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温斯坦莱
译者：任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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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温斯坦莱文选
任国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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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两次国内战争最后才在１６４８年取得胜利。
１６４９年１月，英国议会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宣布建立“英吉利共和国”。
这一次革命在历史上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不但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对后来欧洲和北美的反封建运动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盟所领导的，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参加，对于这一次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英国劳动人民不但向议会方面踊跃捐输，腾出自己的房屋供军队住宿，而且还直接参加战争，为革命流出自己宝贵的鲜血。
１６４３年夏，国王军队兵临伦敦城下，议会军处境岌岌可危，全仗一支由手工业者、帮工和学徒组成的民兵队，才解除了伦敦西部之围。在英国内战中屡建战功、素有“铁军”之称的克伦威尔骑兵，也主要是由自耕农组成的。恩格斯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城市资产阶级作了它第一个发动，而乡村区域的中农，则使它获得了胜利”
①。
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由于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性和慑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不可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它既没有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不想去改善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和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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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条件。
广大的城乡贫民从这一次胜利中不但毫无所获，反之，他们的经济状况由于战争的负担，以及战后工商业雕敝和物价飞腾而日益恶化。
正如本书的作者温斯坦莱所说的那样，“平民（他们受到的这些战争的苦痛比别人更深重）从战胜国王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呢？对平民说来，没有这些胜利也许还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由于提供宿营地和纳税而变得更加穷困，生活过得比从前还不如。”
（见本书第４６页）残酷的现实使得英国广大平民从对革命的失望逐渐发展为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专政的不满。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日益迫切的土地问题。
早在１６４０年春，英国有许多农村就爆发了农民反圈地和争取保存“森林用益权”的运动。
１６４１至１６４３年间，农民运动遍及英国东部各郡，许多农民不断进行夺回圈地的尝试。
１６４５年，英国西南部发生了被称为“棍棒派运动”的农民起义，卷入这一运动的地区占全国领土四分之一，参加的人数达一万多人。国内战争结束后，农民运动仍然此伏彼起地在全国展开，１６４９年达到最高潮，发生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运动，亦即掘地派运动。
１６４９年４月１日，有一群贫苦农民在伦敦附近塞利郡圣乔治山的荒地上掘土耕种，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吃饭的生活，因此得名为掘地派。尽管掘地派运动引起了附近地主富农的仇恨和破坏，遭到了克伦威尔政府方面的软硬兼施的阻挠，但是它代表了广大贫民的要求，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各地的响应。
次年，在诺桑普顿、白金汉、亨丁顿、兰开夏、肯特等郡都发生了贫民耕种村社土地的运动。出现了许多农业公社，其中以诺桑普顿郡的威灵波洛镇的规模为最大。这一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威胁到了英国土地私有制的基础，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恐惧，于是统治集团便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采用血腥的武力镇压，到了１６５１年，各地的掘地派运动就先后被克伦威尔的军队淹没在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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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地派运动的领袖和杰出的思想家是杰腊德。温斯坦莱（１６０９—约１６５２年）他原先在伦敦学过生意，贩卖过布匹，内战时期因经济萧条而破产，此后移居到伦敦附近的塞利郡，替人放牧牛羊。生活环境的变迁使得温斯坦莱有机会接近当地的贫雇农，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并且同情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不久，温斯坦莱就成了在这一个郡肇始的掘地派运动的领袖和立场坚定的捍卫者。他写了不少宣言和文章来论证掘地派人耕种村社土地的正义性，在道义上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
这些著作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因而在掘地派运动失败之后，它们仍然被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一份光辉遗产而留传下来。
反对土地私人占有、要求土地公有化、主张消灭阶级划分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着温斯坦莱的所有著作。不过，温斯坦莱是带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唯理论的观点来考察土地的问题的。
他说，“按照造物主的本意，土地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成为一切动物的共同财富……”
（见本书第６页）后来因为自私自利的心理支配了人的理智，唆使一部分人去教导和管理另一部分人。于是，土地被篱笆围起来，被一些人所瓜分，而其余的人则变成了他们的仆人和奴隶；有时他又把英国的土地私有制看作是外来的侵略者所建立的。
他说，“诺曼征服者不是从称为议会的少数人手中或者从全体英国人民手中夺去了英国的土地而攫为己有的吗？毫无疑问，他剥夺了每个人的自由，成为圈地和村社土地的主人。”
“查理国王的英国王位不是从征服者威廉那里继承下来的吗？”
“领主不是征服者威廉的上校们和主要军官们的继承者吗？”
（见本书第４５页）
温斯坦莱认为，自从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后，人就陷入受奴役的状态，成为自己同胞的奴隶，而争夺财产又使人民、国家和全世界分成许多集团，引起战争和流血，到处都产生纷争。他谴责这种制度是对“伟大的造物主的一个极大的侮辱”
，是不合乎“正义”和“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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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他看来，战胜查理国王之后，就应该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归还人民被夺去的土地，使他们得到耕种土地和分享土地果实的自由。他说，“要知道，在无地的贫农还未得到允许耕种村社的土地、还没有生活得像住在自己圈地上的地主那样富裕以前，英国不会有自由的人民”
