疑人中间指认。但指认没有成功，据说那姑娘回队后大惑不解，她说她看到的这些人的眼都和她在厕所“墙”缝里看见的一模一样，都是“老大老大”的，这就给破案带来了困难。据说犯人中间没人自首，也没有人出来检举。自然也有猜测，我们二班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假若这个下流坯在二班的话，那肯定就是高干。最终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找不到犯罪个人，就针对犯罪集体。队部指令犯人在休息日时间里到山下面扛石头重修女厕所。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这么个一箭双雕的高招，既惩罚了犯人，又亡羊补了牢。
正月里令犯人“岔气”的事情还有许多桩：三中队一名犯人打饭时被雪滑倒，将端着的一盆萝卜汤泼在地上，管教硬说他是故意的。在农场改造过的人都清楚管教说话有时候是很随意的，看你不顺眼了，一句话就是一个罪名。但多数情况并不认真，只要你装孙子，训一顿拉倒。那个犯人来的时间短，不懂管教的路数。他不承认管教对他的指控，并且跟上一套他没有将汤泼掉的理由，泼了别人吃不上他自己同样吃不上。他的辩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是小道理而非大道理，大道理则是必须无条件维护管教的权威。什么叫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迂腐？这就是。结果他被罚在雪地里站到熄灯。
再就是佟管教通过明察暗访，终于弄清楚他那只猎犬的死因，是被一班的几个犯人打死吃了肉。在劳改农场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可他们就是做了，且做得天衣无缝。杀狗首犯是北钢的一名技术员，姓金，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金是朝鲜族人，都叫他高丽金，叫常了连管教也这么叫了。有句关于朝鲜人吃狗肉的话说高丽人过年——没狗的命了。这是说朝鲜人喜食狗肉的民族习性。也许正是缘于高丽金与生俱来的食狗情结才促使他的胆大妄为。据说杀狗的起因与一班的一个小个子刑事犯有关，这小个子刑事犯属于那种心理上具有破坏倾向的人（他的犯罪事实是放火烧不肯向他借贷的村人的房子）。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安分，都要惹是生非。即使是劳改农场严酷的羁绊也难以约束他那嚣扬的心性。杀狗的事还须从狗说起。佟管教养的是一只混血狼狗，性子很烈。在管区，在田地里，佟管教带它从犯人队前经过，它似乎明白这些人和它的主子不属于一类，比它还低。要么对这些人不屑一顾，要么凶凶的瞪着眼。可再自命不凡的狗也是只狗，犯人们任其乖戾也不予理睬。而那个小个子犯人不同，总趁佟管教不注意的时候逗弄狗，一会儿龇龇牙咧咧嘴做怪样子，一会儿哈腰做捡石头状吓狗。那狗毕竟不是一条家常的狗，没有主人的命令不敢主动出击。可有一次小个子犯人的不轨行为被佟管教发现，就把他好熊一顿，警告说下次再这样就朝他放狗。小个子犯人不是个明智之人，如明智就知道这怪不了别人只怪自己。不明智就使他心里滋生起对佟管教和狗的仇视。他不能奈何佟管教，只有迁怒于狗。就有了杀狗的心。他不想亲自动手，谋划借刀杀狗。就瞄上了可谓是狗天敌的高丽金。事情最终成了，狗杀了，肉吃了。可小个子犯人究竟是怎么驱使高丽金的以及高丽金又怎么杀了狗的就成了一个谜。这就要说到事情的败露。谁都不会想到最终竟是小个子犯人自己向佟管教做了交待，并检举了高丽金。佟管教怒不可遏，罚高丽金和小个子犯人在监舍前下跪。谁都不觉得佟管教的处罚过火，高丽金和小个子犯人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无法无天。可有一点大家不太明白，佟管教令两人下跪是冲着人还是冲着狗？
类似这样管教和犯人之间的芥蒂不断加深，农场上空似乎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儿。其实更多的是管教干部们的错觉，这一点正如他们的口头禅：不信你们能反到天上去？！很对的，高墙电网里的犯人确实反不到天上去，更何况压根儿也不想反，如果说向管教纠正一两个错别字就是图谋不轨，是犯上作乱，那谁也无话可说。现实是管教干部和犯人（思想犯）在心理上都存在着压力，一方觉得权威受到了冲击，便越发想证明自己的权威，一方感到受了误解，对改造便有一种消极心理。无论怎么说，管教对一切都有着主动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比如有意识在思想犯与刑事犯之间制造鸿沟，将原先由思想犯担任的班长职务一律改由刑事犯担任。