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我母亲的吃苦和能干，日益赢得了线材厂领导和工友们普遍的尊重。于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我的母亲得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工资也升了。其实，当炊事员在物资匮乏的当时来说，应该算一样美差，自己可以吃饱，甚至还可以往家带点粮食。但是，那时的太谷人爱面子，总是觉得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活，没几个人愿意干炊事员。太谷县城小，一般人都中午回家吃饭，只有十几个人在线材厂食堂就餐，俗话说“众口难调”，这十几个人口味不一，反而比一般大单位的食堂更难办。食堂里原来那位老炊事员就是因为跟吃饭的人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退休不干了，厂里没一个人愿意当炊事员，于是就找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她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我。即使是在炊事员的岗位上，她也勤勤恳恳。我的母亲就让我的父亲，找来铁Z局单位食堂内部印制的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时不时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即便是因各种原因误了吃饭时间的工人，我的母亲也不辞辛苦，单独给他们做饭。当时是粗粮居多，山西人吃饭多为面食，对菜的要求比较简单，但要求面食的品种却很多，一个人一个样子，反而不好伺候。我的母亲就为这些人每人都做他们喜欢吃的品种，爱吃什么就做什么，削面、拉面、剔尖（「注」剔尖是山西一种面食，做的时候把高粱面和成约半厘米厚、半本书大小的一块，放在木板上用筷子之类的尖锐工具一点点剔到锅里，煮好后浇上卤水食用）、包皮面、猫耳朵、擦糟子、皮带面、高粱面糊糊……经常一顿要做七、八个花样。
我母亲不但勤快，而且干活利索，一顿饭做这么多花样居然也能应付自如，不禁令这些就餐的工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母亲还经常做一些诸如麻叶、捞面、面托、凉粉之类等河南的风味小吃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在食堂吃饭的那十几个人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好味道的饭菜，个个都非常满意。人的关系都是互相尊重处出来的，我母亲对他们好，他们也反过来对我母亲好，后来连碗都不用我母亲刷，他们吃完后自己就主动把碗给刷了。这些就餐的工人跑出去一说，上至领导、下至工人，全厂的人都慕名来食堂吃饭。虽然当时我的家里还很穷，当炊事员也有条件往家里拿东西，但我的母亲珍惜自己的名声，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拿。
当时，太谷线材厂与天津外贸公司有业务联系，天津外贸的业务员经常到太谷线材厂来洽谈业务，吃饭时就在食堂招待他们。我的母亲做菜功夫一流，用不多的肉、菜就可以做出各种口味的美味佳肴，吃得天津的客人们啧啧称奇。同时，我母亲虽文化不高，但脑子聪明，总是暗中揣摩别人的言谈举止，学习如何待人接物，故在天津客人面前显得不卑不亢、颇有风度。太谷人比较老实，不太会说客套话，饭桌上常常出现冷场的情况。每到此时，我的母亲就经常主动替单位领导打圆场。天津外贸公司的客人们每次来，不但吃得好，而且情绪也好，都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在这批天津客人里有一个主管山西地区业务的徐处长，跟线材厂的主管部门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的头头们很熟，见面时常常夸奖我母亲，说人才难得，当临时工做饭真太可惜了。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我的母亲吃苦耐劳、为人厚道的好名声不仅在太谷线材厂，而且在那个不大的太谷县城也已经不胫而走，厂里的工人们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临时工转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甚至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了我母亲转正的问题，并派出了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进来线材厂考察。王进到厂里转悠了一圈，找干部职工谈话，结果所有的职工都众口一词地夸我母亲人品好，又能干，强烈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王进一听，心里暗暗称奇，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是考察干部时他也没遇见过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满意的人。王进回去以后，如实向局领导做了汇报。这样，我的母亲转正问题就一锤定音了。
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母亲当临时工时就是借用别人的假户口，真实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农村，而且因为出嫁以后十多年不回家，户口已经被注销了。没有城市户口，是不能转正当工人的。幸运的是，当时我父亲在宣传队有个好朋友，叫吴运生，是铁Z局公安处的政治处主任，算是个不小的官，有点面子。那时铁Z局是个流动单位，流动到哪里，户口就落到哪里；每次转移，户口都要迁走。户口迁移的次数多了，难免有迁错和漏掉的情况，好在铁Z局单位大，级别高，一般小县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铁Z局在山西黎城县（「注」今属山西省长治市管辖）有个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属叫“段云霞”，本人的户口已经迁走了，但当地公安局销户时却漏掉了。吴伯伯在公安系统内部工作，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派了局公安处的两个同志到黎城县启“段云霞”的户口。我的父亲、母亲招待那两位公安同志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当晚，两位公安同志就开着吉普车奔赴黎城县，两天后就把户口给起回来了。吴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太谷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李××帮忙，把“段云霞”改成“张云霞”，在太谷县落了户。落户时李股长还纳闷，说光听说过改名的，怎么还有改姓的？吴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说当时写错了，李股长也就没有深究。就这么着，我的母亲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户口歧视之后，算是当上了城里人。当时我已经记事了，起户口时请客的情景，还有那两位穿着蓝色公安服的叔叔，我还依稀记得。
不过，我母亲刚转正时，引起了很多临时工的嫉妒。当时厂里还有不少临时工，有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在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干临时工了，二十年了还没转正；有些是线材厂职工的家属，自认为更应当转正。我母亲深知自己的转正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嫉妒，故而转正后一点架子也不摆，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和气，还经常不辞辛苦地替他们干活。等我母亲到了财务以后，由于厂里经营形势不错，母亲就在厂办公会议上为这些临时工说话，提出厂里有钱了，临时工干活也很辛苦，最好也能享受公费医疗、劳保福利、工伤补助、副食补贴等等。当时谁都没把临时工的福利当成回事，我母亲这么一说，大家也都点头称是。经我母亲的努力，线材厂的临时工除了退休待遇这一条以外，其余的一切待遇都和正式工一样了。这件事以后，那些原本对我母亲有意见的临时工都非常感激我母亲，把我母亲看成能够为他们说话的贴心人。
