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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我还发现这里没有真正严谨的学风和学术气息，也没有真正的经济科学。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通病：没有真正的独立的科学见解，一切学术观点都是围绕当政者的需要，只是给当权者的政策做注脚。一旦上边有了什么新想法，都可以找来几个专家来进行所谓的“科学论证”，专家、学者们按照上层的意图，随时准备推翻自己原来的见解。有些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无比优越，今天就可以同样坚定不移地说除了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
大学里的一些教师，每天也忙着出书。但是很多人出书并不是为了学术交流，或者思想的碰撞，而仅仅是为了骗钱、骗吆喝。每当某些老师准备搞“科研”时，就找一批学生到图书馆里先疯狂地复印资料，再找几个人抄写。从张三的观点里剽窃几句，又从李四的文章里摘录几行，七拼八凑，一个新课题、新观点、新专著就诞生了！正可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就是这样，整个大学里一天到晚散发着功利主义的铜臭，充斥着“知识混子”们发财心切的浮躁。面对如此乌烟瘴气的学校以及自己深恶痛绝的专业，我灰心丧气、天天逃课。特别是大学二年级那个美国来的外教，我自始至终都没见过她一面，连考试都没参加。后来考试时她还问，不是班上有一个叫GUOYA的学生吗？怎么没见过？幸亏外教成绩属于英语的一部分，我没参加考试也只是少记了几个学分罢了。此外，我甚至还一度产生过退学重新参加高考的想法。后来一个高年级的女同学提醒了我：即使重新考上你所认为理想的大学，结果也未必不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又浪费两年工夫没什么用，你最好还是受着吧。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又想起那令我恐惧的数学，也就死了这条心，安心做一名“知识混子”。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六、创业史
母亲八十年代所挣下的三万元钱，因为家里接连发生大事，再加上通货膨胀的损失，到了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就只剩八百多块了。当时我父亲一个月工资不过一百二十块钱，其中九十块要寄给祖母；母亲则好多年没有到灯具厂上班，同时灯具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在母亲送走我之后，就只得再次靠双手劳动挣钱了。
母亲以前在灯具厂上班时，厂里做一种过年挂的花灯，每年过年都能到太原市场上卖一些钱。母亲想了想，别的挣钱门路也都没有了，做花灯本钱小，容易翻本，于是就用这最后剩下的八百块钱，雇了几个原来灯具厂的下岗工人来我们家，租了铁Z局办事处的几间空房子，开起了花灯小作坊。当时本钱小，雇人成本又高，结果只做了一个品种，三十多盏花灯。
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夕，我放寒假回家。那天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母亲闻讯急忙从作坊赶回来，满手都糊满了粘花灯用的四○一胶，擦了擦手就紧紧搂住儿子，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儿子帮母亲拭干眼泪，安慰她说，妈，别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吗。然后我又问母亲，不是说过年前要接姥爷到咱家吗，怎么不见姥爷呀？母亲回答我说，因为小厂刚开张，现在比较忙，等走上正轨后再去接他。我听了，也就没往别处想。当天晚上，女朋友也来了，也是一见到我就哭了。
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到小作坊里帮母亲干活。母亲从事的花灯生产，是一项很复杂、辛苦的买卖。做花灯时，要买回铁丝、布料、四○一胶、灯穗、排穗、彩纸等原料，先用拔丝机把铁丝拉直；再按照要做成的花灯形状，裁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长短的短铁丝；再用钳子把短铁丝拧成需要用的形状；然后用电焊机焊成灯架子；把买回来的布料裁成几十块形状、大小不一的布块，用四○一胶把布块粘到灯架子上；再用花边盖住布料接缝处，然后再把用彩纸刻成的花纹粘到布面上去，接着再粘排穗、上灯穗；最后，还要往灯上画水墨画。一个花灯就要这么多的工序，所有原料的尺寸、大小、多少都要靠母亲的脑子来记。
我所干的活就是和我父亲一起往空白的布面上画水墨画，每盏灯要画三幅不同的画。一开始我干得还挺有趣，干了两天就觉得枯燥了，挺累。其实，这画画算是做花灯里最轻松的活，灯具厂有一个画灯的画匠，三五分钟就可以画好一幅花鸟画。但是，我没有学花鸟，学的是山水，因而要比画花鸟麻烦许多，速度也慢许多，平均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一幅。但有一点，山水画在花灯上，就是比花花草草的好看。想一想母亲不容易，我就咬着牙，和父亲一起把九十个画画完了。花灯这个东西，原料本身都值不了几个钱，关键是全都是靠手工。可以说，卖花灯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挣血汗钱，不指望运气，诚实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换取微薄的收入，这就是我的父母，这两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劳动者的想法。
