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管教。佟管教暴怒了，他指着高冲的鼻子：你，你到底说不说。高冲说：我说，是狗鸡巴。大概是高冲的回答太怪，太离谱，佟管教哑口了，一时不知所措，一群十几个光腚汉也大眼瞪小眼。高冲接着说：佟管教你也别费力巴事地挨个问了，我一并替他们回答得了，都是狗鸡巴，个顶个是狗鸡巴。佟管教还是愤怒地盯着高冲。高冲平和地说佟队长你想想就知道我说的是不错的，你看看站在你前面的这一堆像人还是像狗呢？狗都不如呢。说出这话，监舍里丁点声音都没有了，一切像凝固了。可脑子是转的，我想糟了，高冲彻底把佟管教惹恼了。高冲要倒霉了。正想到这儿，只听佟管教咬牙切齿的吼声：高冲，我要加你的刑！加你的刑！高冲没对应。佟管教转头朝门外喊：来人哪！把他俩押进小号！警卫进来带走了高冲和我。
5月16日：从小号出来，天气暖和了。我不知道农历到了什么节气，也许是谷雨吧，全农场开始播种玉米。
——坐小号没有啥可说道的。对犯人来说，就像被改造本身一样自然而然。一周的时间好像换了季节，帽儿山上的雪迹消失了。阳光暖融融的。打眼前望，能看得见一缕缕地气向上升腾。麦苗长高了，水足肥足，长成了黑绿色。劳改农场的庄稼比农业合作社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劳改工厂出的产品比一般工厂的产品好。强制在这里见出了成效。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佟管教轻而易举地将我们重新交到高干的手中，再度变成高干手里的泥团。“刑事犯中的害群之马”（高干语）高冲被宣布加刑一年后调去三大队了。有时在田地里远远地打个照面，这时高冲依旧向高干亮出两个指头，遗憾的是这边不再有人响应他。临走时高冲给大伙兜了佟管教的底。他说佟的外号佟大鸭子是因为在农场乱搞妇女而得，他搞的多是来探视的犯人家属。我们这才晓悟他为何对大伙给高干起的“老二”外号那么反感，原来是“同名”相怜，他借机向我们大发一通淫威，于公于私可谓是一箭双雕。人的心理真是奇异，在那晚统统亮出“狗鸡巴”之后，大伙都觉得有短处攥在佟管教和高干手里，灰溜溜的。特别是吴启都李戍孟这样的老先生，就像被人看见了手淫般，觉得无地自容。高冲给弄走了，我们右派犯人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同盟军，他为我们加了一年刑期，而我们却让他失望了。我想如果在他朝高干蔑视地亮出两个指头时我们也这般地呼应他，他就会从这呼应中获得一种回报，内心会得到一种平衡。当然，我所了解的高冲并不是鸡肠小肚之人，他也许不会想那么多，想到也不会计较什么。总之是我们这伙无筋无骨的所谓知识人，让他失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处境本应改善一些，通过有理有礼有节的抗争，我们会争取到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意义重大的权力。可我们退缩了，像一只乌龟在感受到某种外界压力后将头缩回肩胛里。我们让人瞧不起，也让自己瞧不起。我们真有点“狗鸡巴”……
5月18日：今天继续播种玉米，进度很快，佟管教让我和俞峰华回营区搬种子。
——回营区搬玉米种记的是两人实际是三人，另一个是跟在后面的解放军战士。大约二三十米距离，其实再远点也没关系，反正人跑得不如枪子快。隔这么远，我俩说话他是听不见的。平日里少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所以一有机会便拉扯起来。自从冬天在井底做“反高”游说被俞拒绝后，我俩没再单独交谈过。我对他没有什么成见。不管他现在怎样，当年他陪同田野到K大讲演时的风采依然在我脑海中闪现。我首先问他知不知道田野的近况，他很笼统地说情况和咱们差不多，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劳改农场。接着他问我关小号的情况。他说他没关过小号，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说反正不是什么好滋味儿，是好滋味儿就不会做惩罚用。他说以后面对现实吧老周，平平安安度过刑期得了，永远是小腿扭不过大腿啊。我听了有些不自在，我说老俞你难道不明白，不是小腿想扭大腿，而是小腿快被扭断了。抽出来不就行了吗？他不说话了。过会儿他叹了口气，说老周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成了块软骨头。可，可我觉得我们从前的那种热情是十分天真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政党都不希望有人对它说三道四的。我觉得现在再谈这些倒真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不接他的茬，我说老俞你满刑期后做何打算呢？他立刻答回家结婚，小苗（他未婚妻）在等着我。她是个好姑娘，她是我的全部，我不能没有她。所以我不能在劳改期间节外生枝，不然对不起小苗对我的一番情谊啊。他说得很动情，也感染了我。我说我理解你老俞，就不再说什么了。
