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完全不一样了。观音给孙悟空戴了一个紧箍咒，你再牛，唐僧给你念两句，你就不行了。我们读《西游记》的时候觉得非常奇怪，孙悟空没做唐僧的徒弟之前，本事特别大，谁都打不过他。做了唐僧的徒弟之后，好像没那么厉害了，经常都是和妖怪打个平手，还要请帮手。而且做事也拖泥带水了，打白骨精也打得不痛快。为什么呢？所有的负担、所有的牵绊都来了，都拉住你。你要往前跑，你想冲刺，可怎么冲？有绳子捆着你。中国文化是有紧箍咒、捆仙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象征小说。
中国文化，儒家是主流，但是还有一个支流——皈依前的孙悟空，还有庄子和李白，都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我非常喜欢这个支流。我总是哀叹为什么我不是李白。中国文化太累了，《诗经》里有八个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诗经·小雅·苕之体》）我每次读到的时候，为之愀然不乐，甚至要为之落泪。现在讲《诗经》，我老讲两千五百年前风花雪月的故事，总想从“思无邪”的角度，尽量把它讲得轻松。可是《诗经》里也有厌世情绪，胡适老早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呢？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欠了那么多，万一又赶上乱世，家累那么重，国家危难当头，那他就必须担当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委屈，在别人面前就必须坚强。可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脆弱的，都是触摸不得的。当面对自己的时候，只能说“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孙悟空之外，还有一个哪吒。《西游记》里面，哪吒跟孙悟空关系不错。他也是在明代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我看哪吒的故事，最感动的是“剔骨还肉”。因为他闯了祸，牵连到他父亲李靖。这在中国文化里是最不可原谅的。做子女的，怎么可以给父母带来忧患呢？不得已，他只能“剔骨还肉”，让龙王爷息怒，不去追究他父母的责任。等他在莲花中重生之后，哪吒才更加强大。哪吒重生之后，一度痛恨父亲，但是最后两人还是和好了。李靖是托塔天王，他的塔也是观音给的，专门用来镇压哪吒。你做儿子的，怎么可以不听老爹的话？曾子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你要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不能给父母带来一点儿忧患。中国有句古训——“侍父母几谏”，父母做错了，你要和颜悦色，想办法委婉地去劝说。他们不听，打你，你也不能怨恨，还要感恩戴德，还要再想别的办法去感化他们。这是中国文化。
反叛是极少数的。而且反叛的人容易遭迫害，下场都很悲惨。庄子是一个不得势的人；李白也好不到哪里去；孔融更惨，被砍了头。孔融不就是说了两句话吗？他说，如果父亲是个混蛋，我宁愿把饭给路上的乞丐吃也不给他。他还说，子女从母亲的子宫里生出来，不就是从容器里倒出一个东西来吗？什么父亲不父亲的，他不就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性欲吗？凭什么要孝呢？孔融的话，乍一看太无人情。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部分人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真相，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面，看到了中国文化对人性的扼杀。要讲人性解放的先驱，我想这些人才真正是吧。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剔骨还肉，藏在这两个俗文化故事背后的，是一个伟大的解放的象征。
出生在商人之家，家庭观念淡薄，造就了李白，而且是绝无仅有的李白。杜甫是可以重复的，是人力可及的，只是度的差别而已。但李白却是不能重复的。是唐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四川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商人世家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李白，这三个要素缺少一个，那就是想做李白也做不了了。
我们说李白人情方面太淡漠了，但这恰恰代表了另外的一种境界。杜甫代表的是人世的、人伦的境界。魏晋风流常讲“游方之内”和“游方之外”，杜甫代表的就是“游方之内”，是规矩之内的普通人的生活规则。李白是天才，天才的生活规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拿普通人的生活规则去要求一个天才，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时代对李白太不公平了，这一点杜甫看得最清楚。杜甫到晚年，虽然走上了跟李白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杜甫是李白的知音。他写李白，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所有的人都觉得李白该杀，这样一个无情无义、反复无常的人，留着他干什么呢？但是杜甫非常伟大，作为儒家的中坚力量，他说：我懂李白，李白是天才。一个天才容易吗？不只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问题。中国五千年文化，就两个天才，一个庄子，一个李白。你还要去杀他？
