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到某一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因为洁芮开车非常糟糕。她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有好多次她撞上东西或者撞车，你会感到奇怪那辆车到底是怎么通过旧车性能测试的。
比我更整洁的是梅尔·C。她特别讲究家庭摆设（“辣妹”中的大卫·贝克汉姆）。开始她通常承包了所有的整理、打扫的活儿。最后我们制订了一个值日表：谁来整理，谁来扫楼梯，谁来用真空吸尘器除尘，谁来打扫厕所。我们轮流做，但最后梅尔·C总是比其他任何一个人做得多。如果她看到什么需要洗了，她就做了，即使还没有轮到她。她受不了邋遢。
冰箱上盖满了海报，都是《热门曲》和《流行歌曲排行榜》杂志里可以挂起来的活页。梅尔·C是一个超级“接招”迷，她有罗比·威廉姆斯的不干胶贴画和可以吸在冰箱上的东西，而我有贾森·奥兰治。洁芮则迷恋乔治·迈克尔。
那时，我们没有手机，但是奇克给我们装了一部付费电话。我们不久就发现，如果你把电话机摘下来，换上一部普通电话接在卡槽里，你就可以打免费电话了。我们只是要确保每次奇克来的时候，我们把付费电话再插回去就行了。
我们每星期一次到特斯科购物，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做过饭，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各不相同——比如我离不开奶酪和一袋袋薄脆饼干，一段时间我喜欢涂蜜的百吉饼。爱玛靠婴儿食品过日子，这不是开玩笑。洁芮吃什么好像无所谓。
我和爱玛从来没把美敦赫德当做家，它更像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要住的地方。对洁芮和那两个梅尔来说，这就不一样了。洁芮年龄最大，已经独立生活好多年了，其他两个来自北部一太远了，周末没法回家，而梅尔·C经常去肯特郡的西德卡普，在那里她还有大学的朋友——因此梅尔·B和洁芮经常一起过周末，也通常是犯罪同伙。那时我认为她们两个都太疯了。假如她们想在凌晨两点钟去夜总会，她们就会起床出发。
在家过完周末回来的时候，我经常发现我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它们被借用了，还没有放回去。她们借我的衣服我并不介意——我们都相互借东西——但我只是希望她们能爱护衣服，不要弄得衣领上到处都是化妆品，或者因为把衣袖打结弄得松松垮垮。我的东西比她们多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在乎。
那时，洁芮很瘦，而我要胖得多，她经常把她的胸罩借给我，因为我们的胸围一样。那些胸罩被叫做“穿越你的心脏”，是普雷太克丝公司生产的，穿在紧身小T恤里面。洁芮绝对总是别具一格，她从来不穿任何常规的衣服，也正是她开创了宝宝T恤这样的东西。
“这个该死的胸罩究竟是谁的？”当妈妈在我的换洗衣服里发现这么一个胸罩时问道。洁芮的胸罩真是寒酸——破破烂烂的，呈灰白色。“这好像是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
她是对的。这些胸罩绝对会让你激情全无，这再好不过，因为激情正是我想努力避免的东西。回家过周末总有一点不舒服。我想回去是因为我的家在那儿，但是每件东西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叫做马克。他还住在那儿——在我的房间里。我老是说我认为他应该找一个他自己的地方，但是他总会岔开话题，并且说我想甩掉他。尽管事实是这样，但是，我如此害怕没有男朋友，于是我会说，不，不是。
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出去约会，有男朋友又有什么意义呢？马克的借口是我们需要存钱。他当然在存钱——我的妈妈、爸爸总是主动提出付钱而马克好像从来都是受之无愧。
那么他存钱是干什么用的呢？两个人的浪漫假日？不。买新车以及为他的福特雅仕安装更大的排气装置。无论如何，在伦敦南区每星期日的聚会时，他在其他赛车男孩儿面前可丢不起面子。
但是我一周当中倒是和姑娘们一起出去。在美敦赫德我们去一家名叫“林阴大道”的俱乐部。星期三晚上是学生专场，花一英镑就可以人场。我记得有一次洁芮走向主持人，拿过麦克风喊道：“只是想让大家知道今晚到场的有‘触摸’乐队。”——好像我们是一支人们早就听说过的顶级乐队。
我们都是那么兴奋。我们其余的人在舞池里，而洁芮在主持人站的台上跳舞，或者更像是乱蹦乱跳，这仍然是她的风格。我们一直跳到他们把我们赶了出去。
那时爱玛有一个男朋友叫克里斯，是个希腊人，每到星期五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在车里谈谈女儿家的私房话：我谈和马克的问题，爱玛说她和克里斯的问题，她还会扯到这家俱乐部，那个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会大笑几声，假装我知道她正在谈论的内容。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哈洛作坊”和晚间问答节目。