（见本书第１６页）。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革命胜利后只是以有利地主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仅仅片面地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关系，消灭了地主对于国王的封建义务，把贵族和教会的封建地产变为资产阶级的地产，同时还保留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庄园上的公簿持有农照例要向地主交纳地租，并负担其他一系列的封建义务。英国广大的贫苦农民在失望之余，懂得了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行动起来才能拯救自己。温斯坦莱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当时农民的这种敢于反抗的革命情绪。
他说：“如果我们为了自由而饿死，而你们的屠杀性的统治人的法律还要消灭我们，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们要求而且已经决定占有村社的土地和村社土地上的树木，以求获得生活资料，并且把你们看做与我们平等的人。”
（见本书第３１页）
在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性的同时，温斯坦莱也反映了他们的不以暴力抗恶的软弱的一面。
他对领主们说，“当你们身上的神明还没有迫使你们放弃你们靠杀戮和偷窃的手段得到的、现在还掌握在你们手中的土地和财产以前，我们不会去触动你们的领地，而只会去触动叫做村社土地的领地；而当你们身上的神明迫使你们放弃这些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我们就从战胜你们的神明那里，而不是靠我们的刀剑来获得这些土地和财产，因为刀剑是一种扼杀创造物的极端令人厌恶的、不正义的权力。”
（见本书第３０页）在当地的地主富农勾结克伦威尔政府的军队侮辱和殴打掘地派人的时候，对于这种暴行，温斯坦莱却还宣传“不应该战斗，而应该忍耐”
，这就鼓励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后来更加肆无忌惮地采取大规模军事镇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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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地派运动被镇压后一年，温斯坦莱发表了他的一部最成熟的著作《自由法》。
在这部著作中，温斯坦莱不但继续捍卫土地公有制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因此，这本书被认为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与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一样著名。
《自由法》一书是温斯坦莱主要为了“敬献”给克伦威尔而写的。
当时，温斯坦莱对克伦威尔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他天真地相信，克伦威尔会接受他提出的建立以自由为基础的“真正的英吉利共和国的忠告”。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温斯坦莱在这本书里说，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是贸易的自由，有人说是传教的自由，而有人则说是无约束地同女人交往的自由。温斯坦莱认为这些自由只会导致奴役，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就是使用土地的自由，这也就是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基础。
在“真正自由的共和国”里，无论是土地还是土地的果实，都是大家共同的财富，“居民之间都不能进行买卖”
（见本书第１１６页）
，违者将作为和平和自由的敌人而处死；但是，土地是交给每一个家庭单独耕种的，不过在收下庄稼之后，各家都必须把粮食送进粮库，而不能攫为己有；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家庭，也必须把自己劳动产品送到专门的商店里。它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直接从公共仓库里领来的，自己不需要付钱。为了防止浪费食物的现象，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家庭所领取的食物不得超过实际的需要，如果有浪费的话，“调解人”将对家长“进行谴责，数落他的轻率行为，使他感到惭愧。
如果第三次发生这种现象，他将在监督人监督下充当十二个月的仆役，以便让他知道，谋取食物是多么不容易“（见本书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在温斯坦莱“共和国”
中，除了生产是由一家一户分别进行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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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也具有个人的性质。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和一切用来过“和平生活”的东西，如果有人未得到别人的同意就拿走这些东西或破坏别人住宅的安宁，“他就要被当作共和管理制度的敌人而受到惩罚”
（见本书第１０２页）
；与康帕内拉的理想社会“太阳城”中的“公妻制度”
①不同，“共和国”内实行的是合理的一夫一妻制度，如果有人带走了别人的妻子和孩子，或者强奸了别人的妻子和女儿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温斯坦莱把生产和科学的活动分为农业、矿业、牧畜业、林业和天文气象五个方面，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这五种活动中的一种，这样才算是“人类的有益的儿子”
；如果有人“只是袖手旁观和空谈他读过和听过的东西，而没有把自己的才干应用到某种个人的活动上来提高生产率”
，他就是人类的“无益的儿子”
（见本书第１７８页）。
“共和国”中将没有“寄生虫和乞丐”存在的余地，因为对这些人都实行“强迫劳动”。
为了“使共和国能够由勤劳的、聪明的、有经验的人建立起来，而不是由愚蠢的懒汉建立起来”（见本书第１７７页）
，法律要求父母和“公职人员”用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儿童，这就是“在孩子受过学校教育达到智力成熟以后，再把他们送去学习一种他们的智力和体力都适合的手艺、技术和科学，并且一直学到四十岁为止”
（见本书第１７８页）。
用这种方法教育出来的儿童，“不会只是学习书本知识而不做其他事情，他们不会成为君主制度下的那种所谓烦琐哲学家”
（见本书第１７页）。
温斯坦莱这种把教育同生产结合起来的观点，在当时说来，是非常新颖而且具有十分进步的意义的。
“共和国”
的公职人员都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凡是受过封建贵族迫害的并同他们作过斗争的四十岁以上的正直人士，都有资格被选举
①参看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０—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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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各种职务；所有的公职人员每年都应该改选一次。
据温斯坦莱说，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一个人长期担任公职，“会蜕化变质，不再温顺、诚实和关怀弟兄”
（见本书第１３４页）
；而每年更换一次执政者，“就会促使所有的人保持公正，待人和蔼，以期得到荣誉”
（见本书第１３５页）
；“所有破坏秩序的人——醉汉、爱吵架的人、为了怕得罪别人而不敢说实话的愚蠢透顶的人、贪图安逸和热中于争论的人，或是爱唠叨的人”
，都“不适宜于被推选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各种职务”
，但是他们“可以有选举权”
（见本书第１３６页）。这种通过民意选举公职人员的思想，同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由一个精神贵族即“太阳”终身执掌管理大权的情况，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温斯坦莱的《自由法》中所描绘的，虽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社会，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