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 第26部分

人人都很开心，在大唐西起中亚、东至大海的广袤疆土上，武皇后也许是唯一为李义府伤怀的人了。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身子女当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龙朔二年，她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岁的旭轮封为单于大都护。年幼的旭轮问道：“孩儿早上去了晚上能回来吗？”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来的。”旭轮听了便撒娇说：“我不能离开妈妈。”（不能去阿母。）可见武后当时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亲，和之后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当然不会让小孩子一个人离开父母前去荒凉无情的大漠，但听见旭轮这样稚气的回答，心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柔软下来呢？武后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无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离，然而她对政治始终不能忘情，等到李治火气过去估摸事情已经平息，便开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义府掌控中书出旨权。

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做事较有分寸，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总是到处闯祸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这是她选定的道路，她不会回头。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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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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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填坑了。主要是觉得第八章写得太乱太散了，花了点时间修改了一下，然后续了点。以后速度会加快了。

第八章　二圣争锋（整理＋续）

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元老集团的覆灭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君权与相权之争就此分出了胜负，从此之后，有唐三百年除了张柬之等五王因为拥立中宗之功而短暂的攫取大权之外，相权再也不能构成对君权的威胁，即使位高望重的四朝老臣裴度、工于心计的铁腕宰相如李德裕，也只能依靠君王的信任才得以治理国家。李治经过四年的隐忍和安排，终于成功地摆脱了实习皇帝的尴尬身份，成为权力巅峰唯一的主宰。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善后问题，魏晋以来长期掌握政权的士族势力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以确保皇权的独尊地位。而寒门庶族纷纷上位，挤入权力中心，各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

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绩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希望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于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

《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此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接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由此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_^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

然而显庆四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的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甚至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致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五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像这类事情，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到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从中唐开始，庶族势力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4％左右。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

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127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达葱岭以西。龙朔元年，随着昔日中亚大国波斯在内的河中十六国内附于唐王朝，中亚河中均纳入大唐的势力范围之内，疆域已经达到了历代中原王朝向西扩张的顶点。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　突厥和薛彦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国家远至库页岛及叶里塞河上游，声威之所及，犹过于蒙古时代。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甚至超过了大唐太宗时代。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骄阳，展现出光华万丈的慑人气势。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岁。

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