5月20日：今天继续播种玉米，看见了吴启都的老婆和孩子。小男孩叫建国，一听就知道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小建国很聪明，遗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由于管教对我们右派犯人心存芥蒂，在许多事情上人为设置障碍，比如家属来场探视常常受阻。这对一般人来说也无所谓的，对吴启都就很惨了。老婆和孩子就住在离场部几里远的地方，不许探视近在咫尺与远隔千里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比千里之外的惦念更让人难耐难熬。我们都注意到同住一舍的吴启都在整整一个冬季里情绪低落。身体也越来越瘦弱。常常因行动迟缓遭到管教和高干的训斥。老班长竹川曾对我说早晚吴教授会垮掉的。我相信他的话。我是特别关注吴一家的，因为这与我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吴启都的妻子能常来探视也就能不断把冯俐的消息带给我。眼下我的情景可见与吴启都是相似的，都是有亲近的人在眼光所及之地而不得相见。也正是缘于这种处境，当知道吴启都的家人不顾当局的阻挠径直到地里来探视，我从内心高兴。事情从不起眼开始，干活不久就发现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在远处向这边观望，大约有一百米的距离，看不清楚他们的面目，只以为是村里的女人孩子出来剜野菜拔豆根（拔豆根：胶东地区缺少燃材，故人们于开春时在往年的豆茬地里拔豆根，以充当之。）什么的，可又一直没有干什么的迹象，只久久地向地里干活的犯人观望。这时人们也没在意，直至听到小孩呼喊爸爸才觉出事情有些异常。小孩喊了几声后，吴启都霍地从地里站起身来，随之拔腿朝女人和孩子奔跑过去。但只跑了几步，远处便响起警卫战士严厉的警告声和推拉枪栓声，吴启都立刻像木桩似的定在地里。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以至在这突发事件面前无论是吴启都本人还是管教都有点不知所措。地里的犯人也都站起来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态。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塑像般凝固在田地里，后来孩子朝吴启都站着的地方跑来，这一动就像一发牵全身那样使整幅画面也动起来，警卫和管教以训练有素的动作向吴启都包抄过去，包围的圈子也将吴启都的妻子囊括其中。若干支枪指向吴启都一家。吴启都一动不动的，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呆痴了，也幸于这样才避开可能会遭到的枪击。小孩子奔跑时显得很吃力，小身子左右摇晃，到近处才看清怀里抱着一个布包，不知是管教还是警卫向他呼喊：小孩站住！小孩还不停地奔跑，一直摇晃着跑到吴启都的跟前。他把布包交给他的爸爸，连话也没说一句，接着转身往回跑，好像他的惟一使命就是传递这个小布包，完成了就回返。孩子跑回到母亲身边，一切又恢复到原本那幅景象：仍一动不动向地里的犯人堆观望。不知他们站的地方属警戒线以里还是以外，反正警卫打手势让他们离开，他们不动，警卫也就罢休了。佟管教就地检查孩子送来的布包，里面有几件衣物和几颗煮熟的鸡蛋……这次没能从吴启都妻子那里获得冯俐的信息使我颇感失落。
5月25日：和竹川一起浇麦，他对我说他生了重病，可能不久于人世。
——每一座竣工了的井都安装了水车，一根木棍横着，两个人推。井台很高，干得是否卖力管教从很远处就能一目了然，有心偷懒也不成。干这活的好处是两个人可以自由拉呱儿，反正说什么别人也听不见。我一直很尊重竹川，平常喜欢和他说话，他也很信任我，有心里话愿意和我说。他说过他的经历，也说过和他妻子的一段罗曼史。他家在长春，父亲是铁路局职工，他上中学的时候对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产生爱慕之情，可他不好意思讲，更不敢公开追求。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伙男孩欺负这个小女孩，他觉得扮演侠客的时候到了，就冲过去为女孩解围，把那伙男孩赶跑了。这事过去后他给女孩写了一封信，也算是情书吧，在一次相遇中塞在女孩手里。然后苦苦等候女孩的回音。岂不知那小女孩心里十分害怕，把他的情书交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又对她父亲讲了。她父亲十分恼火，拿着这封信找到他的父母。结果他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从此不敢造次，但心里总是忘不掉那个女孩。