李白代表的是宇宙境界，天的境界。他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藏云图明崔子忠来的。他不歌颂自己的父亲，不歌颂自己的母亲，不写自己的兄弟姐妹，跟老婆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情。可是李白歌唱月亮，那是明亮的象征，那是人心更高的一种境界。
“商人的儿子”这一身份，给李白带来了绝无仅有的契机。使他能够走出儒家的规矩，去过一种可能性的生活。我们在当代中国，研究李白也好，研究儒家也好，研究道家也好，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可能性的生活，而且是一种良性的、审美的、令人向往的、让人有幸福感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李白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李白的意义在哪里？李白家庭观念淡漠，乍一看，好像他是中国文化的罪人。但是我觉得李白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大功臣。有李白，有庄子，中国文化才不是真正的单调，才没有最后走到一潭死水。中国文化里总是有几颗流星，偶尔划过漫长的黑夜。庄子和李白，就是中国文化里最美丽的流星。
李白的经济来源
“四川人”李白，“商人的儿子”李白，两种合力造就的是李白独有的生存策略。
在唐代，一个人要怎样做，才能建功立业？有三种途径。前两种是常规路线：如果你出身好，那太好办了，不需要努力，锦衣玉食都有了。如果你出身于贫寒人家，或者是破落地主，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家是良民，不做小生意，也没有犯过什么罪，你就可以通过考科举出来做官。
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把自己炒成文化名人，一步登天。这就是李白的路线。这种路线，只有李白一个人能走。这是非常规路线，是天才路线，是不可以重复的。盛唐那么多的大文人，跟李白名气差不太多的，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他们都不走这种路线。
商人家世对李白的影响，在生存策略上，可以落实到两个具体的方面：一是生财之道，二是炒作方式。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李白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00主流意见认为，李白家是经商的，他父亲买卖做得很大。郭沫若甚至说，李白的兄弟把长江上游和中游最重要的码头都垄断了做物流。这完全是戏说，一点儿根据都没有。
李白的生财之道，据我推测，第一是“吃软饭”，第二是“挣稿费”。
先说“吃软饭”。前文讲过，李白的第一偶像司马相如靠吃软饭分了当时全球首富卓王孙的一半家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李白也学这手。李白跟人结婚，都是看准了再下手的。李白先后结了四次婚，第一个夫人姓许，最后一个夫人姓宗，都是前宰相家的孙女。谁家的爷爷做过宰相，李白就去做上门女婿。做过宰相，意味着家里有大笔遗产，还有人脉关系网。商人的儿子就是不一样，眼睛贼亮贼亮的。
再说“挣稿费”。我认为李白的收入，最大的经济来源就是他的“稿费”。当然，唐代社会不存在写一本书拿多少稿费、多少版税的问题，也没有任何材料能直接证明李白哪一次拿了多少润笔费，但是我们可以合理推测。
韩愈和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最著名的文人，他们得的润笔费太多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但是对韩愈有一个负面说法，说他专写谀墓之文。因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是很看重门第的，谁家的先人死了，子女有出息的，一定要给先人立碑，请大文人撰写墓志。中唐韩愈文章最好，所以有钱人都请韩愈写墓志。韩愈本来穷惯了，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那还不饱赚一笔？
韩愈靠阿谀奉承死人到底挣了多少润笔费，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但有材料证明白居易曾经一次性拿到六七十万钱的润笔费。白居易跟元稹是好朋友，元稹比白居易死得早。元稹死后，他的家人请白居易写了一篇墓志，送给白居易六七十万钱作为润笔费。白居易将这笔钱捐给了香山寺。
从中唐的情况来看，润笔费是一个惯例。韩愈不至于是历史上第一个挣润笔费的人吧？他跟李白隔的年代不太远，李白死后五六年，他就出生了。我认为早在韩愈、白居易以前，李白就在挣润笔费了。
李白的文章在当时非常有名，存下来的也还不少。他的文章，应用文居多，主要就两类：一类是替寺庙写的，一类是应地方官之邀写的。
李白以天才自居，凭什么给那么多的地方官和寺庙写文章？无非为了挣润笔费。要不然，他也用不着动手。李白跟道教关系密切，跟佛教关系一般。他的诗歌涉及佛教的很少，可是留下来的文章，有很多是专门为某个寺院写的，无非是因为寺庙可以给润笔费。
