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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很自然地在一起上自习，很快又一起吃饭了。几乎除了上课和就寝以外，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我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在漫不经心中开始了又一次恋爱，而且最终娶她做了妻子。正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她则刚刚度过十八岁生日。由于她小我几岁，我总是象一个大哥哥一样让着她，也给她起了个苏联名字：Еланна，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说不愿意成为娜塔莎的影子。
大概我和女友的姻缘是命里注定的吧，有一天我们两人在镜子前面练习跳舞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俩长得非常相象，虽然五官哪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组合起来就是像。后来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学校后门小餐馆吃饭，女老板坐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俩说：你们兄妹俩长得可真象啊。我一听，赶紧说我们不是兄妹关系，把女老板弄得错愕不已。此后十年里，很多第一次跟我们打交道的人，也像这位女老板一样把我们当成兄妹，而不是夫妻。
女友就是湖北本地人，家里也没什么背景。在毕业分配前夕，我在毕业去向上还举棋不定，犹豫在是由叔叔帮忙到农业部去，还是到深圳的一家公司去，或者是就女友留在武汉这座破破烂烂的城市里三者之间。母亲得知了我们俩的事，大老远赶来跟我的女友见面。一见女友母亲就觉得我俩太象了，说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长得跟兄妹俩似的，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未来的媳妇。我也觉得，女友还那么小，既然跟她谈了朋友，再不考虑她而各奔前程，实在是不够仗义。那种学校里爱得死去活来、分别时海誓山盟、分配后各有所爱的事我见的太多了，也确实不想再重复。于是，母亲跟我一合计，决定全力把我留在武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十三、毕业之前
我的女友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每个月只给她一百五十块的生活费。当时，我父母和姐姐都给我汇款，到了大学四年级差不多每月平均有八九百块钱。我见到女友每天吃饭都只打一份青菜，就把自己的生活费跟女友二一添作五，两个人的伙食都还算不错。但是到了大四下学期，我经常给女友买些时装，钱就又紧张起来。正好我的工作去向基本已定，也没有什么课了，于是我就琢磨挣点钱。当时我们学校后门有一个“祥龙卡拉OK厅”，是学校对面的七○一研究所开的，大概六十多平米的营业大厅，有四十多个座位，只有一套音响。由于收费太高，穷学生消费不起，富人又嫌档次太低，经营了两年没赚到什么钱，七○一研究所就把这个卡拉OK厅转包给我们学校一个下海办公司的老师经营。这位老师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开始承包时请我帮忙在学校里画了一些广告。但是由于收费太高，生意仍然相当清淡。于是那个老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为他打工经营卡拉OK厅，一个月四百块钱工资。我想了想，觉得反正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了，条件是经营方式由我说了算。
当地人做生意有个普遍的毛病：胃口太大，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首先，原来的卡拉OK厅唱一首歌要三块，几乎相当于一个学生一顿饭钱，此外每人还要收五元台位费，除了从东南沿海来的几个特别有钱的学生以外，有几个学生敢在那里玩上一夜？其次，卡拉OK厅里的饮料太贵，而门外就是商店，很多学生为了省钱，自带饮料。要是不让人家带饮料，人家也就不来了。就这样，这个卡拉OK厅常常一晚上只有几十块钱的营业额，有时甚至不开张。我认真分析了一下学生的消费能力，改变了消费方式：由每首歌三元改为门票制，每晚七点到夜里两点打烊期间，只按人头收五元门票，爱唱多少首歌随便。我在学校里贴了广告之后，起初学生们都不大相信，还以为我又在玩什么宰人的花招。后来渐渐有人来试探，果然唱了一个晚上，只收了五元门票。学生们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卡拉OK厅的生意很快火暴起来，甚至出现了里面客满，外面的学生排队等待有人退场的情形。
实行了门票制度以后，卡拉OK厅的营业额很快增加到每晚二、三百元，达到了这个卡拉OK厅盈利能力的极限。这是因为，我实行门票制度以后客流量大大增加，几乎每天都满座。其实，每天营业时间只有七个小时，按照每首歌五分钟计算，一晚上最多只能放八十多首歌，平均每个客人掏五块钱还是只能唱一两首。但是学生喜欢热闹，一大堆人坐在那里听别人唱歌也挺快活的。那个老师见我经营有方，也十分高兴。那一段我每天晚上都忙着招呼客人、放影碟，女友也一起过来帮忙，给人家端茶倒水。当然，也有不少客人认为我们俩是兄妹。