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二班的高干也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取代了竹川。管教的这种做法等于明明白白地宣告：他们信任刑事犯，将思想犯视为异己（刑事犯属人民内部矛盾，简称“内矛”，思想犯属敌我矛盾，简称“敌矛”，这是后来我知道的）。对这种宣告刑事犯可谓是心领神会，这些社会渣滓本来在思想犯面前自惭形秽，不大敢造次。现在得到了上面赐予的上方宝剑，立刻挥舞起来，大砍大杀，发泄平日里的积怨。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每个事件都是以刑事犯的挑衅开始，最终又都是以思想犯的败北告终。管教干部以夷制夷的做法收到了成效。压抑是实实在在的，失望迷惘的情绪将人笼罩。对我而言还有另外一种苦恼：这一个月期间我又犯了两次怪病，而且病情更加怪异。当世界在我的面前全面的变红，我的目光竟具有了一种穿透力，能透过面前的一个个“红人”的躯壳窥见他们的内脏，而内脏是五颜六色的。我这种空前的能力可以说几近荒诞，相信说出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但对于我却是完全真实的。每日犯病过后，我的头便疼痛如裂。我在心里向上苍祷告：不要将我这苦难的躯体再投进苦难的深渊吧。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不要再让我失去残存的一点精神，我的精神真的快接近了崩溃。春节后一直没有收到家里的来信，冯俐没有来探视我，我猜想不出其中隐藏着什么缘由。生活没有一点如意的地方。我想到了死，真真切切地想到了死，我领略到对死的感受，我觉得死是一种轻松是一种惬意，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
3月23日：探视。这是来到清水塘农场受到的头一次探视。很高兴。
——从工地回来正准备吃饭，郝管教到监室说周文祥有人来探视。我一听血忽地直冲头顶，急问是谁？郝管教说是你未婚妻。那一刹那我几乎晕眩过去，踉踉跄跄跟在郝管教后面往队部走。队部有一间接待室，一室多用，其中一用便是犯人与探视家人在这里相见。到门口后郝管教说周文祥你是头一次接受探视，向你宣布几项纪律：一是要注意保密，不要把农场的情况透露出去；二是注意政治影响，有利于改造的话说，不利于改造的话不说；三是要思想纯洁，作风端正，不许与探视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否则后果自负。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郝管教又追问一句能做到么？我说请郝队长放心，我一定做到。郝管教点点头说你进去吧。
我手慌脚乱地推门进去，见一年轻女子正站在窗前往外面看，我叫了一声冯俐！年轻女子闻声转过身来，我却一下子怔住了。她不是冯俐，是苏英。我吞吞吐吐地说苏英是你？苏英莞尔一笑说：很失望吧周文祥？我这时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掩饰说哪里，你来看我我很高兴，我只是没想到……我以为是冯俐……苏英问冯俐常来看你吗？我摇摇头，说她没来过。苏英说我听说冯俐在帽儿山农场，离这儿很近，为什么不来看你？我又摇摇头说不晓得。苏英说这也很符合她的性格。我不语，她看着我又是一笑，说好吧，不说这个了。换个话题，周文祥我问你一句话，我来你真的很高兴吗？我说真的很高兴，来这儿以后你是头一个来探望我的人。苏英显出吃惊的样子，说是真的吗？我说是这样的。苏英笑了起来，说看来我很荣幸啊。我苦笑一下说苏英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物，干吗这样挖苦人呢。苏英说我没有挖苦你的意思，能成为第一个来看你的人我真的很高兴呢。这时外面响起吃午饭的钟声，我说苏英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打饭来。苏英止住我，说我带了饭来，咱一块吃。我犹豫一下，说那我去请示一下管教。苏英说我已经和管教说好了。我问管教答应了？苏英说开始不同意，说带给犯人的东西必须由管教干部过目。我偷偷塞给他两盒香烟，他就不吱声了。我吃惊地看着苏英说你这是贿赂行为啊！苏英笑笑说不就是两盒香烟嘛，再说人家撇家舍业的在这儿改造你们也蛮辛苦，还不该慰劳慰劳人家？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苏英与一起编辑《大地》的那个苏英有些不一样了，至于变得哪些地方不一样了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是变好看些了？