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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学校团委让我去团委办公室画节徽。那个女孩也一起去了。我们俩在团委办公室一边画，一边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越谈越投机，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第二天，我们又一起谈了一天。其实节徽图案简单，非常好画，第一天天还没黑就画完了。但第二天我们还都是不约而同地去了。从那以后，我们每天放学都要一起推着自行车走，她家离学校近，等她进了家门以后我才骑上自行车回家。两人当时都还是孩子，也不敢表白什么；还怕别人看见，就故意晚走一会儿，路上推着自行车各走道路两边。当时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仍然历历在目，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
离太谷县城二十里地就是祁县东观镇，那里有举世闻名的晋商庄园——乔家大院，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就在这里。那年五月中旬，我们班组织集体活动，到“乔家大院”参观，当时“乔家大院”的名气还并不很大，我们去时参观者就我们那一帮人。其实“乔家大院”并非晋商中最大的宅邸，太谷县还有一个富豪曹家，其宅邸“三多堂”比“乔家大院”要大三四倍。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往西安逃跑路过这里，没钱了，还要向曹家借钱。
一九八八年并不象今天这样，连小学生都谈恋爱，那时高中生谈恋爱的并不多，特别是在这个功课抓的很紧的重点中学里。很快，风言风语多了起来，同学们看到我们俩在一起时，脸上总是会露出一种诡秘的笑。班主任老师也发现了苗头，借故把我们的座位调开了。那几天，我整日跟丢了魂一样，上课的内容一点都听不进去。挨了几日，我找了坐在她前头的那个学生要求跟他换座位，那个同学倒是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找到了她，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那女孩受了压力，没有答应；但还是补了一句，要是你一定要换，那就换吧。
时年十六岁的我还很胆小，又爱面子，听她这么一说，也不敢换座位了。但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了，也觉得她在渐渐疏远我。于是，我整日精神恍惚，成绩自然越来越差。好在历史、化学和物理这几门课基础好，所以期末考试还是得了个三十三名。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只要我愿意干的事情，我就特别投入。这个特点既可以让我十多年如一日地研究苏联历史，并颇有心得；也可以让我感情用事，做出种种常人难以理解的蠢事来。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我们那一届文理科分班，我们所在的一三六班被解散成立文科班。那女孩因为觉得文科学校难考，没有报文科。当时，我在学习数学方面的劣势和学习文史方面的优势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但为了她保持一致也跟着报了理科班。然而分班时我被分到一三二班，她被分到一三五班。那时我在学校里有点名气，一三二班的班主任对我挺好，其他几个分到班上的同学都多多少少受些歧视，座位都安排到最后，惟独我分到了最好的第三排。我在一三二班待了几天，想着这是越分越远了，于是坐立不安，就琢磨着调到一三五班。后来我就专门跟英语老师作对，然后骗母亲说我看到那老师就恶心，要是不调走那肯定上不好学。母亲还蒙在鼓里，听我这么一吓唬，害怕我成绩不好，赶紧到学校活动，把我调到了一三五班。刚到一三五班时我们一三六班的学生都被安排在最后几排，因此我又和那女孩成了前后座，算是如愿以偿了。那段时间，那女孩到了新环境，觉得我挺亲切；再加上都成了插班生，老同学之间关系亲密也很正常，于是两人关系又火热起来，持续了一个多月。
文科班刚成立时只有二十来个人，而且不断地有零星的学生申请去文科班。为了不让学生落下功课，文科班的班主任老师来一三五班说，要报文科的就赶紧报，过时不候。那女孩本来也就喜欢文科，此时动了心，对我说想转到文科班。我一听，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又说一起去怕别人说闲话，让我先去，我当即就去了，每天等着看到她到文科班来。然而我走那天她回去跟她父亲说想去文科班，遭到了他父亲的坚决反对，因为他父亲本来就是六十年代学理工的大学生，对文科有些偏见。我在文科班里左等右等不见她来，坐不住了，就找她问怎么回事。等到她把原由一说，我顿时眼前一黑，险些昏过去。
经历了这次打击后，我再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整日不是发呆，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胸口总是跟堵了什么东西一样难于呼吸。本来我天生有着一副伶牙俐齿，思维敏捷，辩论时本领超群，然而从那以后，我很快变得口齿不清，反应也迟钝起来。这就是第一次恋爱给我带来的感觉：瞬间的欢乐与甜蜜，长久的忧郁和痛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二、惹了黑老大