卖花灯跟卖对联、鞭炮一样，全靠过年以后正月初六到正月十四元宵节前那几天，正月十五以后就一个也卖不出去了。因此自从做起了花灯的十二年时间里，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安生年。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正月初六，我和我母亲第一次到太原市场卖花灯。当时，太谷灯具厂主要在位于迎泽大街的省二轻交易厅大楼内设柜台，我们家没有那个实力，也不想“兔子吃窝边草”，跟自己原来所在的太谷灯具厂竞争，就到太原市钟楼街一带租柜台。那时我们家已经基本上没什么钱了，租不起好柜台，母亲就上街挨个问，认识了来自河南长葛县的老霍一家。老霍原是长葛县下面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孩子挺多。后来老霍从支书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就领着儿孙们做起了戏装生意，全家都是做戏装、锣鼓、彩旗、舞狮用品的。平时就回长葛老家搞生产，临过年就到太原，全家好几十口人包了一个小旅社，五个儿子、两个女婿每人招呼一个商店，孙子们就来回跑腿送货，女人们就在家里做饭，一切全听老霍调度指挥。
母亲手里没钱，跟老霍认识以后，就在老霍的戏装店门口租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空地卖花灯，说好租金二百块，卖了钱再给。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太原市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建设时布局不合理，污染大户太原钢铁公司位于太原市正北面。山西这个地方到了冬天刮北风多，结果把太钢的污染全都刮到太原市区来了。再加上太原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结果造成太原冬季的严重污染。那种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蓝天；冬天里的大晴天，抬头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烟灰那么大的煤灰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我们称之为“黑雪”；刚换上的白衬衣，出门骑自行车转一小圈，回来领子就黑了；头发两天不洗，就结成毡子，根本梳不动；空气中漂浮着二百万公斤铅，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买卖，不懂得货卖堆山的道理，看着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灯，就用塑料袋把花灯罩起来，挂一个在外边。来来往往的顾客，看到这一个被塑料袋罩着的花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问都不问一下。偶尔有一两个来问的，一看就只一个品种，也就不愿意买了。我们母子俩每天冻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里，又冷、又累、又饿、又脏，但见就是不发市，不禁心急如焚。母亲的嘴上急出了满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着鼻子了。赶紧想办法找人代销，一会到人家这个商店看看，一会到人家那个摊点问问，又找了一家代销的。
那一年我们做了三十多个六屏灯（「注」六屏灯是我们家花灯的最早的一个品种，以有六个屏风似的窗口得名），结果只卖出去三个，卖了三百块钱。老霍家的人真不错，一看我们受这个罪，又没挣到钱，连租金也不要了。后来剩下的花灯租了个小面包车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块钱的运费。
第一年做生意就亏了大本，父亲看着满屋堆着的花灯，心里也是又急又气，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穷就穷一点，省着过就成了。可是母亲却不这么看，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成家了，安排工作、结婚哪个不要钱？就凭你那么点工资，绝大部分还要供养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干这买卖，吃啥呢？咱们雇不起人，就自己干，能干多大就多大。于是在母亲的劝导下，我父亲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跟着灯具厂的一个老工人史师傅学习焊灯技术。父亲这人脑子好使，一学就会，而且因为是给自己干的，比史师傅更用心，更精致。我的父母二人，一个焊灯，一个糊灯，没日没夜地干活，姐姐则每个星期天回家时刻花。母亲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开始琢磨起花样款式来，使得我们家的花灯品种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来个。就这样，我们家的花灯作坊开始慢慢地起步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七、外公去世
