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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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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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好几个小时;在上海浦东码头施工时,打桩机翻倒,造成一场特大伤亡事故。这两个大事故,在当年全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焦点。从那以后,铁Z局恶名远扬,招标时别人一听是铁Z局都敬而远之。招不来工程,完全靠国家照顾性质的一点任务过日子,单位常常开不出工资,四万五千名职工大部分下岗在家。这些职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两代几口人都在铁Z局工作,生活极度艰难。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专毕业,学校里分配的就业岗位非常差劲,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小县。当时,我叔叔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亲就有意让叔叔托托门子在廊坊找一个工作。只是当时叔叔自己也是刚刚调去,还不认识几个人,因此一下子找不来好工作。我母亲到学校一打听,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区小县,那么将来从当地人事局调动就很困难了;如果此时不服从分配,则档案仍然可以暂时保留在学校里,第二年可以再以毕业分配的名义派遣。权衡再三,母亲给学校管分配的领导送了一些礼以后,就让姐姐再等一年。在这一年里,姐姐就留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做灯笼。

到一九九三年春节我放假回家时,一进门就看到屋里堆满了灯笼,父亲、母亲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正月初七,我们在太原钟楼街靠西端的小白楼商场门口租了一个临街的窗口,开始上货。

钟楼街是太原市的主要商业区,每天人来人往的。因此,为了交通顺畅,钟楼街自早晨七点就不许汽车通行了。我们家的灯笼,全要靠租太谷跑太原的营运面包车运输,每天早晨必须在六点半之前到达钟楼街卸货,否则警察抓住要罚款。太谷到太原有一百公里路,汽车要开上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再此之前还要装车。花灯这东西比较娇贵,碰不得挤不得压不得,为了节约运费还要尽量多装,因此每天我们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来装货。

山西地处北方黄土高原,冬天凌晨的气温非常低,一般是零下十五度到二十度,最冷的年份可以达到零下二十五度。我们家到太原卖货时,一般都是我和母亲两人一起去,姐姐和父亲看家装车。那时也没有电话,有时候需要取什么零部件,都要专门跑一趟。头天晚上坐火车十一点到家,第二天凌晨四点跟着送货的车到太原。有几次我坐在车上,虽然非常困,但车里温度实在太低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太原下车卸货以后,我冻得双脸发麻,光会张嘴,就是说不出话来。母亲比我还要辛苦,这样的情形更是家常便饭。

一九九三年的春节山西特别冷,最低气温总是零下二十多度。偏偏我们租的小白楼商场是早晨八点半开门,因此从卸货到开门中间的一个半小时,成了我们最难捱的时间。又冷、又饿、又困,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还片刻不能离开货物:一怕犯法的盗贼偷,二怕执法的城管夺。寒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如同刀割。我母亲心疼我,总是让我到背风的地方站着暖和一下。当时我已经懂得心疼母亲,就跟她换着班去背风的地方站。

卖灯笼时需要把灯笼挂到户外人们才能看到,因此这就成了城管敲诈的一个理由。中国的城管真是一个怪胎,无孔不入、无所不至,见了多可怜的人都要去敲诈勒索。就我们卖灯笼这种小买卖,也要给他们买烟、塞钱,才能得以干下去。有一次,城管提前上街执法,我们家刚从车上卸了货,小白楼商场又没开门,那帮城管咋咋呼呼地,非要没收我们的货物不可。好在母亲这个人善于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话也说的好听,塞了点钱以后,那帮城管也就走了。

前面提到过,太原这个地方空气污染严重。当地人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卖灯的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为了省钱,我和母亲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社,里面自然没条件洗头洗澡,只好就那么脏着。平时吃饭,就随便在街上吃点凉皮或者泡方便面对付。有一天,姐姐来替我,晚上收了摊,母亲一看今天卖了两千多块,挺高兴,就说咱们吃点好的吧。于是她俩来到一家“加州牛肉面大王”,想吃点牛肉面。可人家门童一看母女俩蓬头垢面的以为是叫花子,就说已经关门了,不让进。其实母亲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们理论的时候,饭店里依旧人来人往的。不过母亲也没跟他们争吵,扭头领着姐姐回旅社吃方便面去了。

不过,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那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把我们那个柜台布置得琳琅满目、姹紫嫣红,招徕了很多顾客。其中有一个古交来的煤炭老板,到了我们的摊子前面,这种要两个,那种要一对,一个人就买走一千五百多块钱的货,连价都不还,还直夸我们家的货好。最后一结帐,那年我们一共卖了八千块钱的货。元宵节卖完灯笼回家数钱时,一家人把从一块两块到一百元的钞票都摊在床上按面额分类,铺了好大一片。最后我算完账,报出“八千”这个数字时,全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一、罢餐事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拜金主义逐渐兴盛起来。假如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每日谈论的都是理想,那么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更喜欢钱。那时的大学校园内每到周末,就会有不少豪华的轿车停在女生楼门口。知情者告诉我说,这些都是接那些“傍大款”的女生们出去过夜的、大款们的车。