一九八九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撞上两个社会上的坏小子。那两个坏小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坐在后座上抡个挎包，一路上见学生就打，我也挨了一下。虽然不怎么疼，但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类地痞流氓，就下车跟他们争吵起来。当时，我有一个在初中时很要好的同学没考上高中，就进了县里的保安队当了保安队员。我自恃有这个同学的关系，也并不怎么怕他们。越说越激动，后来那用挎包砸我的那个小子说，那我们约定明天在南门外电影院门口比试比试吧。我一听，也不怕他们，就跟他们一言为定了。
中午我就去找了那个同学，那个同学一听我受了欺负，也很生气，就约了两个保安队员，准备第二天去会会那两个坏小子。我一听可以为我出气，也觉得很高兴。
谁知下午到学校里来时，几个经常跟社会上的地痞混的同学一见我，就对我小声说：“呀，你可真厉害呀，敢跟红年单挑。”我当时还不知道红年是谁，连忙问他们。原来，这位红年就是太谷县当时黑社会的大哥，手下有一大帮亡命之徒，好多次打架打出血案来。骑自行车的就是红年，打我的是红年的一个铁哥们。我一听，心想坏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就连下午的课也没上，匆忙又去找保安队的那个同学。那同学一听是红年，顿时也楞住了，说你惹谁不好，偏偏要惹他？这个忙我可不敢帮了，要帮你我以后小命都保不住，你还是赶紧到公安局报案吧。
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母亲在埋怨了一会我惹祸以后，也赶紧出去找人了。我母亲想的办法不是找人来打架，而是打听这两个流氓的家庭住址。太谷城不大，很快就打听到了红年那个铁哥们家的住址，于是母亲找到那个人家里。那小子人虽然坏，可他妈却还是个老实人，一讲起她的儿子就气得浑身发抖，决心晚上教训教训他。太谷人比较孝顺，即使是流氓地痞，也鲜有跟父母顶嘴的。那小子回家时，他妈教训了他一顿，首先把他的气势打下去了。于是这小子放出话来，如果赔给他一条“阿诗玛”香烟（「注」当时“阿诗玛”香烟是太谷市面上最贵的香烟，比红塔山还要贵，一条要六十五块），他就劝红年罢手；如果我敢报案，就要我小命。
当时学校已经知道了此事，就向太谷县公安局报了案。第二天早晨我上学时，老师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公安。公安局讲证据，制订了一个计策：先由我带着香烟给那坏小子，然后以我揪耳朵为信号，埋伏好的公安就抓现行，按敲诈勒索处理。计策虽好，但我一想，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公安这次抓了红年，即使关他们个一年半载的，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从号子里出来怎么办？太谷县这么小，他们要是觉得我出卖了他们，那以后如何在太谷县生活？于是我暗暗决定，还是不配合公安为妙。
到了下午两点，我带了一条“阿诗玛”香烟来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红年竟然召集了四、五十个流氓守侯在那里。见到我，红年搂着我坐在马路沿子上，掏出一把刀在我脖子上晃悠，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算你有种，竟然敢一个人来，你看看我给你带了多少人来，你就一个人，拿我寻开心不是？让我怎么招呼我的弟兄们？说完手一挥，围上来几个流氓亮相，每个人怀里、袖子里都藏着大砍刀。还有几个推着自行车，每个自行车上都绑了两个大箩筐。红年说，瞧见没有，那是准备往医院里送人的。此时我只好拣好话说：“小弟我错了，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大哥了，今个就是来向大哥赔礼道歉的，我把烟已经带来了。”红年一面把烟收下，一面把眼一瞪，说，一条烟就想要摆平啊，我这么好打发？别的我也不要，今天你当众给我磕个头就放过你。说罢抬头看着手下的几个喽罗，那几个喽罗也开怀大笑起来。
让我给一个自己心眼里瞧不起的地痞流氓磕头，那是没门的。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没有硬顶。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心一横，镇静地说：“要我磕头，我死也会不干的；但是我佩服大哥讲义气，想做大哥的小兄弟；这条烟就孝敬给大哥和其他弟兄抽好了，算做小弟的见面礼。另外我跟大哥交个底，学校这次向公安局报了案的，附近就埋藏了公安，都在等我用手揪耳朵当信号来抓你。我也不打算让公安得逞，咱们算扯平了。”地痞流氓一般都喜欢别人说自己讲江湖义气，红年听了这话觉得挺顺耳，又看看四周，仿佛有便衣在走动，眼睛不断往这边瞅。红年那帮人武器都是大刀斧头，肯定敌不过公安的手枪，于是也很识趣，说道：算你会办事，也有点种，这条烟我收下，今后算你一个小兄弟，要是谁敢欺负你，你找我。然后，那帮人就分散撤了。
守侯多时的公安见人都散了，我也迟迟不揪耳朵，就气急败坏地跑上来把我训了一顿，我就装傻糊弄他们，也就没什么事了。