唐代的寺院往往非常有钱，所以寺院立一个碑，造一个像，碑记也要李白来写，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最杰出的文学家，笔底生花的李太白写的文章，放在那儿，寺院有面子；作为交换，李白的酬劳，肯定不菲。
李白为地方官僚歌功颂德的文章，基本是按一个模子写的。他歌颂各个级别的官僚，全部是行仁政，而且修养非常高，还懂道家的黄老之术，垂拱而治。他写过一篇《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在这篇文章里他夸韦刺史“干蛊有立，含章可贞”，这八个字来自《易经》。“干蛊有立”来自《易经》“蛊”卦的“干父之蛊”，是夸人家儿子有出息，父亲能做的事，儿子也都能做。“含章可贞”来自《易经》的“坤”卦，讲一个人内美，有才华但不轻易显露出来。
李白文集里另有一篇题为《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的文章，这位武昌的韩县令，便是后来善写谀墓文的韩愈的父亲。李白在文中夸韩愈的父亲“含章可贞，干蛊有立”。刚刚送给甲的八字评语，现在又送给乙了，可见李白纯粹是在糊弄人。这些人都是李白的衣食父母，你是县令也好，是刺史也好，可是我李白是唐代第一大文豪，你要我给你写一篇拍马的文章，我能给你白写吗？润笔费不会低的。
唐代文人都喜欢漫游。李白跟杜甫都漫游，杜甫过得特别苦，李白却过得很滋润。为什么李白的日子始终过得很好，而且能够一掷千金？原因就在于他名气大。名气越大，润笔费就越高。李白靠名气吃饭，自然也就热衷于炒名声。
李白花销特别大，是一掷千金的古惑仔。他要供自己开销，就要不断写文章。所以无论他去哪里，只要地方官有需要，他就会去写。李白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身价炒得越来越高。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经济来源上也就有了保障，这真是一本万利，名利双收。
这里顺便再讲一下李白的花钱习惯。李白自己说“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可不是说大话，他有恃无恐：我是大名人，到处都有人请我写文章，我怕什么？李白自夸年轻时候，看到有很多落魄公子，就周济他们，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这是个什么概念？
陈寅恪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元白诗中俸料钱》，讨论唐代官员的薪水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陈寅恪指出，唐代官员的薪水不同时期的变化较大，很难研究。陈寅恪提供的材料，基本是元稹、白居易时期的，拿过来套在李白头上，未必合适。好在《唐会要》里提供了开元二十四年唐代官员月俸的详细数据。这个材料，《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引用过。开元二十四年唐代官员的月俸，一品是三十千，八品是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是一千九百一十七。李白“散金三十余万”，是在他刚从四川出来游历扬州一带的时候，约在开元十四年。开元盛世，社会稳定，不至于货币贬值。青年李白一年花掉三十余万，相当于当时一品大官十个月的俸禄，相当于八品官十年的俸禄。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说明李白家境不错。商人的儿子毕竟有钱。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李白当时什么都没有，也没做过高官，他周济落难公子三十余万不容易啊，花掉了商人老爹给他的第一桶金，还养成一掷千金的习惯。接下来的日子，他该怎么办呢？李白为了支付巨大的消费，就得不断地去写歌功颂德的文字。主要歌颂两种人，一是朝廷官员，二是佛教徒。他们都有钱有势，好办事。李白看得太准了。
这就是商人的儿子李白。怎样达成自己的目标？靠炒作！怎样炒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鸣惊人！这是四川人的传统路线。商人的家世背景，四川人的传统，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李白独特的生存之道。
赤裸裸的自我炒作
李白看到的是名声背后的效益。他看到自己“奇货可居”，于是进行自我包装。
四川人从来都有自我炒作的传统。由于四川不容易出人，所以一个人要想出来的话，除非确实是不世出的天才，而且还要采取非常规的运作手段。四川人司马相如、陈子昂，都是采用非常规手段，自我炒作成功的好例子。这些前辈老乡是通过什么手段成功的，李白太清楚了，他自然是要效仿他们的。
李白怎样自我炒作呢？他在任何场合都说我是北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有高贵的血统。
给自己编造一个身世——这是传统中国自我炒作惯用的伎俩，中国文化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个普通人，如果成名了，他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份加以神化。秦汉之际，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陈胜让吴广带人去学狐狸叫，一直叫“陈胜王”。还买通厨师，先找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