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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五
6月4日：收到苏英信。
——苏英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看过她的信后我心里这么想。她知道信会被场部拆阅检查，所以写得很“革命”。就像我的家里人给我写的那种信一样。开始先谈外面大好形势，又谈她自己的思想改造成效，接着要求我在农场安心服刑，用汗水冲刷掉灵魂中的污秽，早日重新做人。诸如此类之后便言归正传，她说她打听到了冯俐的消息，她的情况很不好，抗拒改造一意孤行不会有好结果。她指出我作为她的未婚夫不应看着她坠进深渊，有责任协助她所在农场对她做挽救工作。她说如果我向领导提出当面规劝冯俐的要求，相信领导会同意的。她还说两次来清水塘农场各位领导管教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通情达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人。相信你的革命行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看了苏英的信我真是茅塞顿开，以前我只是一味等冯俐来探视，不来就干着急，可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由自己去探视她呢？完全可另辟蹊径嘛。关键在于说法，这一点苏英在信中已经堂而皇之地教给我了。我是很感激苏英的，我伤害过她，而她不计前嫌，真心诚意地帮我。我对她深感内疚。总之，苏英的这封信在我的心里掀起了波澜，我要沿着苏英的指引前进。我开始思考实施步骤。这封信是上工前佟管教交给我的，他肯定是看过了，却只字未提。通常情况是每回管教把信交给当事人时总要就信的内容发表点评论：某某想想家里人对你这样关心不好好改造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么？某某某回信告诉家里农场不是地狱是犯人洗心革面的天堂，再把信写得悲悲切切看了就撕掉。佟管教这次“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说明什么呢？白白错过一次教育犯人的机会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信的内容本是大有评说之处的，他不表态可能他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老佟说了就算了”。这遭的事涉及重大也许他怕再说大话闪了舌头，没有了面子，就装聋作哑了。这样揣摸是有道理的。这样就不能找他，如一口回拒就他妈的鸭巴子吃筷子转不过脖来了。那就和郝管教说吧，尽管现在他变得谨小慎微的可总比佟好通融些。但这事不能急，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6月9日：竹川病倒了。送进了场部医疗室。
——竹川是在地里突然病倒的。以前也晕倒过几次，每次都是旁边的人（在场的犯人似乎人人都通晓医道）立刻扑过去掐他的人中，一掐就把人弄醒过来。可这遭没掐成功，竹川像死人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在场的佟管教朝正起劲掐人中的李通达吼句他妈的人不死也叫你掐死了！快抬去医务所！这晚竹川没回监舍，情况不明了，只知道人还活着。
6月12日：下雨放假，与解若愚谈诗歌。
——每回下雨我都会想到童年时常念叨的一句歌谣：下雨我不怕，家里有个小破褂。而在劳改农场雨雪天是我们的向往，可以得到休息。这场雨从晚上下起，不知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反正天亮了没停。高干代表管教宣布上午自由活动，下午学习。吃了早饭大部分人躺下睡觉了，“下雨天睡觉天”已成为一种规律。主要是为了缓解疲劳。不睡觉的干自己想干前提是不违犯场规的事。有人写信，有人看书，也有人做针线活，我发现这种时刻的李戍孟永远只做一件事，以高干的说法是：起劲写黄色小说。他依在被子上往纸上不歇气地写。我觉得奇怪：写小说需要构思，需要斟酌词句，李戍孟怎么能这般举重若轻哗哗地写个不停？好像作品在脑袋里是现成的，只需用笔记录下来。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练习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杏树底下的故事》，写得极苦，断断续续写了两个月，才写出不到五千字，写得头发都掉了一大把。这篇小说冯俐和程冠生都看过，冯俐的评价是像老妇人的脸干干巴巴，程的评价更直截了当：不像小说。