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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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女皇之路- 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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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因而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拥护,统治基础稳固,并以她大开科举、破格用人来加以论证。持反面意见的则认为,武周政权属于典型的僭主政治,无非权术治国,尊君卑臣,自始至终独裁到底,他人无从挑战而已。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对宰相职权和声望的打压。她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以资历较浅的低品级官吏充任宰相,武周时期四品以下官员出任宰相已逾半数,位望既低,无力对抗皇权。与此同时,武皇大力扩展宰相数目,常年维持在10人以上,并频繁更换,任期短的仅一个月左右,平均任期三个半月,每年更换3。6人,比太宗高宗时期的更替频率高出三倍。从太后临朝称制时期算起,武皇任命了75位宰相,大多或杀或贬,她去世之际还留存在世的宰相仅有4位。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诸相终日战战兢兢,只虑朝不保夕,不敢轻易有所作为,三省六部制互相制约监督君权的意义遂形同虚设。

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其实武皇打击士族提拔寒士也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她毕竟是封建君主,考虑的首先是武周政权是否稳固,而非认清时代潮流、专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服务的革命公仆。只是如何进行客观评价,有必要把这些行为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比如对士族的打压,太宗便有重修《氏族志》一事,高宗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至武皇大力打击关陇豪门,三人并没有事先商量,步调却惊人的一致,只能说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武皇不过因势利导,沿用既定国策而已。

宰相制度的变迁也同此理,因首创群相制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花样繁多的编外宰相职位的,正是大唐太宗皇帝。为了削弱相权,自太宗开始,位高权重的尚书令一职虚置,由左右仆射共同打理事务,后来更连左右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也失去了议政之权,只有中书省的两名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两位侍中共4名法定宰相,其余全是编外人员。武皇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算依样画葫芦,只是更进一步连中书门下两省的正三品宰相也常年不足额,甚至出现三省俱无长官,全由“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些编外宰相来集体议事。而到了玄宗时代,则连“同中书门下三品”都较为罕见,普遍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来代行宰相职位了。可见尊君卑臣是每代君主上台都要施行的,不独武皇,功过都不应该由她一个人来背。

三省六部制对专制君权的确有一定制约作用,但中国传统政治总不肯把路封死,一面规定诏书由中书省出,门下省封驳,皇帝只有批复的权力,一面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称之为“墨敕”。高宗扳倒长孙无忌后喜心翻倒,就曾不经中书门下自己一口气提拔了十几位官员上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皇得以大权独揽并非某位网友说的“制度外的成功”,而是利用了制度本身的漏洞吧。其实她以周代唐,母夺子位,说来并非全然逆天而行,也借用了孝道这顶帽子,大臣对她的服从,更多的是因为视她为李家的主妇,而非武家的女儿吧。

综上所述,武皇的独裁作风主要得因于她本身的性格倔强刚烈,飞扬跋扈,不惮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系统,对于太宗开创的各项政治制度表现为以利用修补为主,并没有原则性的破坏。因此在她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之后,臣下的意见重新得到重视,宋璟便三次退还武皇的诏书,拒绝奉命行事,武皇也无可奈何。君主的个人意志终于让位于制度,敢于监督和制约君权再度成为人们公认的名臣标准。

然而无可否认,武皇的各项努力确实大大加强了皇权,所以有唐一代,由裴度、李德裕等名相,却没有曹操、司马懿这样足可废立皇帝的权臣,可见唐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总权收柄,……万机独断,……公卿百僚,俱职而已。”'1' 从时人对武皇的评价可以看出,武皇不仅对相权十分紧张,也要求百官必须承意办事,政由己出,事必躬亲,纵然忧劳天下,也不给他人一点点可乘之机。