变成熟了？变世故了？变得满不在乎了？反正我觉得她不同从前了。我想这些的时候，苏英已把她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子上，真是很丰盛的。有烧鸡、有面包、有香肠、有炸鱼、有点心，看着这些稀罕物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还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嘟咕嘟地叫。我由衷地说苏英谢谢你还想着我。苏英没吭声。我再看时她却泪流满面了。她并不擦泪，任凭两行泪水顺面颊往下流淌，滴落在衣襟上。我慌张起来，说苏英你，你咋啦？她说没什么，周文祥你别管，我就是想哭，周文祥你说我没有哭的权力吗？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她说周文祥其实你是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你是不便于回答或者没勇气回答。那么我来告诉你答案吧，你、我以及许许多多像你我这样的人是没有哭泣的权利的。哭泣的意义是否定，是不。我们没有说不的权利（若干若干时日后我在书摊上看到过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的书，看过这个书名我便把它丢到一边了），只有说是的权力，你说是不是啊周文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说是。她说那么开始吃饭吧周文祥。我说是。就开始吃饭了。尽管心情复杂，可美味终归是美味，美味使心情渐渐开朗起来，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时嘴的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咀嚼吞咽。苏英哭过后也显得平静些了。她一直看着我吃。我叫她吃她说不饿。她说起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她说她目前在西城一家翻砂厂劳动改造，情况还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坚持住。与那些送到劳教劳改单位的同学比就像是天堂的日子。她说估计今年就能摘掉右派帽子。我问怎么会这么快。她说她和工厂领导的关系处得很好，关系好他们就能说你改造得好。我说关系好是通过贿赂吗？她笑了笑，说有那么点吧。世界上哪有不吃腥的猫？建立友好联络感情光靠空口白话不成，物质才是基础。共产党信奉的不就是唯物主义吗？我知道苏英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她父亲是一家小厂的业主，合营后留用。母亲在一家医院当药剂师，收入也不菲。她又是独女，所以她推行起唯物主义还是很有基础的。但说实在话，对她的这种做法我是不大赞同的。总觉得不正当。就是说人不能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就不择手段。当然我还是希望她能早早摘去帽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就算是工厂是天堂，可她毕竟是天堂里的奴仆啊。接下去苏英又谈到她和工人师傅的良好关系，这种良好关系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而是工人师傅对她的同情。有一次她问一个师傅看没看见报纸上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文章。那工人师傅说听人说报上有这么一篇文章。她说文章里说工人阶级的呼声是反右运动的根据。那工人说净胡扯，如果哪天见到写文章的人就问问他是从哪个工人口中听到的。她赶紧说千万别问，弄不好你也要倒霉的。他说我是工人怕啥，能给我也戴上右派帽子？她说戴不上右派帽子还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呢。听了她这番话我不由暗暗为她担心起来，我告诫她必须接受教训，不要口无遮拦。不要再铸大错。听了这话她陡然站起身来，神情紧张，走到前面向外望望，又走到后窗向外望望。而后神情恢复正常，走回桌边说幸亏没人偷听。吓死我了。这时候的苏英我就分不清是从前的还是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