有些女生“傍大款”,有些女生则出去卖淫。刚进学校时,我们山西老乡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女老乡。那个女生长得在我看来算中上等,但身材不错。当时她还显得比较有才华,学校广播站经常播送她写的一些稿子。后来学校搞时装表演队,她还成为模特儿。上大学头一年我们还挺热乎,经常在一起聚一聚,但后来渐渐地各忙各的,很少来往了。到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我突然在开会时听到老师传达她被开除的处分。原来,本来家庭条件还不算差的她到大城市生活了几年,看着到处的诱惑,大概渐渐地感觉到钱不够用了,就跑到学校附近一家大宾馆里做起了皮肉生意,结果在卖淫时被公安局“扫黄”抓到了。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随着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基建过热,又一次剧烈的通货膨胀发生了,后来有资料说那年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并且,由于粮价放开、取消粮食凭证供应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粮食和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反映在学校里,就是食堂饭菜价格涨了一倍半,质量还不断下降。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当时大学总务后勤这一块是肥缺,食堂的员工大都是校领导的七大姑子八大姨。这帮人狐假虎威,对待学生的态度非常恶劣,打骂学生的事经常发生。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竞争机制,他们做出的饭菜越来越难以下咽,馒头没发开、米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的情形时有发生。食堂里的那帮人做韭菜炒鸡蛋时,下面全是韭菜,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鸡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钱给他,他就用勺子在鸡蛋下面抠呀挖呀,盛进碗里的都是韭菜。而学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产的,全都是黄黄的,蒸出来的米饭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坚若磐石。

当时我是系学生会和分团委宣传部长,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上级反映这件事,很自然地想到“通过正常渠道”。恰好,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也与我有同样感受。于是,在一次系团委会议上,我们俩就把饭菜价格过高、质量太差和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向列席的校团委副书记(「注」校团委副书记是学校政工人员)反映了。可那个副书记一听,却一脸的不屑,居然教训了我们一番:“你们这些学生要求太高了,现在的条件还不够好?我上大学时,还没有正经食堂呢,都是露天吃饭。”我们俩听了他这番话十分气愤,心想看来这“正常渠道”是难以奏效了。等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生活部长恨恨地骂道:“他妈的,跟这帮王八蛋就不能说人话,他们听不懂的。”我也气愤地说道:“就是,说他妈的什么他们上学时在操场里吃饭,狗屁!那古时候人还吃人呢!”生活部长又说:“既然有话好好说不行,那老子们就搞出点严重的事来,敲打敲打这帮龟孙子。”我一听,正合我意。

当天夜里,我们两个就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书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和几十张小字报,声讨令人厌恶的“火头军”,并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由于怕别人看出我们的笔迹,我们故意把字迹写的非常潦草。当天夜里熄灯以后,我们乘着夜幕分头行动,把这些告示张贴于各宿舍楼、食堂和教室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学生们就都看到了。

由于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早已经积聚了很久,我们的这些告示就如同在干柴上扔了一个燃烧的火炬,霎时间出现了星火燎原的形势。第二天中午,一场全校规模的罢餐运动开始了。当时,校园里口号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饭菜却静悄悄的没人去,还出现了不少声援、响应我们号召的标语和口号。政工人员一看就着急了,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又是说服,又是威胁。后来还来了几个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来。我和生活部长两人在楼道里碰到了,相视一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系里的政工人员来时,我甚至还帮助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心中却偷着乐。然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缺点——过激现象很快表露出来了:三十七号宿舍楼的一些学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当我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时候,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不过,那时的学生们都圆滑了,见好就收,没有酿成进一步的破坏。

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并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群众不起来造反,官僚们就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要不是校领导和总务的人员怕再闹事丢了乌纱帽,食堂的伙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这种改善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逐渐又开始下滑,但我那时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事情多了起来,也就懒得再管这事了。

这次罢餐运动让我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第一,在群众对某种现象普遍产生不满、又没有正当渠道改变或发泄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引起“乱者四应”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利用得当,就可以起到打破旧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背离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并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群众的不满能够随时得以发泄,问题随时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群众的不满就不会积聚,有人试图发动并利用群众力量的愿望就会落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一是言论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财大时的往事。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二、鼎盛商店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们家因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参加了工作,经济条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参加工作,也都是母亲关心的结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后,恰好他的一个女同事的丈夫小孙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这个路子告诉我母亲。母亲一听,立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孙见面。小孙那人挺好,就把办事的程序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当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财经学院去调档案、拿派遣证。山西财经学院管分配的那个人挺贪,去年都招呼过他了,结果今年还要刮一层皮。母亲无奈,只好又给他送了不少礼,还有两千块钱。谁知这个人拿了钱也不办事,竟然说姐姐的档案现在省教委,要我母亲自己去跑。

为了子女的前途,母亲立即来到山西省教委办公大楼前。当时正好是高考阅卷期间,省教委大楼三步一肛、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母亲鼓起勇气,径直闯了进去,被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住。母亲向武警战士说明来意,武警战士向里面通报了以后,人家请母亲进去谈。母亲本以为这么大的衙门肯定不好进,结果竟然如此顺利。而且里面的工作人员听到母亲的来意,立刻给母亲让座倒水,还直感叹母亲对孩子这样尽责,顺畅地办了手续,这才把档案拿出来。母亲把档案拿到手以后,怕夜长梦多,连家都没回就又返回廊坊,一下火车就直奔小孙家里。当时正值盛夏,母亲又好几天都在火车上往返,小孙根本没料到母亲办事这么快,见到我母亲时,母亲满脸油汗,扶着墙气喘吁吁,手里还拎满了酬谢小孙的礼物。由于廊坊归河北省管辖,所以小孙告诉我母亲还有个手续要到石家庄去办。我母亲一听,立刻就站起来说,好,我现在就走。小孙一看,顿时感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于是自己都帮我母亲到石家庄跑了一趟腿,算是顺利地给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当时最好的金融部门。

姐姐上班后,当时收入算不错的。母亲和父亲并没有因此喘口气,继续没日没夜地干活。母亲这人敬业,在花灯的品种上不断动脑子推陈出新。她做花灯,不是简单地把钱赚到就算了,而是想让人家觉得钱花得值,不后悔。为了这个目的,母亲和父亲总是翻来覆去地校对花灯各个部分的比例,哪里大一点,哪里小一点,怎样才最好看。花灯这种东西制作全靠手工,每试制一次就要从裁铁丝、焊灯、糊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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