我挺崇拜李戍孟，尽管我没看过他写的东西，可我断定不是高干所说的黄色小说。高干是因为想看看不成才出言不逊。说心里话，我也很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一是好奇，二是抱一种学习目的。由于李戍孟压根儿就不想让别人看他写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口。这天记得是与解若愚谈诗歌怎么竟讲起李戍孟的小说，现在着实记不清楚，也许因为诗歌与小说像孪生姊妹的缘故吧。谈诗歌是睡邻铺的解若愚首先说起的，解是北师大外文系学生。他曾对我说过他被打成右派的过程，在鸣放中他没有言论，主要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等吹响反右号角的社论，他倒不知“为什么”开始“说话”了。在不同场合抨击《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背信弃义。并且发动同学到《人民日报》社讨个说法，终是没有去成。可也构成了事实。由右派转而被逮捕判刑的多是态度不好的人，这也包括了他。一次说起方知他和K大姜池是同乡。
解和我谈诗两人都是闭着眼的，声音极微（三尺之外是听不到的），如同梦呓一般。
解：你看到黄秀才（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么？
周：不感兴趣。他能写出什么好诗。
解：不对。这次的诗水平很高。
周：什么诗？
解：我朗诵一下：《无题》，作者黄荞麦。
夏天的小鸟，飞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去了。
秋天的果实，它们没有什么歌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周：真的不错，挺有意境的嘛。
解：哼，是有意境，大师之作。
周：什么大师？
解：文学大师——泰戈尔。
周：黄剽窃泰戈尔？
解：他顶多知道个李白杜甫，还知道有个泰戈尔？
周：不知道又怎能抄他的诗？
解：问题就在这里，这其中有鬼。
周：有什么鬼？
解：有人替他捉刀。
周：什么人会替他捉刀？
解：自然是读过泰戈尔的人。
周：干吗要这样做？
解：这个你别问我。这个捉刀剽窃人还是费了些心机的，在原诗的基础上做了少许改动，如将“飞鸟”改为“小鸟”，将“黄叶”改为“果实”，当然最出色的改动还是将泰戈尔改为黄荞麦。
周：是谁干的这种操蛋事？
解：不出两个范围：二大队。老右。
周：你是说二大队中的一个老右？
解：正是。
周：小人。
解：这年头小人像野草疯长。
6月23日：李德志来，他被判了刑，由劳教分子变为劳改分子，从帽儿山转到清水塘服刑。
——老祖先归纳出来的一些说法真是对极：两座山不会碰头，两个人总有碰头的一天。这话用在我和李德志身上不仅对，还富于戏剧性。在K大我俩是舍友，我打成右派，他也打了；我被判了刑，他也判了；我到了劳改农场，他也不甘落后，急急地跟上到了劳教农场。现在他又步我的后尘，当了劳改分子。最出奇的是偌大一个农场单单又把他分到了我们班。说心里话，见到李德志扛着行李卷走进监舍门，我心里惊且喜，惊是因为这事着实离奇，使人意想不到，喜是我可以从他那里打听冯俐的消息。他见了我惊讶中也透出一种喜悦来，这说明在重做舍友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有言曰：同船过渡便是前生有缘，像我俩这般就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李德志到来的时候全班人正在做洗澡的准备，所谓准备就是灭虱。我们多是趁洗澡的时候将换下来的衣裳洗了，洗之前做严格的灭虱工作，否则虱会继续繁衍。我们对寄生虫真的是达到恨之入骨的程度，阎王不嫌鬼瘦虱子也不嫌我们的血苦。由于卫生条件差，每个人身上都生满虱子（还有跳蚤），说虱子多了不咬人那是不实之词，只能说被咬的感觉不同，小量的虱子会使身体的某一局部起痒，伸手就抓得，而大量的虱子就使你全身无处不痒，挠痒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洗澡的时间会发现每个人的皮肤都是疙里疙瘩的红肿一片，癞蛤蟆皮似的。为了灭虱，我们使用了最歹毒的办法：把自己当成庄稼往上面搽杀害虫的六六六粉。开始还有效，虱子给制住了。可很快它就有了抗药性，只得再加大剂量，弄得整个监舍永远都散着浓烈的农药味儿。除了用农药，还兼以传统的捉与咬。什么叫咬牙切齿，这情景就是。李德志正是在这洗澡前灭虱的时候来到监舍的。他看了我们的灭虱办法眼里露出不屑，头不住地摇，撂下铺盖卷就冲我说这样不行。我问什么不行。他说这样灭虱不行，再仔细也要留下活的。我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不可能彻底消灭。