我是个本分学生，也不打算欺负谁，因此再没找过红年。一九九○年年初，红年等几个流氓劫持并轮奸了一个太谷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正好碰到“严打”，不久就被枪毙了。闻听此讯，我心想这家伙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枪毙红年的法院布告我也看了，那法院的文书写报告时肾上腺激素分泌得一定很多，把强奸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让看了的人禁不住浮想联翩。其运用文字描述的功底，丝毫不逊于描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的那份《斯塔尔报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三、涨价、盖楼和腐败
“金色的八十年代”其实在一九八八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一股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风潮在中国大地弥漫开来。瞬时间，商店里物价飞涨，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建国后中国的物价除了一九六○年大饥荒前后有比较大的波动以外，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期间也有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两次小规模通货膨胀，但好在幅度小，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物价开始猛烈上涨。眼见着粮食、猪肉、日用消费品一天一个价，老百姓人心浮动，万分焦虑却又无可奈何。钱越来越毛了，人心也越来越毛了。人们眼见着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的钱打了水漂，于是出现了非理性的抢购风潮。当时我们的家属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往家里买东西，特别是粮食。有一个工人一口气买了一千多斤白面，家里也没有放粮食的仓库，只好堆在住人的屋子里。偏偏一九八八年山西气候反常地湿润、高温，过了一个夏天，那几十袋白面都变质了。那一段商店里的东西特别好卖，就连过期的罐头，都按照原价卖出去了。
在“金色的八十年代”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楼堂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太谷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就是那时建成的，当时是太谷县城内最宏伟和富丽堂皇的建筑。太原市也在大盖政府办公楼，其中位于迎泽大街和新建路十字路口的山西省委办公楼，外表全部用大理石板装修，据说造价高达二个亿。二个亿、大理石板装修，在今天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一九八八年，老百姓是闻所未闻的。
除去通货膨胀、楼堂馆所以外，引起老百姓普遍不满的还有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行为。本来，干部们运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早就存在，七十年代叫“走后门”，八十年代初期叫“不正之风”，到了八十年代末，愈演愈烈，已经成为“腐败”了。腐败的滋生导致政府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下降，老百姓逐渐地开始嘲笑、咒骂政府。一九八八年元宵节，我们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街上观灯，走到太谷县人民法院门口时，恰好看到法院门口挂了两个红灯笼，一个里面亮着灯，另一个则不亮。一个同学见状大笑道：“这法院真是会挂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蒙受了巨大损失，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听到有工人骂邓小平；而楼堂馆所的大量兴建，使得党政机构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明显对立起来，老百姓张嘴就骂那些大楼都是“喝人血的地方”；而腐败、官倒的孳生蔓延，导致老百姓对“当官的”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憎恨情绪。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社会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已经为一场社会动荡积累了足够的能量。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五、秋后算帐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使得我在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毛派愤青急剧转变为一个自由派愤青。毛泽东以往在我心目中类似神一样的地位，仿佛在瞬间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奇怪，从小被灌输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