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能生不能死,一个企业无论多么孱弱,多么不合时宜,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存在下去。许多早就应当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不退出市场,继续徒然地耗费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竟然没有一部《破产法》,直到一九八八年,沈阳防爆器材厂才成为第一个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到了改革开放后竞争兴起,这些一无优势、二无积累的企业,自然成为第一批淘汰对象。
二是没有集约经营意识,只有粗放经营传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片面追求产量产值、不管质量效益;企业一味扩大生产规模,不注意搞技术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企业技术陈旧设备落后,产品“傻、大、黑、粗”,质量低劣,能源和原材料耗费却相当惊人。从二○○○年到二○○四年间,我曾经多次到几个濒于破产的老纺织厂调研,发现这些厂均有同一个特点:多是六、七十年代兴建,自兴建之日起,就有许多机器是从上海淘汰下来的、三四十年代生产的旧纺织设备,早就过了报废年限,故障多、残次品多。然而在盲目追求产量的年代里,这样的企业数量很多。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完成生产指标就行了,产品质量再差也可以进产值。企业的生产利润全都作为利税收上去,企业自身没有积累,也无力进行技术和设备革新。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面对新建集约型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低价位产品的竞争,这类企业怎么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国有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关系。无论是甲企业还是乙企业、无论是丙银行还是丁银行,都是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件衣服上的这个都还是那个兜。企业没有信用意识,三角债拖欠严重,九十年代初全国投入上千个亿清理三角债也没弄出个头绪来。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个大建筑企业去,看到企业当年应收帐款居然高达五个多亿,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陈年老账,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欠账。那个企业穷困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形象地说:企业已经拖欠了十九个月的工资,那时临近春节,企业千辛万苦筹集了二百万元发放过节费,四万名职工人均五十块;据说附近有些娱乐城里的做台小姐就是该企业一些女职工,妻子坐台、丈夫护送,情景可悲可惨。银行也没有风险防范意识,企业要钱就给。前面提到的“安定团结贷款”,就是一种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给的钱。银行的资产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储蓄负债得来的,是要还的。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只好拼命拉存款寅吃卯粮地维持头寸。企业的资产也是国家的,地皮也是国家的,银行就是打官司也难以收回来,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过从这个兜里掏到那个兜里,还要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诉讼费、代理费、执行费。但是早晚有一天这些钱还要有个说法,那时还需要全体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价。这种没有信用意识,是体制性的诚信缺失,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原本就严重的缺乏诚信问题。
四是法制、法规不健全,行政干预严重。中国的国有企业多有上级主管部门,企业法人由主管部门指派,外行领导着内行,甚至企业经营行为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指手画脚。培养一个既懂市场、又懂经营管理,既不谋私利、又肯于真抓实干的企业家本来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下,企业法人说换就换。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社会精英多集中在权力部门而不是经济部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好的结果就是获得提拔去当官,而不是办企业。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未必是一个称职的官员。而在西方国家,除了要求企业照章纳税和正当经营以外,政府并不怎么管企业的经营,人家的企业反而生存的更好。这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的对企业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创造外部环境,制订法律法规;而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抓得很死,什么都要管,却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独独忽视了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造成企业行为失当、假冒伪劣盛行。二○○○年,我与某县一位管工业的副县长谈话时,那位县长就曾经得意地说:“县里的那些企业,都是我们手里掐着玩的。”后来,我到过一个濒于破产的服装厂调查,这个服装厂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红火,是当地的明星企业。然而上级主管部门撤换了原来的厂长,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让私人承包了这个企业。私人拿着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点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为,短短几年就让企业从原来的生意兴隆变成濒于破产。承包期满,承包人吃肥了,自己发财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无路的工人。
五是中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福利国家过渡,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无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体系。一个人从上幼儿园起就享受补贴;上中小学则是免费受教育,有的国家还提供免费的午餐;上公立大学免费或低价,只有私立大学才是全自费的;失业则提供失业保障金,对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看病则有全民免费医疗或者是医疗保险;老了则有社会发放的养老金或养老保险。企业除了在经营时为了这些福利的实现缴纳各种税收外,基本没有什么额外负担。而中国不一样,虽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无奈人太多,负担也不轻,全都由单位背着,企业效益好时没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利税全部上缴;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维持着福利开支,更加举步维艰。我的父亲年轻时单位有公费医疗,但那时身体健康,除了感冒发烧拉肚子外没什么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单位却因为不景气报销不了医药费,前前后后治病花掉了二十四万,绝大部分都是我母亲糊灯笼卖挣的钱和子女掏的钱。而那些没有钱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条路了。就连企业的退休人员也要企业负担,有些企业历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还多。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好起来?
