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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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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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方面派出的受降代表是一个将官,大约四、五十岁年纪,衣着鲜亮,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本来,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但愣是被这个国民党将军办成了丢人事。当时这个将军本来也想在鬼子面前抖一抖威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受降。大概是这位将军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四体不勤,骑着马刚一进场,马走的好好的也没有惊,他竟然莫名其妙地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呲牙咧嘴,再也起不来了。随从的士兵见状,连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

那些列队等待投降的日军降卒见到这种情景,虽然不敢放肆地哈哈大笑,但我父亲从眼神里看出他们对此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当然,武器还是要交的,于是日本军官们按着军衔高低,依次走到受降检阅台交出了指挥刀。而士兵就好办,把枪支成一个架子,挨个往上搁就是了;那些日本汽车兵则走下车来,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往车上一坐,就算接收了汽车。就这样,本来应当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投降仪式,就因为那个国民党受降代表的笨拙表演而丢人现眼地草草收场。

父亲的老家确山民风强悍,历来出强盗悍匪。父亲村子里有一位族兄国××,是个有意思的人物。日本人占领确山期间,他靠劫路为生,一天就在鬼子据点附近劫了一个生意人。那生意人跑到日本人那里告状,日本人派了两个骑马的宪兵来抓他。国××拿了财物正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听到后面马蹄响,还有日本人用生硬的汉语喊:“站住!” 国××扭头一看,知道坏了,撒开腿就跑。正在跑着,前面出现了一个大约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大沟。俗话说,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国××横下一条心纵身一跃,居然从沟上跳了过去。骑马的日本宪兵赶到时,那两匹马却怎么也跳不过去,于是国××算是拣回了一条命。后来,国××又故地重游,看着又宽又深的沟壑,怎么也不敢跳了。

一九四五年夏末日本投降以后的一天傍晚,确山县老家王岗村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当地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王岗村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我父亲的那位靠劫路为生的族兄国××,带了几个人走上前去,用一根绳子把他勒死了,然后拿走了他的那枝三八大盖步枪,扒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并把尸体扔到了地头的一个枯井中。据这位族兄国××后来说,那个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此外,父亲还听这位族兄讲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确山境内行驶时,因为铁轨被当地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当地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实在是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二、和平昙花一现

开封光复以后,祖父到漯河来接妻小回开封,专门包了一节闷罐车厢,全家人和随从就住在车厢里走。当时黄河决口还没有堵住,走到许昌一带路过黄泛区,铁路都被水淹了,就临时用枕木搭成墩子上面铺钢轨,火车就在上面走。我父亲透过闷罐车上的小窗户伸出头往外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外面白茫茫的都是水,水里面东一个火车头,西一节车厢,都是枕木墩子倒塌时翻下去的。火车在那一段开得很慢,脚下的枕木墩子被火车一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祖父听到这种声音,又看看外面的水,说道:“这种路别说走火车,连走人都害怕,早知道这样就不坐火车了。”后来火车过中牟时,也有一段这样的路。

一九三八年黄河改道后,开封位于黄河新河道北边。到了中牟的铁路终点,全家人又坐老百姓的船渡过黄河。过河后又坐了一段火车,才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开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省政府对面的宅子。回家以后发现家中的原本宽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像老鼠洞。向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父亲和叔叔这些小孩子觉得这些玩意挺新鲜,但祖父讨厌日本的风格,雇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滞留下来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斯时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这些侨民前后不同的表现,正应了国家强,百姓强;国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三井洋行有两个日本职员,日本投降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国,在我们家旁边租了一个院子,靠做酱油谋生。日本人敬业,做的酱油质量非常好,拿起来对着太阳一看,酱油上还漂着一层薄薄的豆油,一望便知是用好黄豆发酵做的。我父亲小的时候,经常到他们的酱油作坊里玩,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黄豆也是粒粒饱满。起初,两人挨家挨户地送酱油,挺和气的,当时不收钱,每个季度结一次账。那时人们诚实,卖东西的从不缺斤短两,买东西的也不恶意赖帐,所以只要货好,生意就特别好做。后来,买他们酱油的人越来越多,两个日本人生意做大了一些,还雇了两个帮工。

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真正欢欣鼓舞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在战乱中离开的人们回家乡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以前仅仅有过一面之交、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也都如同亲人一般热情洋溢地互问寒暖。一九四六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自发地比赛,胜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开封城内的回民爱扎灯笼,往往是回民取胜。而一些读书人,则在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猜谜者会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