“你不想知道我们对他的看法吗，托莉？”有一次当马克来看我的时候姑娘们说。
我很清楚，她们把他当作《哈里·恩菲尔德》中的某个人物。
“他是个窝囊废。”
你无法指责姑娘们不诚实，尤其是梅尔·B。她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她会惹麻烦——比如被大学开除。
“现在听我说，维姬（维多利亚的昵称）。”她是惟一叫我“维姬”的人。通常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但是，不知怎么的，甚至这个也没关系。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都没关系。
“那个白痴完全把你镇住了。甩了他。别理他那一套，找回一点自尊。”
接着另外一个会参加进来。
“我的意思是，维（维多利亚的昵称），要管住他。‘阿曼尼’鞋可无法弥补鼻子的缺陷，这你知道。”
马克在穿着方面感觉较差，她们都经常嘲笑他，尤其是他穿裤子时总是把裤子拉得太高。
“那么，您的牛仔裤的胸围是多少，先生？”
接着她们都笑得站不起来了。
但是，尽管我知道，她们说得对，他确实压制我，然而他还是我的男朋友，我感到我必须为他辩护。事实上，和他在一起，我现在感到非常尴尬。他一直又瘦又长，但是，最后，我开始觉得他的每个方面看上去都别扭。他没有协调性，跳舞的时候就像弗兰肯斯坦创造的那个假人“赫尔曼·芒斯特”。更糟的是他如此自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舞者。
虽然我仍然寡言少语，但是，我既已成为那些姑娘们中的一员，慢慢地我和她们产生了共鸣。然而，当我和马克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我从未遇见过她们一样——我又变成了“在那儿坐着，闭上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太太。
我们原来要唱3首歌的“定位”现在变成了要唱五首歌的“展示”。想法是这样的：克里斯和鲍勃将邀请一些人，比如唱片制作人、词曲作者以及出版公司，请他们来看看我们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这样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来找我们合作。所以，那就是我们正在排练的内容，倒霉的一周又一周。
“假如要搞这个展示，那就搞吧，”我们这样说。
“不行，要等你们准备好，”回答总是这样。我们从来得不到很多鼓励，事实上，正相反。但是我们厌倦了那些同样的老歌，同样的老舞步，而且我们明白我们可不想变得没有新意。我们除了要排练到像护发素一样光滑流畅以外，一周两次还得听匹佩讲她的音阶和呼吸。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唱准音阶并不能让你登上排行榜，得掌握正确的节拍才行？
我们想唱的那一类歌曲是我们回到住处才唱的。因为钱不多，所以我们多数只是团团围坐，自娱自乐。洁芮会说让我们把麦当娜的歌串起来唱吧，接着，一个人就会开始唱《宛如处女》，我们大家都跟着唱，另一个人会接下去唱下一首——《爸爸别说教》卜—再后来，其他人可能提议唱蒂娜·特纳或者“兄弟”组合或者史迪威·文德的歌。这种练习很不错。梅尔·C甚至有一盘“接招”的影像带，我们经常播放并且模仿他们的舞蹈动作。在一间卧室里，我们有一面能照出全身的镜子，我们把它取下来，把它立在大厅的一端，这样，我们练习的时候就都能照着镜子练了——我们得轮着来，因为那面长镜子比较窄，一次只能照到一个人。
为了展示而给我们的那两首新歌和原来的那三首一样乏味——我们猜想是哪位作者给了许多乐队却没人肯要的压箱底的货色。我们努力修改了其中一首的歌词，但是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可是，假如他们认为给我们难堪就能让我们变得更听话，他们就错了——这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的决心。
如果他们想那样，我们就只好自己写歌了。
这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洁芮有一台小卡西欧，我记得我们都聚在大厅的另一半，坐在这张旧木桌上——我说的是坐在上面——我们就开始哼一些曲子，把想到的歌词和曲子写下来。我们会一直干到凌晨，想自己写点东西。我们中没人真正懂得演奏，但是，那台卡西欧能让我们不跑调。
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就在那些日子中的一天》，就是在那张旧桌子上写出来的。
“我们要唱我们自己的歌，”我们在奇克偶然来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可能说的是印度斯坦语。他只是抬起手。
“姑娘们，姑娘们。”
“我们也不喜欢‘触摸’这个名字。”
“‘触摸’又怎么啦？”