除了尊君卑臣巩固皇权之外,武皇还一改太宗高宗时代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弱点,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对地方州县的监管力度。由武周开始,正式确定了十道巡查制度。唐太宗贞观元年,为了监察地方州府,以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使者不定期巡视。然而贞观十道直到武皇称帝之前还只是一种地理区域的名称,虚拟的巡查单位,没有常设的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来管理。唐王朝此前派遣的巡查大使,时间不定,人数不定,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十道来执行自己的任务。武皇执政后开始正式派遣十道使者分春秋二季巡视全国,监察地方官吏的为巡抚使,安抚百姓抚恤赈济的为存抚使。监察御史虽只是八品官,但奉帝命巡察地方,威势甚大,所谓“御史出巡,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十道逐渐成了凌驾于州县之上的监察区。这一举动引起了一系列官制改革,即使职的扩充,影响极其深远。经中宗、睿宗、玄宗等历代改革,道由初期的虚拟监察区性质逐渐向实体行政区转化,到唐代后期,道与方镇合二为一,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使者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乃至占地为王,拥兵割据。是的,这就是最终导致唐王朝分裂瓦解的节度使与藩镇割据的源头。

'1' 《旧唐书*李昭德传》

(未完待续)

唐代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唐代的州远远小于汉代的郡,刺史也没有汉代太守可以直接任命下属的权力,官吏任免权集中于中央的吏部,故政府用人独重京官,地方官吏颇轻其选,一般是开国武将,或者京官不称职者外放。军事上,唐初实行府兵制,基本杜绝了用兵自重的可能性,关内道独占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无论军队数目和官吏质量,地方政府都难以与中央对抗。但武皇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高宗去世中宗守孝的短短10几天里,她以母后身份暂掌国政,首先就是派遣军中心腹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军事经济重镇,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以防不测,从而为嗣圣宫变废中宗囚睿宗的政权顺利过渡提供了保障。徐敬业扬州兵变,武皇只派遣一名使者单枪匹马驰赴外地,即可于百万军中处斩大将程务挺,中央的掌控能力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光宅元年,武皇改革官制,将御史台一分为二,改置左、右二肃政台,以左肃政台监督京官,“专知在京百司”,“以察朝廷”;右肃政台监督地方,“专知按察诸州”,“以澄郡县”。'2' 左右两台互相监督,彼此制衡。右肃政台每年春秋两季出巡,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为廉察,并定《垂拱格》专门删定四十八条巡查格式,依照条例监督州县。十道巡查遂成为定制。御史巡查,权限极大,除了考察地方官政绩之外,审理疑难案件,还包括检查财政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知太府、司农出纳”,督促发展州县农业生产,搜罗人才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职权远超前代。如圣历二年(699年)的十道巡查主要是勘检全国土地,不仅检查职田,也检查勋荫田和民田,对田亩进行丈量登记。为了加强监察力道,武皇还不时派遣高官充任巡察大使,但只能巡察邻道,不得巡省本道,目的在于回避。这些措施对于澄清地方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是作为朝廷耳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随着时日推移,使者权限一再扩大,御史常有充任租庸使、盐铁转运使、铸钱使等等,无形中已侵夺地方常务。但在武周时代,无论出巡的是朝官大员还是御史,都具有临时性,事毕朝官还京,御史回台,暂出即还,都不常驻地方。至中宗神龙二年(705 年),首开巡使常驻地方的先例,睿宗景云年间监察使者已与地方官融为一体,并出现了军事专杀的节度使。唐代州府原本狭小,不足以对抗中央,而道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下属十几个州府,力量陡增数倍。玄宗天宝年间,节度使开始兼任采访使,执掌监察大权和地方民政,逐渐形成集一道的军、民、财、监察权于一身的藩镇。朝廷原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派遣心腹侵夺地方官职权,中央的监察官遂演变成地方行政官,然此辈常驻地方之后,与军阀勾结,缺乏节制,反过来对抗中央,唐史之崩溃,正在于此。

