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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二、柳巷北口
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那一年我母亲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帐。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的母亲和父亲又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因为给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此之外，商店门口一块地方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这种人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重机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小儿子出国留学后都在美国定居了，老伴也跟了过去。老张头根据自己一辈子的经历，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当中国人倒霉，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老张头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一个不剩地移民到美国。他的大儿子在山西省政府里混了个处长，觉得挺满足，总是拖着不想出去。老张头自己虽然已经拿到了绿卡，但还是不走，专门留下来监督这个大儿子出国。一提起大儿子，老张头就气都不打一处来，总是骂：三个儿子就数这小子没出息，当了个鸡巴处长就觉得了不起了，鼠目寸光！
一九九八年的春节，山西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朔州假酒案”，一百多人被来自山西文水的含有大量甲醇的伪劣酒致死致残。其实不止是小作坊产劣质酒，就连某个在全国赫赫有大酒厂，其“名酒”多半也是附近农民勾兑的，勾兑好了就卖给酒厂，然后酒厂再灌进印有自己名牌商标的酒瓶卖出去，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老张头看了载有“朔州假酒案”的报纸以后，对我说：“你看看，我说甚来着？中国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要是有真本事，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国，再把爹妈接过去吧。”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我也能理解他，因此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当时太原市的钟楼街、柳巷一带有十七八家卖花灯的，数我们家的货质量最好，生意自然也很兴隆。其他卖花灯的生意人中，有个叫吴三牛的，是太原郊区农民。他老婆看着我们家生意好自己的货却卖不动，非常着急，竟然跑到我们商店门口拉客人，说我们家的灯笼贵，他们家的便宜。这种行为在生意人里是最忌讳的，但我母亲厚道，也没跟她吵嘴。不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家看完我们家花灯后，再看看他家做的花灯，即便是便宜也还是回头来买我们家的货。
吴三牛是个老实人，在农民中算是手比较巧的。他比我父母都年轻，做花灯的特点是产量高、质量差、价格低。一开始他带着自己一儿一女干活，但后来儿女成家后嫌做花灯太累不干了，吴三牛就领着自己的侄子干。吴三牛的这个侄子属于那种特别没良心的人，学会了手艺后立刻自立门户跟吴三牛竞争，吴三牛卖二十块一盏的冬瓜灯，他卖十五块一盏。吴三牛一见，倔脾气就上来了，马上降价成十块。就这样双方互相杀价，最后吴三牛一个冬瓜灯竟然只卖一块五毛钱，别说赚钱，连原料都不止这个价。吴三牛能吃苦，做的灯笼多，他侄子拼不过去，就干脆放了一把火烧了吴三牛的仓库。后来公安局来破案，吴三牛念及是叔侄关系就作伪证说是不小心失火的，救了他侄子。这次事情以后，他侄子好了一两年，但不久又故态复萌。
太原市冬天很脏，我们卖灯笼需要每天站在外面风吹日晒，也没条件洗澡，身上脏兮兮的。当时我的头发脏得如同毡子，根本就梳不动；身上穿的白衬衣早就变成了黑色。一天我母亲看到电视里做广告说，太原开化市商场里正在举行西服展销活动，一套“将士托”牌的纯羊毛西服只要三百八十块。于是我母亲就让我去开化市转转，看到有合适的就买一套。那天我带了三四千块灯笼款，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到开化市，跟营业员说要买一套西服。那个营业员看了看我这蓬头垢面的样子，断定我是个民工，就带着我到了“一百元区”看劣质西服。我一看是化纤面料，就说我要纯羊毛的。那营业员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对我说：“纯羊毛的很贵呀。”我估计，她心里八成是想，就你这副样子还买得起纯羊毛西服？
那一年我和我母亲每天在太原守摊卖灯，父亲就留在家里照应，前面提到的任忠生装货送货，配合得十分默契。本来花灯销售行情还不错，但出了“朔州假酒案”以后，太原市也就不好再大张旗鼓地搞元宵节庆祝活动了，我们家花灯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即便是这样，也比上一年强得多：总计卖了将近四万块钱的货，其中在柳巷北口卖了三万块钱，还有一万块钱是另外新找的一个代销的卖的。我们卖灯笼的时候，那个前一年坑我们的段经理还到我们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还想代销我们家的货。我母亲虽然对他恨在心上，但也还是笑脸相迎，就是不提给他代销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来自己没戏了，就又跟我母亲东扯西拉两句走了。
不过，那一年我们还是被一个代销的人给骗走六千块钱的货。那小子叫张建民，长着一副忠厚脸，但实际上是个奸猾小人。张建民卖了我们家的货，等到我母亲去找他结帐时，他却说那卖货的钱因为自己赌博，被公安局给当成赌资没收了，现在身无分文。我们家是小本营生，我母亲一向做的是信义买卖，也没签什么合同，只是张建民拿货时打了个收条，上面写着金额、数量和品种。当时我母亲想告他，但后来又觉得光凭收条证据似乎不足，一打官司还要掏钱交诉讼费请律师，弄不好赔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三、下岗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只讲产量产值，不需要自己操心亏损还是盈利，亏损的企业靠上级的拨款仍旧维持着生存，因此国有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被掩盖起来。一九七六年时，全国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状态，投资利润率、百元资金产值率不断下降。八十年代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改革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但没有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反而因为监督缺位造成国有企业资产的进一步流失。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小偷，领导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变了厂长经理的大口鲸吞，把国有企业掏成空壳后一拍屁股走人，自己发财或者异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搞竞争。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使是残次产品也是不够用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到了物资丰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头了。于是，一股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风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失业大潮中，我在郑州的两个表姐、两个表姐夫、表嫂，在武汉的堂兄、堂嫂均成为数千万失业大军的一员。我的父母虽没有领到“下岗证”，但也跟下岗人员一样，一连几年拿不到工资。
我最早听说下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辍学的那半年。不过那时不叫下岗，而叫“放假”。当时铁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没有活干，纷纷“放假”回家。那时正是一九八九年事件刚过，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因此下令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就是没有活干也要贷款发工资。后来我在银行的时候见到过不少“安定团结贷款”造成的呆帐坏帐，企业早就不存在了，帐却还挂在银行。到了一九九二年，开始实行内容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破三铁”改革，结果矛盾激化，出现了被裁员回家的工人跳楼自杀和报复企业领导的事情，于是渐渐地也就不提“破三铁”了。
“破三铁”不提了，可国有企业的困境却愈演愈烈。银行的“安定团结工资”救救急可以，但长期靠银行贷款养活着几千万人的嘴坐吃山空，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些亏损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发工资，转眼就山穷水尽了。说到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我作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会赞同某些养尊处优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所说的那样是所谓“改革的阵痛”。在我看来，这是长痛，为以前的统治者试图一步登天地搞社会实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作为从小在铁路工人社区长大的工人子弟，我自然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一直着意地关注。多年来，我比较注意研究和思考国有企业现象。恰好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触及很多国有企业，与企业的干部职工接触。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些在西方国家企业根本就没有的劣势，这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严重的根本原因。这些劣势表现在：
一是没有竞争，企业没有正常的淘汰机制，企业没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正常的企业如同人一样，具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西方国家的老企业破产、新企业兴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强调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企业能生不能死，一个企业无论多么孱弱，多么不合时宜，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存在下去。许多早就应当破产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