“这不是我们。”
“触摸”，像是鲍勃和克里斯管理公司的名字；我们认为“心”这个名字又太露骨。我们需要点有棱角的东西。
“兴奋五人组”怎么样？“加五”呢？“活力五人组”呢？一个听起来像吸毒，一个太大，还有一个有版权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果汁的牌子。但是这种想法一直挥之不去。后来，鲍勃和克里斯策划了一个男子演唱组：“伍”。
还是洁芮机灵。她和梅尔·C刚从体操房回来——梅尔·C是一个健身狂，而洁芮是一个瘦身狂。洁芮一路穿过厅门奔进来。
“我想到了。”
“什么？”
“辣。”
“‘辣’什么？”
这是在搞笑吗？
“我们的名字。‘辣’。这个词有5个字母，就是我们5个。
一个单词代表五种不同的口味。怎么样？你们认为呢？“
我们的展示定在11月下旬回到牧羊林的“诺明斯”工作室举行。奇克给了我们50英镑买服装（“买点漂亮的，姑娘们”），因此，洁芮和梅尔·B去了卡姆登市场，买回来几件合身的阿迪达斯T恤衫，配上我们自己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们不想穿一样的衣服——我们实际也没有——但是的勃和克里斯说我们必须这样，正如我们必须唱他们的歌一样。
在表演的时候，你太全神贯注了，直到演出结束你才会注意到观众——我们做得就像一场有麦克风、灯光、回放的正规演出一样。一整天都陆陆续续地有人来，所以，这场展示我们一定做了四五次。我不清楚有多少人来看我们演出，可能有100个人之多——有20或是30个人我们每次演出时都在那儿。我记得我们最后像正规演出那样鞠躬时，他们好像真的喜欢我们，他们鼓掌，欢呼，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后来，我们坐在一英尺高的小舞台边上，每个人都走上来，说我们表演得不错。他们当中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你能判断他们不是在开玩笑。
当他们开始问是否有人有问题时，我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因为我的问题将肯定是一堆废话，对此，我感到尴尬。洁芮非常心直口快，而且绝对无所畏惧。那是洁芮好的地方，这对我们大家都好。
秋天以来，爱玛成了我们的一员之后，我们一直不断地跟鲍勃、克里斯和奇克唠叨，想从他们那儿得到某种约定或者合同，但是，他们总是跟我们拖延。没有一个人被告知我们被录取了，我们得到了那份工作。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每星期60英镑，仅此而已。既然他们看到了别人也对我们感兴趣，情况就不一样了。突然话就成了：“糟糕，我们没有让她们签约。”而对我们来说，这则是：“狗屎，谢天谢地，我们没有签约。”
“等到我和我爸爸谈过之后再说，”几天以后，当装有法律文件的信放到我们的门垫上时，我对其他人这么讲。
我还没有提到的是，在我们家，我并不是第一个有梦想的人。其实，在60年代，我爸爸曾经在几个演唱组呆过，名叫“音韵”和“卡尔托”。痛苦的经历使他对合同有了深切的认识。通过某种渠道，“音韵”结识了乔·米克——乔·米克之于伦敦正如布赖恩·爱泼斯坦（甲壳虫乐队经理，原为利物浦一唱片店老板）之于利物浦。乔·米克是经纪人兼作者——他的钱大部分都是从一曲《通讯卫星》赚来的，1962年“龙卷风”乐队演唱这首歌时引起巨大的轰动。不管如何，他为这支乐队进行了预演选拔，并且说他想和我的爸爸签约。不是那支乐队，只有他们的歌手，托尼·亚当斯。那么当然，他签了。他的第一首试唱歌曲名叫《别样红》，他和一个名叫“防暴队”的演唱组联合录制了这首歌。我爸爸正在排练B面的时候，他听到了乔·米克去世的消息。乔·米克的工作室在郝罗威一家皮具店的上面，是一间改建了的卧室，他的房东太太就是皮件店的老板。事实上，爸爸前一天晚上还去了一次。
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乔·米克的公寓里有一支猎枪，这支猎枪是他的另一个通俗歌星海因兹的，他在“龙卷风”乐队唱歌。他之所以买这把猎枪，是因为他的歌迷们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而他实在招架不了了。乔·米克一定是和房东太太吵了一架——我爸爸说他们更像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他们总是要给对方送一些礼物——那天晚上；他们吵架的时候，他开枪杀了她，然后上楼自杀了。
现在因为我爸爸已经和乔·米克签订了合同——虽然乔死了，但是合同没有终止——他不能和其他任何人签约。
托尼·亚当斯在合同终止前不能做任何事——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合同。面临同样问题的另一支乐队是“蜂房”。这个乐队的女鼓手蜜儿想单飞，但她和我爸爸的境遇一样，无法单飞。
假如他没有参加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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