李德志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许多人都听见了我俩的对话，都瞄向我们。李德志从自己的铺盖捆中抽出一个打磨得光光滑滑的木棒，又伸手要过我的衣裳，然后眼光在屋中寻觅，见屋角处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便走过去将衣裳放上，用木棒捶打，就像农村妇女在河边捶洗衣裳那般。经他这么一做，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齐拥上前依法实施，新法灭虱就进行得轰轰烈烈。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大概只有最聪明的人才想得出。李德志刚来就送给大家一个见面礼。
后来就去洗澡，农场惟一的澡塘在四大队，有三里多远。路两边的玉米长至半腰深，麦子开始变黄了，再过几天就要开镰收麦了。眼下是农活较少的时候，所以安排了放假洗澡。“骑驴拄棍，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我们不想即将到来的会蜕去一层皮的割麦，只想眼前这难得的轻松。一路上兴致很高，说说闹闹，还有人哼起了家乡小调儿。带队的郝管教和几个警卫也未干涉。我的眼光是一直盯着李德志的，他在队伍的前面，我趁人不注意溜到他的身旁，我悄声问他怎么忽然被判了刑。他歪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何不问问自己在K大读书读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被判了刑？我噎住了。我本来想问过这个后再询问冯俐的情况，让他呛了一下，就把要出口的话咽进肚里。也许洗完澡后他的心情会好起来，等回来的路上再问吧，要不就等到晚上。我想。这时队伍里有人在哼唱京剧《空城计》，是诸葛孔明的唱段。李德志歪头问我：唱戏的是什么人？我告诉他该人姓林名永乾，是个敌矛。他说这人活不过十月。我顿时一惊，说你咋这么口毒。他说铁定的事。从他的名字就看出他的阳寿已不多了，永乾就是永干，林子干了不死才怪呢。我知道李德志一向是神经兮兮的，在K大宿舍时就向我吹嘘过用数学公式推测事物，他自己的倒霉事实已证明他的推测是不灵的，否则就该咬紧牙关躲过这场灾祸才是。现在由劳教分子变成劳改分子，还仍然积习不改，可谓是顽冥不化了。林永乾唱毕又有人唱起了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李德志说这是你的家乡戏。我说是。他说你怎么不帮帮腔？我说没那个心情。他问到农场以后下没下过棋？我说累死累活的哪还有心思下棋。他说脑子不用会萎缩的。我问你还是自己和自己下棋吗？他说下。他说咱俩现在下一盘咋样？我说现在怎么下？他说自然是下盲棋。我说这么不行，我记不了几步棋。他说这更需要锻炼了。我想反正都是无聊，不妨叫花子操腚自得其乐吧。说下就下。就这么我俩边走边用嘴跳马走车的下起了棋。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也没赢棋的想法，思想上很轻松。排除杂念，眼前只有棋局的幻象。大约走了十几步棋，脑子里的棋局乱了。自动告输。李德志说再下一盘，我说脑子挺累不下了。李德志说可见你太缺少锻炼了，要这样下去有朝一日从农场出去也成白痴了。我没吱声。他又说上帝安在人身上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用就废了。像胯裆里吊着的那个玩意儿——不信洗澡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恐怕个顶个都是硬不起来的。李德志这句话使我感到很别扭，心想就是成了劳改犯也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的体统啊。尽管心里这么排斥，可洗澡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往人们胯下看了看，果如李德志所言都是软绵绵的，一无生机。男人们都知道那玩意儿在受热之后会朝气蓬勃起来，却没有，僵死了一般。我想恐怕不完全像李德志所说是用与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意识，须知没有燃料的机器是发动不起来的，人身上的“机器”也同样。一切都没有指望，包括妻子和恋人近在咫尺的吴启都和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6月24日：李德志告诉我，他不知道冯俐的情况。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请示去帽儿山农场规劝冯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