不过武皇疑心很重,她固然不放心地方行政,对她视为心腹的监察官也保持着必要的警惕,左右肃政台互相监督,巡察使者时常更换,监察御史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弹劾长官,也就是说,把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置于部下的监察之下。如此环环相扣,彼此制衡,可不象她孙子玄宗那样“疑人不用”,大笔一挥便将大权拱手送人,自己跑去和美女钻研音乐,由得下面胡天胡地。武皇一生从未真正信任过谁,这是做女人的悲哀,却是做皇帝的职业道德。象她这样做皇帝做到80多岁还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人应该不多吧,她固然欣赏“莲花六郎”张昌宗那美妙的笛音,可更让她醉心的还是金銮殿上生杀予夺的称心快意,那是世上最危险也最刺激的游戏。一声令下,山河变色,万民蚁伏,对她来说,这种快乐才是世间的极致。武周开国时新造的一套文字,现已风行于大江南北,远至僻壤域外。现时所见,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西南如云南昆阳及广西龙州关外的石刻,无不遵用,历百年而不变。朝廷的任何法令章程,都能雷厉风行地实施到地方,办事效率极高。大谷文书•;集成载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括逃使碟并敦煌县碟,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碟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威权独任,令行即止,她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全面而彻底,是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宰。历代掌权的女主虽多,但从来没有一个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

武周王朝,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治国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径是科举、门荫(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余荫而得官)、军功。武皇最为看重的是科举。

(本节未完待续)

注:

'2' 《文献通考*职官考》

接受小白的建议,改成“素养”,另外加了一些内容。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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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独任,令行即止,她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全面而彻底,是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宰。历代掌权的女主虽多,但从来没有一个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陈寅恪先生在分析武皇与韦后的成败得失时便称:“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韦氏乘夫,淫烝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而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 '3',指出二者之根本分歧正在于集权与否,对国家的控制不力是韦后败亡的主因,可谓公允之论。

武周王朝,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治国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径是科举、门荫(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余荫而得官)、和军功。武皇最为看重的是科举,特别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唐代的科考分为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举行的分科考试称为常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则称制科。武皇对科举取仕的推广和贡献现已成为常识,但翻查史书会觉得奇怪,因武周统治期间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多,甚至还不及高宗时代,她大力推广的是制科取仕。世人常称武皇首创殿试,其实就是皇帝亲临现场主持制科考试,跟宋代考生省试之后上殿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级别筛选颇有差别。唐代史有明载的制诏举人见于高宗显庆年间'4',显庆四年高宗开科八门,着重于文章道德,并亲策举人九百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此后制举就大致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也开了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所以武皇首创殿试一说严格说来并不确切,只是载初元年的殿试考生上万,持续数日之久,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显庆那次吧。

制举由皇帝亲下制诏举行,考官也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有时还会亲临考场,及第者成为天子门生。武皇自临朝称制开始便频繁地举行制举,平均1。45年举行一次,高于高宗时代;常科考试却没什么发展,进士平均每年录取20人,还少于高宗时代。如此厚此薄彼,自有因缘:唐代的常举由礼部官员主持,录取与否也是由主司根据考试成绩来定夺。唐代科举初兴,录取比例极低,也没有誊录、糊名等规定,本意是考生场外的表现也在考虑之中,却也导致请托之风大兴。没有背景也没有名声的寒门士子把自己的作品结成文集,上呈给达官贵人或者主考官员,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称之为“行卷”。为了避免文章被人束之高阁,也为了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士子还别出心裁地写点有趣的东西作引子加强可读性,相当于投递简历附加一封cover letter,一种新的文体——“唐传奇”诞生了,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5'。唐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令人吃惊,现代大学生求职实在该学着点 ^_^

考前挖空心思取悦考官固然少不了,及第后拜访答谢更是免不了,举子视主司为座主,主司视举子为门生,以后在仕途中几乎休戚与共,关系密切。如此示惠于下的便宜事儿,武皇怎么会愿意让别人独占?下令严肃科考纪律,一要糊名,遮住考生姓名;二要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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