后来，我跟女友一起又到食品批发市场批发了一些饮料来歌厅卖。那天天气很热，毒日当头。我和女友坐公共汽车来到武汉大学附近的街道口批发市场，批发了四箱饮料，又坐公共汽车回去。四箱饮料分量是很沉重的，在步行往公共汽车站抬饮料时，我们俩人累得满头大汗、呲牙咧嘴地搬四个大箱子，好不容易才上了汽车。我做生意胃口不大，饮料的价格跟外边商店里卖的一样。学生们见我卖东西价格公道，也就不在外面买饮料了。但是，我自己批发饮料卖的行为却导致了我与那位老师之间产生了些许不快。那老师认为我只是给他打工的，因此店内一切经营收入归他；而我认为饮料是我和女友一起垫钱买的，并辛辛苦苦地扛回来，因此卖饮料的收入应当归我。这也怪当初双方没有“亲兄弟，明算帐”，利益划分不明。就这样，双方开始有些互不信任了，老师就让他的一个老乡来“帮忙”，实际上是监督我。如果是一般人就罢了，偏偏那个老乡是个很难缠的主，事事以主人自居，这就更使我感到不快，不久以后我就跟老师提出来不干了。
去街道口批发饮料那天，恰逢武汉大学的樱花开放，我和女友也就一起去看樱花。大学四年，我大半时间心情抑郁，没有心思去看花赏景，因此这是我第一次看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日本人占领期间载的，如今武汉大学却向前来观赏的游人收起了一块钱一张的门票，正可谓“鬼子栽树，后人乘凉”。樱花这东西开起来落英缤纷，香气扑鼻，确实是不错的景色。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一些人穿着日本衣服照相：女的穿个和服打个伞装做日本淑女的样子也就罢了；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一些男的穿着日本鬼子兵的制服，手里拿个日本军刀，做出要砍人头的动作。不知道这些人想到过没有，日本兵军刀砍下的，都是中国人的头颅。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夏天。那一年大学生分配形势已经开始严峻起来，搞起了双向选择，因此大家在上半年几乎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见面。中国的大学生就业算是一种特色：不是比成绩比素质，而是比门子比后台。成绩好、素质高但没背景的，不一定能找上好工作；成绩差、素质差却有门子的，却一定能找到好岗位。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正是学生们情绪波动最大的时期：有些人一帆风顺，已经找到了好工作，每天喜气洋洋；而有些人屡屡碰壁，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每天愁容满面。有几个同学，因为心情抑郁而喝多了酒，导致酒精中毒而半夜被送到医院抢救。我的母亲亲自来学校帮我跑工作，动手很早，运气也好，结果到四月底工作去向就定了，没有经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
大学四年，我在班上一直比较低调孤僻，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到图书馆看有关苏联的书籍，或者到艺术美学教室去学跳舞。我也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所结交的都是外班、外系甚至外校的兴趣相投的人，相反与同班同学的关系比较陌生。但是，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此时一番别离，心中也还是非常难受的。班上三十多个同学，有不到十个留到武汉，其余的全都天南海北，而且很多人都是不得志走的。我们这些留在武汉的同学，每天都要送同学远行，一想到今生今世都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就禁不住涕泪纵横，相互紧紧拥抱着哭作一团。即便是从前关系不怎么好的同学，也都忘却了以往的芥蒂，亲如兄弟姐妹。毕业的那几天，几乎天天都要这么哭上几场。
我们寝室旁边住着金融班的男生。那个寝室里的几个同学在送一位回兰州工作的同学到机场时，也是哭得死去活来。结果上午送走那个同学，下午他却回来了。原来，他所搭乘的班机因故延误了一天。上午哭得死去活来的那几个学生正在寝室里打扑克，一见到他回来个个错愕不已，其中一个问明情况后便骂他：“妈的，害得老子白哭了一场。”听得我们哈哈大笑。
同学们都送走以后，我到工作单位报了到。当时单位宿舍还没腾出来，我就又在学生寝室住了半个来月。每天下班回来，望着冷冷清清的宿舍，想起昔日同学们一起嬉笑打闹的场景，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一天早晨我正在睡觉，突然有人推我，醒来一看，是一位分配到广东的同学报到后回家路过武汉，顺便到学校来看看。二人以前虽然关系不是很密切，此时一见面，却觉得格外亲热，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一、求职之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梦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学习、工作。然而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到武汉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我非常想去北京发展。恰好，我的叔叔在农业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当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已经当上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叔叔跟那位老同学谈了我的情况后，人家也挺愿意接收我这个大学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毕业时是不可能进北京的。那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戏了。在经历了是谋求个人的发展，还是留下来与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择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武汉。我的母亲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选择，于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开学不久就来到武汉，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来。