开封龙亭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湖,小的水比较浑浊,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较清澈,叫杨家湖。当地老百姓说这两个湖的湖底,分别就是当年潘仁美和杨继业的府邸。开封光复后的那个元宵节,在潘、杨两湖举行了放河灯活动,附近几十里内的人都赶来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由于人多,经常还有站在湖边的人被后面涌来的人挤到湖里的情形。当时天气还颇冷,掉到水里的人爬上来就狼狈不堪地往家里赶,边上的人就哈哈地笑。当时的场面正是: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悬殊,从十来岁到十八、九岁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被当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过是“蓝回”,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回”相区别。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父亲他们这帮小孩非常怕她。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开封犹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开封犹太人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童子军的军服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自己染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功夫,也跟买来的制服有些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称买得起童子军服的学生叫“正规军”,买不起制服为“杂牌队”,一点都不照顾学生的自尊心。在学生列队出操时,总是有人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男孩子都比较皮实,无所谓;而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表情非常尴尬。我父亲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这几个老师作对,总是自觉地也站到“杂牌队”里去。那几个势利的老师惹不起当官的子女,也无可奈何。

当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叫刘茂恩,我父亲曾经多次见到过他。每年到四月四日儿童节时(「注」民国时期的儿童节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刘茂恩都身着便装在华北运动场检阅童子军。当时童子军们排成一个个方阵,每人肩上扛一个童子军棍,从检阅台前面走过,接受刘茂恩的检阅。

父亲有一个表姐夫,叫李老五,脑子很活,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李老五当时是刘茂恩的生活秘书,负责安排刘茂恩的饮食起居。在伺候刘茂恩期间,他见过不少国民党的大人物。解放后,李老五先是在开封街头卖了一阵子菜,后来回到了封丘老家。六十年代,我父亲见他在封丘黄羊口收破烂。那次李老五见到我父亲以后,搂住我父亲的肩膀,诡秘地说:“兄弟,昨天我收了一个电机,八块钱;今天我卖了,知道卖多少?二十八!就这么一转手,二十块钱到手了兄弟!”这时,父亲的表姐走过来训他:“就你能!人家藏都来不及呢,你还在这儿谝!”李老五就嘿嘿一笑,说:“这不是俺兄弟吗,怕啥咧。”

大概从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人有份,也就领了。有时还发来一些美军士兵战时的口粮:几块饼干面包,一小罐果酱,一罐肉罐头,一罐蔬菜罐头,一块巧克力,一块奶油,一块口香糖,五枝“骆驼”牌香烟,几张餐巾纸。当时河南老百姓吃完饭以后都是用袖子擦嘴,没有用餐巾纸的习惯,见到这些餐巾纸以为是擦屁股用的,于是就说:“瞧人家美国人,连擦屁股纸都准备好了。”

美国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四十年代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食品和衣物对于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的。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和狭隘观念,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硬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帽子,这实在不够公正。

不过,美国救济总署援助的物资,到了腐败的国民党手里,有不少都被贪污掉了。当时,只要开封救济总署有什么发,市场上就有什么卖。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旧时的开封城内有一家山西商人开的“晋阳豫”糕点铺,专门经营各种高档干鲜货品和糕点。每到逢年过节,“晋阳豫”就派出一个伙计到我们家来订货。这种上门订货的伙计并非一般跑腿的,而必须是口齿伶俐、相貌堂堂的人;穿的也好:身着长衫,足登礼服呢面的牛皮底布鞋。这个伙计拿着鱼翅、海参、木耳等货物样品到家里来,给祖父、祖母或者厨师过目。如果选中,就拿个笔记下品种数量,不一会儿就把货物送来,决无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现象;如果当时没有决定,伙计就把样品留下,约好哪天再来听消息。

除了“晋阳豫”,还有一家“包耀记”也是一个大字号。“包耀记”和“晋阳豫”都位于书店街,二者之间相隔只有几个店铺,经营的范围也大致相同。现在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充满了不正当竞争;但“包耀记”和“晋阳豫”却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做自己的买卖,二者之间从不互相贬低。

解放前的晋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原因是他们做生意讲究诚信,童叟无欺;货物品质特别好,价格却又十分公道,薄利多销。例如我们家后来居住的太谷县城,除了开钱庄以外,还以做药材生意闻名全国。太谷本身并不出产药材,但勤勉的太谷商人们对各类药材都非常懂行,从全国各地搜罗药材,只加以微薄的利润就出手。而那些需要购买药材的外地客商们,一是担心在别处买药材被骗,二是由于别处品种也不全,故都来太谷买药材,既放心、又不贵,品种还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山西人做生意的那股厚道、勤勉、仁义的老传统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彻底挖断了根子,一切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后,山西人又开始做生意,但已经完全是另一码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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