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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受命来湖南镇压太平军，是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
骆秉章，祖籍广东花县，与洪秀全是同县老乡。而且，据说他们还是小学校友。＇3＇
《清代名人轶事辑览》里有个故事：骆秉章与洪秀全早年在同一个私塾，两人课余时间聊天，洪秀全说：等我将来长大了，一定去造反。骆秉章马上反驳：你如果造反，我一定要来扫平你。洪秀全很轻蔑地说，就你那点水平，扫不平我。骆秉章同样轻蔑地回击，就算我不能，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能力超强的人来扫平你。
野史博人一笑，洪秀全是梦见上帝后才想到要造反。骆秉章生于1793年，比洪秀全大21岁，40岁那年已经中了进士，与洪秀全不大可能同校对话。但这个民间小故事，编得倒也凑巧：眼下，骆秉章正在找那个能力超强的人来扫平洪秀全。
在强敌压境中巡抚湖南，骆秉章有何妙方？野史流传这样一则故事。
1854年早春，鸟鸣山静的湘阴白水洞前，一个骑毛驴的老者，带着一个书童，肩背一只袋，正在左顾右看。
老者头戴方巾，衣衫老旧，胡子拉喳，面容清癯，背脊微驼。
老者下了毛驴，念诗道：“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左家仆人左乔闻声而看，进去通报，说：有个老者来化缘了。
左宗棠正在后山喂鸡呢。见有人进山来，猜也是穷苦人，就擦干手，进洞里取钱。按照柳庄规矩，一般打发三五文钱，但见是个老者，左宗棠就数了十二文，放进他手里，随口说：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给你十二文。
没想到老者不接、不谢、不走，狮子大开口，要加钱。他说：孔子弟子三千，孟子门徒三千，请先生再赏三千。
碰到强讨的乞丐，左宗棠纳闷了。此人出口成章，不是一般的人，跑到这深山里来讨钱，必定有缘由。但不知道他有什么事？于是客气地请进洞边茅屋里坐。
老者进屋观望，看到茅屋墙壁挂的林则徐手书的那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联，仔细端详了一会，叹息一声，嘲笑说：能让林宫保自称“愚弟”的人，是什么样的大人才啊！可惜啊，林公看错了人，重托也要辜负了。
左宗棠一听，不得了，来了个高人。追问他：看错了什么人？
老者摇头说，一个叫作“五画生”的人。此人被誉为今亮，可实际上呢，与古亮差太远了。刘皇叔当年一句“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古亮就出山救天下了；今天强敌压境，湖湘告急，哀鸿遍地，生灵涂炭，可“今亮”呢？只会吹牛，说什么“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就敢纸上写写，门上挂挂而已。这不叫看错人了吗？
左宗棠被羞得满脸通红。他突然想起，哈哈一笑，说，老兄你就别兜圈子了，露出真相吧，中午我们来喝两杯！
原来，老者就是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
这个故事让人意外，也给左宗棠挣足了面子。诸葛亮当年被三顾茅庐，主子只有刘备。左宗棠这里，张亮基后脚跨出去，骆秉章前脚就跨了进来。
这则故事听起来充满传奇，市井街坊津津乐道。但因为是野史，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严肃的史家不予采信，认为完全是天方夜谭。
可以确证的信史是，左宗棠辞幕才回到湘阴，骆秉章马上派人前去礼聘。左宗棠见信和礼品后十分感动，他说，“骆中丞及方伯、廉访诸公以书币见招，并委郑司马入山敦促，礼意优渥，实为可感”。但左宗棠还是婉言拒绝了。原因是与张亮基合作一年，他对官场已经有点灰心：“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已托词谢之，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骆秉章见礼聘无效，又想到用职位来诱惑左宗棠出山，就借上一年左宗棠在浏阳战斗中的功劳显著，向朝廷“保奏其以直隶州升用”，没想到左宗棠得知后又辞谢了（“上书辞之无及”）。
骆秉章第一次礼聘失败，诱惑也无功而返，并不气馁。他的策略是，不断派人前去礼聘。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他看清楚了，左宗棠的心不是金石，而是热血心肠。
骆秉章放下身段，不厌其烦地礼聘，能将左宗棠请出山吗？
左宗棠其时正纠结。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骆秉章是骆秉章，清廷的湖南政府是清廷的湖南政府，他对骆秉章会心生感激，不代表他会对朝廷感动。官场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江湖，谁也不知道，骆秉章会不会像张亮基那样，随时抽身而走，另有高就。自己呢，随时就会像头孤独的小牛，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左宗棠这次为什么又答应出山了呢？骆秉章单靠礼聘是聘不出来。关键有三点原因。