我们家在武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大伯已经离休多年，而且没有什么官场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个工人，也无权无势。我找到工作，一是凭自己的特长，二是凭运气，三是靠好心人帮忙。当时我堂兄在单位里有个好朋友是个技术员，姓高；而高技术员又跟他们单位原来的一个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这位工程师姓文，后来调到G银行当了一个处的副处长。于是，通过这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我们找到了文处长。
文处长是个相貌堂堂的知识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术员领着我的母亲和我到了文处长家里，说明来意以后人家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们而表现冷漠，反而非常热情、细致地问了我很多情况。去文处长家那天，我还特意带了我从娜塔莎那里暂借出来的《Азориздесьтихие……》和《关塔那摩》两幅画给文处长看。文处长见了我的画，觉得挺不错的，就答应向人事处推荐一下，并且指点我们，还要找一下人事处管干部的段科长。
第二天，文处长领着我们带着我的画来到了段科长家。段科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听了我的情况以后不断点头，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赞许的目光，说正好前些天储蓄处的孙处长说，行里缺一个会美术的人搞储蓄宣传，我的绘画特长兴许能用得着。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我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长助理是正科级行政级别，一般都是比较能干的年轻人担任，是正科到副处之间的一个过渡，代行副处长职责），姓赵，对我的画很是欣赏，希望见见我这个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约定去了G银行，先找到文处长，文处长又带着我们到了人事处，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赵助理。
赵助理是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举手投足都有一种沉稳和干练。此时见到我，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把我引见给处长。人事处长只是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听消息。从处长那里出来以后，赵助理要我把画先拿回去。临走，叮嘱我说：你画的不错，下次复试时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当场展示给他看，让他留下你不同于其他人的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赵助理那天没有对我说任何有把握的话，但凭借直觉我感到自己给他们留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在学校里时，曾经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员。当时学校里的很多政工人员闲的无聊，也没什么本事，就喜欢整学生来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那时我还是学生干部，他们起初经常问我一些学生的动向：谁说过领导坏话啦，谁谈了恋爱啦之类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溜须拍马，更不喜欢打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此外，我对这些一没水平，二无品格的政工人员打心眼里瞧不起，自然私下里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等于别人就不打小报告，于是我的一些话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政工人员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这个辅导员是大二下半学期我们原来的辅导员下海经商后调来的，是个工农兵大学生。他来了我们班以后，立刻显示出当年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学生干部、家里有当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