我的母亲转正以后，我们家便成了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并且家中只有两个孩子，因此家庭条件明显改善，在当时工人家庭中已经算好的了。母亲还把我的外婆从农村接来，一是享几天福，二是带我和姐姐。由于铁Z局是流动单位，职工的家属大多是没工作的。那时也不怎么太提倡计划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两个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个工友有十四个孩子，吃饭时全家在用枕木钉成的大桌子旁，排成两列，像开公共食堂，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大概在此前后，我们家还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住在农学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学机电的，本来在南京机场任工程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来改造，在太谷县农机厂当技术员。他的妻子是个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书，丈夫出事时两人刚结婚不久，也没有跟他划清界限，反而跟着他来到太谷，就在山西农学院当老师。他们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个男孩，就叫小三。当时小京已经十四五岁了，喜欢拉小提琴，通过熟人介绍找着我父亲，于是两家人便如亲戚一样来往起来。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实政策，搬走了。临走前领着老婆孩子到我们家道别，恰好我和姐姐都在农村，母亲也出差去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当时我父亲刚买了一本《三毛流浪记》，见小三在那里看得挺带劲，就对他说，也没什么好送给你，这本书就拿着吧！小三一听，高兴得要命。他们家搬走以后，还经常来信，得知小京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到美国留学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们家原来的房东因儿子成家，下了逐客令，于是我们只好搬到了太谷县城东关大队。我们家的新房东叫王二小，成分是贫农，即便是这个“贫农”家里，房子也是气派的四合院。当时没有自来水，我父亲每天晚上下班都推着汽油桶改装的水车到几华里以外的火车站打水，水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当时在那个大院里住着四家子人：我们家，房东一家，山西大学的老师一家，还有一家太谷县农业机械厂的工人。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市，那位老师夫妇两地分居，当时也非常困难，他的老婆没有工作，靠在地里帮人家干点零活，并且在家里喂两口猪过活。他们有两儿两女，大女儿红红年纪比姐姐大一两岁，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红红他们几个小的时候穷得大冬天都没有袜子，脚后跟总是冻得如同胡萝卜。白天红红的妈妈要到地里干活，叉猪食的活全部落到七八岁的红红肩上。每次我母亲看到红红叉猪食，都跑去给她帮忙。红红的妈妈因为生活艰难，干完活以后回来看到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总是又急又气，经常一边哭一边把这几个孩子挨个打一遍。当时我才三四岁，刚刚学会说话，看到红红她妈打红红姐姐心里很是生气，于是跑过去教训红红妈妈。红红妈妈看到这个跟凳子一般高，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小人儿也居然一板一眼地来跟自己讲道理，哭着哭着，忍不住笑了，也就不打孩子了。红红家里几个孩子都挺争气，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其中红红考上了北大。当时还在“批林批孔”，地方上对人们的管束比铁Z局要紧得多，那个农机厂工人每天晚上要学习、批判、开会到晚上十点多快十一点才回来，回家时老婆孩子都睡了，自己喝两口冰凉的红薯小米稀饭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这就是那时中国老百姓过的生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一、短缺时代
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迫害、户口歧视之外，还有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轻人除了缺钱，感觉不到什么物资的短缺。是的，最珍贵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东西，平时人们只看得到金银珍贵，但没有人去多想，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和到处流淌着的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才最珍贵，如果没有空气和水，多少金银都是无用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是家常便饭，影响到了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当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当别论）。为此，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专门研究了这种现象，还写出了一本《短缺经济学》。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长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生活仍然极度贫困。当时的粮食供应是根据不同工种来的，重体力劳动如铁工、木工就多一点，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的就少许多。当时我父亲定量是四十五斤，母亲只有二十多斤。供应的粮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砺得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顿纯粹由白面做成的馒头，都成了很多人家难以实现的梦想。副食供应更差，每人每个季度定量仅供应肉五两（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两。不但粮食和肉类和食用油要定量，连布、糖、蛋，甚至豆腐……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应。而农村户口的家属，却是连这一点可怜的供应也是没有的。
时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数人回忆以往毛泽东时代“幸福生活”时还经常念叨说，那时猪肉几毛一斤，粮食几分一斤，没有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乍听起来确实感到挺便宜。可这些人独独“忘记”了，这个价格只是理论上的价格，或者说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价格。因为，当时只是按定量供应发放票证，如果没有这小小的票证，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些东西。而一个月一两、二两的猪肉配给，不到一两的食用油，如何满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当时中国老百姓不仅收入低，而且就这么可怜的收入也并不能购买到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这为以后发生通货膨胀早已打下了基础。
近一些年以来，随着对出版控制的放松，一些能够真实反映中国老百姓真实生活情况的统计数据被披露出来，下面我就摘录一段： 一九七六年，人均占有粮食381斤，低于1952年395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油为3。2斤（平均每月2。66两，每天0。88钱），低于1952年（4。2斤），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23。6尺，低于1956年（25。9尺），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低5。6尺。人均住房面积，则从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2平方米。（「注」资料来源：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一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看到这些少的可怜的数据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当时中国这个官僚队伍庞大的国家里，身居高位的官僚们，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几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给份额，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东西比这些统计数据反映得还要少。这就是那个时代经济“每年增长12。5％”的真相。
铁Z局作为一个大企业，是工人阶级中排名最靠前的“铁老大”，特别是与当时特别短缺的铁路运输方面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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