一是形势所逼，二是退路全封，三是人情难却。
先看形势，湖南新的大战在即。进入1854年后，太平军的枪，像经上帝之手摸过，战无不克，攻无不胜：1月，攻击庐州，江忠源民兵队全军覆没，江忠源自己投水自杀，太平军西征部队全线攻入湖南；2月，湖北黄州被轻取，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太平军攻入汉口、汉阳，再占湖南岳州；3月初，湘阴县城被太平军占领。
3年前，左宗棠考察白水洞，最坏的打算，是太平军占领湘阴，今天果然成了事实。
这逼得左宗棠考虑直面太平军后各种可能的后果。
胡林翼第一次劝说左宗棠出山与张亮基合作，说了句当时他感受并不深，至今想来却直击心脏的话：如果湖南湖北全部被太平军占领，你左宗棠无论是躲在柳庄，还是缩在白水洞，真能保证自己免祸吗？（“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庄白水其独免乎？”）
一年前，这句话对左宗棠有一种驱使的动力；现在，他才体味到潜台词中的杀伤力。他蓦然记起赤壁大战前，鲁肃劝孙权的典故来。＇4＇
左宗棠原本还可以继续中立、观望。但因入过张亮基幕府一年，弄得面临与孙权当年完全一样的选择了。
太平天国本来是官逼民反，具备战争的正义性，但因洪秀全后来昏庸腐朽，没有政治策略，拒绝统一战线，一路只知蛮打蛮杀。
左宗棠隐居，中立立场，没有观点。
但关键时候，太平天国帮了自己大倒忙。太平军杀进湘阴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游说左宗棠加盟，分化瓦解朝廷的潜在助手，居然发布通缉告示，要以“清妖坐探”的罪名，捉拿左宗棠杀头。左宗棠只好以“保卫桑梓”的名义，加盟清廷奋起反击。
为躲避太平军的搜查，左宗棠被迫带着女婿陶桄逃到长沙。骆秉章早就派专人在关注左宗棠最近的一举一动，得知后大喜过望，马上派人去请他。这次正史上没有唐浩明在《曾国藩》中提及的“计赚左宗棠”故事记载，与张亮基上次“计赚左宗棠”是否同一件事的演义版？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骆秉章这次出面极力挽留，左宗棠果断答应“入署襄办”。
打草惊蛇，将左宗棠逼成仇人，太平天国为自己找到了最优秀的掘墓人。
明白了何去何从，左宗棠不再犹豫。1854年4月，左宗棠第二次正式进入湖南幕府。
骆秉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左宗棠答应出山，等于救自己一命。
兔死狐悲，骆秉章面对两个既死的前任，充分体验到了乱世做高官的滋味：像被阎王搂着睡觉，随时会被永远带走。
吴文镕用自己的学究做派，做了自己的反面教材；贪生怕死的崇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骆秉章分析：吴文镕提笼遛鸟、做诗逗皇帝开心可以，为什么非得带兵上前线，主动去送死？崇纶学南郭先生吹竽可以，为什么要逼垮吴文镕，弄得自己光秃秃地站到前线，畏阵潜逃，服毒自杀？
想到这里，骆秉章在心里笑话他们：放着张亮基的榜样不学，将自己逼进死胡同，蠢宝啊。
论带兵打仗，骆秉章比吴文镕水平高不到哪里去；论胆识魄力，骆秉章比崇纶大不到哪里去。但比较张亮基挖左宗棠，三人命运完全不同，骆秉章从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总督、巡抚该做的事是识才、容才、用才。用好了人才，既不要顶着送死，也不要潜逃找死。
他选择让左宗棠代表自己，将他推到前台。
骆秉章懂得，自古到今，要留住人才，关键是留住他的心。骆秉章表现出一个高超的政治家娴熟的用人才能，他对左宗棠“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左宗棠虽然未被多次礼聘打动，而且来长沙时心思仍放在躲避太平军搜查，入幕后还一门心思在琢磨“保卫桑梓”，无意为保卫湖南政府而战，最后还是被骆秉章大气的人格打动了，觉得自己“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
骆秉章以大胆放权，如期达到笼络人才的目的。左宗棠现在来为自己分忧，骆秉章规划借左宗棠来将湖广地区的死局盘活，化解危局。
左宗棠能如骆秉章所愿吗？
出师首捷
左宗棠正式做骆秉章幕僚，面临的第一场大战，是代表湖南政府军，与朝廷团练大臣曾国藩讨论：打长沙，还是打湘潭？
曾国藩手下的团练兵，跟江忠源一个模式。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1811年11月26日生，比左宗棠大一岁。
曾国藩本来是礼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教育部副部长，从二品高官，呆在北京，位高权重。1852年，曾母过世，按古人的规矩，曾国藩得回家守孝三年。不想一回湘乡，官僚、朋友、亲人、熟人，都来找他，怂恿他办团练，打太平天国。