六是企业内部缺乏正确的激励淘汰机制。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能进不能出,无论多么不称职的人都照样拿工资;企业内部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养舒坦了一批懒人笨人,伤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后人们渐渐获得了择业自由后,很多能人纷纷离开国有企业另谋高就,而相对能力较弱的却沉淀下来,企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差。其实大家可以认真回忆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有几家不是每天上班时间在大门口、车间里聚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二○○○年我接触过一个总是发生请愿事件的建筑机械厂,了解到该厂的职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职工子弟接班入厂,文化层次低、技术生疏,重大事故和人为设备损坏时有发生,厂内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自盗,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图纸、工器具卖给厂外私人经销部或用于私活。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场暴雨后,该厂的部分围墙倒塌,厂里拿出钱来让职工砌墙,竟然无人愿意干活,不得已请来一个农村建筑队。一九九七年底新来了个厂长,要加强劳动纪律,对几个外出揽活的职工做出了处分,结果这帮人围殴并砍伤了新任厂长,导致该厂无人敢出面当厂长。没饭吃不行,一九九八年该厂职工还先后多次上街闹事要生活费。银行的信贷员上门讨贷款,也被这个厂的工人认为是“黄世仁逼债”,多次谩骂、侮辱信贷人员,弄得银行的信贷员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装做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写成一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样子,再为今日他们的悲惨处境喊两句口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说些同情工人阶级贫苦的话,写一些讽刺和抨击“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挽歌”,就可以占据廉价的道德优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写文章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进行材料取舍,刻意夸大或者掩盖某些事实。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长于它的昨天,国有企业的苦果早在国有企业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多数人天生具有惰性,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去开拓奋进,而国有企业内恰恰缺乏这种压力。
七是对企业家的地位认识错误,奉献与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业家道德风险难以防范。在西方国家,企业家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则使得企业家们安心赚钱。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多半集中在企业家阶层里。西方企业家的收入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密切相关。如果经营不善,企业家只有破产,自己承担责任。然而中国却是个官本位国家,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被当作一种罪恶,得不到法律保护;要想成为人上人,那你就得当官。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官场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而官场,却是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的。精英过度地集中在官场,只会浪费人才资源;还容易造成政策不连贯,朝令夕改。企业家则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来安心经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经营得好,收入也还是那么多一点;经营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还可以异地做官,甚至反而获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业家逐渐心理不平衡,产生了歪门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前后,武汉发生了“于志安事件”。于志安是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并兼党委书记、总经理于一身,还担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又有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也算是个能人,短短十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把一个原本陷于破产边缘、五千多职工没饭吃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弄成了“全国五百强”企业,十年来利税增加了一百倍。然而,于志安认为这个企业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获得的却远远与他付出的不相称。于是于志安以自己的名义,利用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机会,在菲律宾注册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为六十五万美元的电厂,并于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宾。后来中国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但此时人家已经不在乎这六十五万美元了,每年电费的收入就有一千万美元。除了武汉的于志安,还有云南的储时健,也属于这类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业不同一般单位,企业经营是存在风险的,因此对企业家的监督存在着进退两难的情形:假如监督太严,企业家无所适从,不敢承担风险,那企业肯定好不了;假如监督太松,企业家道德风险又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八是国有企业内权责不明,监督缺位。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靠宣传“工人阶级主人翁”态度当然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早晚有失效的一天。当宣传失去效果以后,“主人翁”就会自发地采取措施报复往日的欺骗:怠工、盗窃、不负责任。二○○二年,我跟某个企业的一位下岗职工谈话,那位工人回忆起当年厂里花好几百万从日本买了一条进口生产线。当时签合同时,谁也不懂经济合同,没料到还要花钱请人家日方来安装调试,因此合同里没有安装条款。买回来以后,才想起来厂里无人懂得这台生产线的安装方法,日本人就狮子大张口,提出的安装调试费用比买生产线的钱还多。无奈,只好连包都没拆,把机器设备放在车间二楼闲置。后来有一次市里搞文明企业评比,打扫卫生时清理到了这套设备,一帮工人谁也不心疼,就把设备从二楼抬着扔到一楼,一楼的工人又抬着机器扔到院子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任由其风吹雨淋、腐烂锈蚀,最后变为一堆废铁。企业的厂长经理无论干好干坏,只要政治上没有站错队,都可以继续升官。企业领导也由上级领导任命,一个人一个口味,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二○○○年,我曾经到一个特困企业去调查研究,企业的一名老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企业在十年之内换了十九个厂长,最长的待两年,最短的待三个月。每个人一来就按自己的好恶随心所欲,比如说厂里办公室前面的花坛,有的厂长来了喜欢弄假山,有的来了改成养鱼池,有的则喜欢草坪,有的又喜欢种树。换个领导就折腾一次,光为了这个小小的花坛就不知道白花了多少冤枉钱,企业怎么能不穷?到了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实行以后,企业的一切行为都由领导说了算,为他们蚕食鲸吞企业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工人既无权监督,自己也并不干净,只好任由企业恶性循环,最后破产垮台。
九是企业建设盲目上马,大嗡大哄,造成巨大损失。由于统治者急于求成,中国经济在五十年时间里经历过几次大的冒进和倒退,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一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这次冒进除了累死不少人,也造成了全国的大饥荒,饿死二三千万人。二是一九七○、七一年的小跃进,遍地“五小”开花,设备落后,浪费惊人,污染严重。例如当时在陕西延安这个资源少、品位低的地区,投资二千多万元兴建一座钢厂、两座铁矿和三个铁厂,建成五年亏损三千七百多万元,甚至超过了建厂投资,最后不得不于一九七九年关闭了铁矿和铁厂。三是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洋跃进,当时提出要兴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化工基地,十大能源基地,又急功近利地遍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由于长期“突出政治”,贬抑商业,当时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做生意,买了不少洋垃圾回来,或者因为技术人员跟不上无法使用,放在外面风吹雨淋最后报废。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几次过热与萧条,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