他一点也不记恨她，常躲在街角处偷偷地看她。也常常生出找她谈谈的念头。可后来父亲调到北平，他随父去到那里读书，几年后考进燕京大学。抗战时期他和几个同学去江浙一带参加了新四军，因文化水平高，很受上级的器重，不久派他到济南做地下工作。抗战后他调社会局工作，直至全国解放，转至济南市政府做秘书。这时他回了一趟长春。他仍惦念着当年他爱慕的那个小女孩。神使鬼差地，又重演小时候的那幕：在街角处等候小女孩的出现。这多少有点刻舟求剑的意味儿，等了几日自是没有结果。他知道此番离开就再也与女孩无缘了，便鼓足勇气去敲女孩的家门。开门的不是小女孩家里的人，人家告诉他原来那家人家“逃台”了，只落下一个女孩在原籍乡下。他知道小女孩姊妹数人，因此难断留下来的就是他要找的那一个，但他决计要碰碰运气。也算有幸，竹川问到了小女孩原籍的地址，他立马就下乡了。他说那时他就像疯狂了似的，就是天涯海角他也会去的。也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见到了当年他恋着的那个小女孩。他说就像神明有意将她留下来赐予他。这时的小女孩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也是奇异，两人相见都同时认出了对方。认出他时女孩竟忍不住哭泣起来，像见了阔别已久的亲人一般。女孩现在的情况和他听到的情况大体一致：她的身为政府要员的父亲带一家人随溃军从海上撤退时她恰在原籍祖父家住，匆促中父亲没办法接走她，就留在内地了。她也回不了长春，那里已没有她的亲人，就住在了祖父家。祖父的成分是地主，在刚开始不久的土改斗争中被农民用铁锨劈死了，几个伯父叔叔逃亡而去，家里只剩下祖母和几个女眷。房子分了土地分了财产也分了，一家人住在两间低矮的伙计屋里。竹川说他的出现是恰如其时的，如再晚些时候祖母就把她嫁给本村的一个光棍汉了。祖母也是为她着想，用祖母的话说是嫁一个成分好的主就能过安稳日子了。他问她自己怎么想，她说她不知道。她说只能听天由命。他说他能在这山沟里找到她就是天命。他让她听天由命跟他走。她同意了。她的祖母也同意了，可那个光棍汉不同意。那光棍汉以“夺人妻”之罪名把他告到村土改工作队。他向工作队亮出了自己的革命干部身份，工作队也无话可说。就这么他把他所爱的人接到了城里，不久结了婚。他说看来上帝是公平的，不肯把幸福给一个人太多，于是把他的幸福延续到五七年便收回了。整风鸣放他针对当年亲眼见到的土改斗争发表了一些议论，他说到不经审判将成分不好的人活活打死，说到没文化知识的贫雇农将抄出来的善本书一把火烧掉，实在可惜。其实他也没说太多，可说出的已足足有余了。他被打成极右，随后又被判了刑。竹川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可以说与在清水塘农场服刑的老右们是大体相同的，只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平淡故事而已。如果说有仅属于他个人的情况，那就是他的妻子带着他们惟一的儿子又回到了原籍农村，这遭是竹川的原籍山东乳山县。竹川目前的思念就在那个小村庄。监舍里的人都注意到，竹川的空余时间大都在写信，他最大的花费就是买邮票这一项了。最近一个时期他的脸色很难看，时有呕吐现象，也看过场部医生。都知道他有病在身，可得的是什么病，严重程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推水井的时候竹川笑着对我说：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否则我把我一生的经历详详细细对你说，凭这个以后你会写出一本书来的。看样子这本书永远无法面世了。我对他说不要太悲观，病会好起来的。他叹口气说现在就是死他也是无怨无悔的，因为他毕竟得到了自己的真爱，度过了几年十分幸福的生活，他说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死前见到妻子和孩子一面。但这是不可能的。这话我是在心里说。
6月3日：将军。
——同在一个场，熟人碰面的机会总会有的，但要谈点什么却不易，深谈更不可能。大庭广众下的碰面多是点点头或者相对一笑就过去了。这也是我和将军的情况。我曾看见将军带领十几个犯人队伍从田埂上飞快走过。这说明他担任班长职务。从草庙子看守所的将军到清水塘农场的班长，“官职”可谓一落千丈。将军似乎并不在意，干得认真负责，这印象能从他带队时的神气和发布口令的声调中得出，细想想一个小小的实职远比空担着的一个大大的虚名更有其意义。那次相逢我抬手向他行了个军礼，他也如法炮制还了我一礼，在场的其他人都觉得怪兮兮的，可我俩心照不宣。我所在的二大队和将军所在的四大队是农场的“两极”，相距有几里路远，碰一次面不容易。这天见到将军是因为水车的一个螺丝脱落了，一时找不到上螺丝起子，请示了在场的郝管教，郝管教让我到附近的四大队去借，就碰上了将军。将军带我到机械组借起子，路上我们抓紧时间互透信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