“教育部副部长”做文化、管教育是内行，军旅的事情，完全门外汉。打仗要内行，还得有胆，曾国藩文弱体虚，怎么敢答应？
最早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办团练的人是左宗棠，那时他正在张亮基幕府。郭嵩焘第一个找上门，他这边不停地劝，那边不断地向朝廷推荐。
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曾国藩明白，自己跟左宗棠不是同一类人。唐浩明的结论是，真正促动曾国藩出山的人，是郭嵩焘。倒不是郭嵩焘多么能说会道，左右曾国藩判断的，基于一个人人都有的最本能的心理：郭嵩焘比曾国藩还要文气。曾国藩曾说：“郭筠仙芬芳悱恻”，他眼中郭嵩焘翩翩书生，是个浪漫悲苦的闷骚男。连他都觉得可以，看来真可以，曾国藩动心了。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带郭嵩焘去长沙征求意见，张亮基要求他马上征调1000名练勇来长沙。曾国藩再次返回湘乡，扎实组建了1000个民兵，打好了湘勇班底。
毕竟是“教育部副部长”，凡事会先考虑政治正确。自己建地方武装，没皇帝点头，心里总不踏实。第二天，曾国藩马上向朝廷发去加急电报，请求皇帝同意自己剿灭“洪杨发匪”。咸丰皇帝当即特事特批：“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有了这句话，曾国藩放心了，便大办起来。
湖南古来民风彪悍，会党、土匪林立，民众对打仗的事，有兴趣。曾国藩登高一呼，民众积极响应，发展速度超乎预料。到1854年初，团练兵力超过一万。曾国藩将它分为陆军13个营，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军10个营，由彭玉麟和杨载福率领。两营人数，对半开。
兵力组织起来了，找个什么由头去打？曾国藩饱读理学，看重正名。
1854年2月，湘军准备全部出动。开打之前，曾国藩精心做了篇《讨粤匪檄》。
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洋洋洒洒地阐述他攻打太平军的理由：中国古来是一个以本土正统文化立世的大国，“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而太平天国竟敢吃里扒外，冒天下之大不韪，信仰外国人的落后文化，是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华夏古来是天下中心，清廷是天朝上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外人，是不入流、不文明、不开化的小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见，“外夷、天主”全都需要征服、消灭，而不是被供奉起来。
为正本清源，捍卫华夏正统，他郑重宣布：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曾国藩发布檄文时，湖南情况已经糟糕。因为吴文镕、崇纶的无能，长沙的靖港、宁乡，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到这年4月28日，湘潭也被占领。
曾国藩领命于败军之际，坐镇长沙城内，腹背受敌，形势非常紧迫。
到底是先打威胁腹部的敌人呢，还是先打背后的敌人？或者两处同时开打？
举棋不定，于是开会。
湘勇新组建，将士们很新鲜，积极性都很高。一路讨论下来，一致认为，应该先打长沙靖港。只有左宗棠一人坚持应该先打湘潭，史书记录为“独主援湘”。
意见出现分歧，听谁的？听打过胜仗有经验的人的。曾国藩说：打仗我是没经验，但你们比我更没经验。左宗棠有经验，我们听他的。
军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放弃靖港，专打湘潭。
曾国藩部署：塔齐布和罗泽南，带去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步兵，在陆地集中进攻湘潭；彭玉麟和杨载福带去一半的水兵，在水上推进，开往湘潭。这样，他还留了些兵在身边，免得后方空虚。
军事布置全部安排好了，战斗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想不到，节骨眼上，曾国藩自己先开了小差。
他听到一个机密。几个生意人从靖港过来，告诉一个叫孙观臣的人，那里只有五百太平军。孙观臣一听，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马上跑去报告曾国藩。
孙观臣是长沙利生绸缎铺的老板，侍读学士孙鼎臣的弟弟。孙鼎臣是1845年的进士，跟曾国藩同在北京做官，关系打得火热。曾国藩放心安排孙观臣做地下党，要他探得消息就向自己报告。没想到一出手，就探得这么大个好消息。
曾国藩听了孙观臣的密报，内心激动得不行。他掐指头算：自己留底的湘勇，还有五千多，是对方的十倍！如果去搞个偷袭，搂草打兔子，顺带将这帮太平军灭了，不是既拣了便宜，又可以减轻湘潭的压力，鼓舞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