在太原卖完了灯，寒假也就结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由于去武汉市必须在太原坐车，我就和姐姐一起到了太原，先到了姐姐就读的山西财经学院。在路上，姐姐突然对我说，小亚（「注」我的小名）告诉你一件事，你得先答应我别哭。我心头猛然一震，忙问是什么事。姐姐说，咱姥爷去世了，咱妈怕你太难受，一直没敢跟你说。我顿时目瞪口呆，愣了一下马上叫了起来：不可能！咱舅、咱妈写的信里，都说咱姥爷病好了，咱妈前几天还说过了年去接咱姥爷呢，要是姥爷真的去世了，咱妈还能这么说吗？我在放假在家这么多天，咱妈能不跟我说吗？姐你诳我干啥呢？姐姐沉默了一下，说，小亚，我没诳你，咱姥爷真没有了，去年十月二十八号去世的。
听了姐姐的话，我虽不完全相信，但也心神不宁。由于一回去就要补考，我也只得先返回学校。补考过关以后，我就立刻向辅导员请假七天要求回老家。辅导员一听要请七天假，就说请假时间太长了，要找系主任的曹老师批。当天夜里，武汉市正处于“倒春寒”的天气，刮着冷风，下着寒雨。我按着别人的指点，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位于校外首义小区的曹主任家。曹主任是这个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学问人，非常和善，一听这个情况，又看我浑身湿淋淋的，嗟叹不已，马上大笔一挥批了假，还跟我说要是情况需要，还可以多待几天，回来再补请就行了。
在去曹主任家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把自己的铁路免票带在身上。到了车站才发现，往北走的列车，只有凌晨两点路过武昌的二次特快（「注」二次特快是长沙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从北京开往长沙时称一次特快）可以上。本来我的铁路免票已经过期了，上车时我掏出来跟列车员一晃，也就混上去了。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我也有些困了，就找了几张报纸往地上一铺，钻到座位底下睡觉。第二天下午火车到了新乡，我又下了火车改乘汽车回到了滑县老家。当时天已经黑了，在从镇里下车往村子里走的路上，无数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小的时候，我就常沿着这条泥泞的机耕小路，跟着外公到公社看戏。外公个子高，走的快，我总是撵不上，外公就把我抱在怀里或者背在背上。到了戏园子里，外公不是给我买一块西瓜，就是买一把花生。
进了村，在往舅舅家走时，我心里还在不断地盘算，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当时心里还存在一丝侥幸，或许是姐姐跟我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走着走着，到了舅舅门前，我看到了大门上贴着的白纸。顿时，我什么都明白了，急忙推门跑进屋，一进门就问外公葬在哪里？正在屋里干活的舅舅压根儿没想到我回来，愣了半晌，才一把抱住我失声痛哭。舅舅对我说，你姥爷是去年秋后没有的，俺们都知道你最亲你姥爷，怕你受不了，你妈就嘱咐谁也别跟你说。你姥爷临走前两天，还念叨你咧。当时话都说不清了，还想说，仔细听听，是叫“小亚”……
随后，舅舅陪着我来到了村子西头地里外公、外婆合葬的墓前。临去时，我在村子里的小卖部里买了几根蜡烛和一些纸钱。看着外公外婆的坟头，我忍不住泪眼朦胧。我强忍着泪水，转身对舅舅说，舅，你先回去吧，我跟姥姥、姥爷说会儿话。舅舅也理解我的感情，就对我说，小亚，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说完，舅舅就扭头走了，走了两步，觉得不放心，又回来说，小亚，说一会儿就回去吧，你还没吃饭咧。等目送舅舅走远，我转过身来，勉强哽咽着说了一句：姥姥，姥爷，小亚来看你们了……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一头扎在坟头上，泪水就如同决堤的海洋倾盆而下。我之所以那样难过，是因为我自责，我后悔，我觉得自己愧对了两位老人。如果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在接到父亲的电报后不马上回太谷而是坚守在这里，将外公送到郑州的大医院去治疗，也许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也许还有希望。如果尝试了没有成功，我也许不会这样后悔，可是我竟然没有尝试，当时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昏暗的烛光在寒风中摇曳，我嘶哑的哭声在夜幕里飘荡。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八、市场经济
在无尽的忧郁中，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来到了。那一年，报纸上开始刊登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据说邓小平路过武汉时，发现武汉破破烂烂的，就说了一句“武汉还是老样子”，连火车都没有下。虽然我一向关注政治，但刚刚失去了亲人和精神祖国，我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也就没有关心邓小平南巡。现在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