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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发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冲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家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家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家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发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
温伯利一站很奇怪。那应该是巡演的高潮——荣归故里。从某个方面说是这样。站在六万人面前，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观看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而现在演出的是我们。那气氛真叫人难以置信。洁芮可能会为没能在温伯利体育场演出而后悔离开乐队。
世界巡演一开始我们在温伯利舞台演出时，洁芮就站在我旁边，这时那么多人里面偏偏雷恩小姐出现了，不停地说着“精彩极了，亲爱的，我早就知道，亲爱的……”之类的废话。我听任她信口胡诌，一言未发。我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明白。
这一次从雷恩学校来看我的人就好得多了：莫林和格云·休斯。我妈妈听说他们的女儿病了，坐在轮椅上，就把他们都安排进来。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
巡演结束后没有举行派对。我们都太累了，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梅尔·B怀孕了，梅尔·C开始制作个人专辑。而我只想回家，做个普通人。我已经厌倦了报纸上的照片。我厌倦了这一切。
大卫认为我们首先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慵懒一些，而我也不用化妆，不用为任何事烦心：这就是埃尔顿的家。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那个池塘的边上，埃尔顿的管家，洛朗，说有电话找我。
“是洁瑞。”
“哪个洁瑞？”
“洁芮·哈利维尔。”
我非常惊讶。她离开乐队已经快四个月了。虽然我们曾经想和她谈谈，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字。所以这次通话显得有点不自然。我说，你好吗？她说，听说你快生孩子了，真是太棒了，然后又说，今天晚上在乔治·迈克尔家见面吃顿饭怎么样？在圣特洛佩，她就住在他的家里。
“太棒了。”我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
去圣特洛佩乘直升机最方便。因此洛朗送我们去了尼斯机场。乔治·迈克尔家来的人在那一头接我们，洁芮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站在前门接我们。
接着都是一些“你怀孕了，真是太棒了”、“你过得怎么样”之类的话。我在想我的老搭档真的想和我言归于好了。然后她又说，计划有了一点小变动，我们不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安排好了让我们出去吃，”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假如我知道要出去吃饭，我根本就不会来，因为我会想：有可能被拍照——“姜汁”与“高贵”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所有那些报道。
最后我别无选择。摄影记者聚集在饭店的门口，拍照、闪光灯。这肯定不是安排好的，对吗？
可是几天后，照片登出来了，她居然没有打电话来道歉或者说点什么，这时我开始怀疑了。难道我不知道她出了一张唱片？不，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说。令人悲哀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很愉快。
9月末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戈夫橡树的厨房里吃早饭，我父亲进来了，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一大堆报纸。我记得那是星期三。《每日星报》头版的小部分、对开页以及中心页跨页图登着一幅裸体女人脸朝下躺着的照片，大奶子露在外面，一副生气的表情，化着浓妆，总的来说有点不男不女。文章说大卫在遇到“高贵”之前和这个姑娘约会，等等，等等。她还说她经常想早点上床，而大卫宁可熬夜和她爸爸一起看足球赛，这让她非常厌烦。还有他在床上如何这样、那样——媒体就喜欢干这些下流的事情。
没关系，那是发生在我遇到大卫之前，而且她也说以后再也没有了大卫的音讯。但是当你怀孕了，你就会感到很脆弱。我给大卫打电话，他说对此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不错，那是真的。他曾经和她约会，但那是遇到我之前很久的事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当你怀孕了、身体软得像布丁时，你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两天后，星期五，我和我妹妹还有玛丽亚露易丝去了健身房。我正在跑步机上跑步，手机就放在跑步机前端的控制钮旁。这时，电话响了。
大卫。
嗨，你好吗？我很好。你在哪儿？在健身房，跑步机上。
“有什么事吗？”我说。因为报纸上的报道我依然感到不快。
“我接到电话说明天报纸上会刊登另外一个故事。”
“噢，什么故事？”
“某个女孩说在你外出巡演期间，她和我通过几次电话。”
“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会尽力了解更多情况，然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还在跑步机上，这会儿我加快了速度。
电话又响了。
“怎么样？”
“坏消息，这个女孩想说明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立刻我觉得整个胃都翻了过来。我狠狠地挂断了电话，放声大哭。这时整个健身房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还在该死的跑步机上跑着，完全地歇斯底里了。这时健身房的主人，一个叫做丹尼的家伙，把我们三个人推进了一间储藏室，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就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样。
我们在储藏室的时候，大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切都与他一个叫蒂姆的朋友有关，蒂姆在曼彻斯特一家商店工作，球队经常去那儿买服装。我见过他几次，他显得很友善。他非常喜欢和足球名人们交往。蒂姆和大卫一起出去，蒂姆一直和这个姑娘套近乎。这和大卫没有丝毫关系。
丹尼让我们离开了更衣室，我妹妹和玛丽亚露易丝带我回了家。我气疯了。回家之后，我又开始尖叫、大喊、诅咒、歇斯底里。我妈妈不停地说她不相信大卫会做那样的事，她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对爱人如此忠诚。
事实好像是蒂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女人，可是当蒂姆的未婚妻发现的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推到大卫身上。
大卫一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命发誓他从未做过任何事。可是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的荷尔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变得非常情绪化。我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真想自杀。
大卫乘大巴正在去南安普顿的路上，因为他有一场比赛。而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十点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明天的比赛，整个球队都像听话的小男孩一样被要求回到营地美美地睡一觉。而我却仍然处于癫狂状态之中。
“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心情也很差，发誓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
“我几乎已经记不起那个女孩了。维多利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大约凌晨两点半，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既不能闭上也不能张开，我只是躺在黑暗中，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大卫走了进来。
他给科斯塔打了电话——就是当初开车送我们去看电影的那个司机——大卫让科斯塔在旅馆外面接他，给了守门的家伙五十英镑，溜了出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阿莱克斯·弗格森。他事先打了电话，告诉我妈妈他要来，叫她不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有点可怕。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就像要去海滩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叫他走开，别烦我。
“我哪儿也不去，维多利亚，我们得谈谈。”
我们谈了，直到曙光从窗帘射进来。我确实相信了他。最后我肯定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任何话。从他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七点钟有人按响了门铃，是科斯塔。大卫得赶回南安普顿的旅馆，这样当球队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到那儿了。
我已经几乎把整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知道报纸上会登出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一定不能看。这都是些谎言。都是谎言。我下去开门让科斯塔进来。我认识科斯塔有些年了，他住在沿路的巴内特，因此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说，早上好，维多利亚，夏天快结束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等等，等等。他接着又说：
“噢，我给你带来了报纸。”
我知道我该把它们扔进垃圾筒。但我没有那样做。首先，它出现在《太阳报》的头版——一张我和大卫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还有那个女孩，染成条纹状的烫发，看上去很让人讨厌。接着，里面有两版的详细报道以及这个粗俗的女人和她双胞胎妹妹的照片。报道都是关于他如何捏她的屁股、吻她。而其时我在美国怀着大卫的孩子，呕吐得内脏都要出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么，你要去看比赛吗，维多利亚？”
我父亲。
“不，爸爸，我才不要去看那该死的比赛。”
幸好我没去看那场比赛。现在那些球迷有了一首新曲子。“没有荡妇在身边，贝克汉姆不进球。”
但我确实出去了，到切斯亨特，布罗克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马克斯&斯宾塞买了一些虾。我只想吃点虾，而且我不想接电话，也不想听到电话铃响，那声音就像球场上那些可怕的辱骂。因此我把帽子压得很低，走路快得能参加奥运会，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媒体，对着我尖叫，满脸堆笑。“喂，‘高贵’，看过报纸了，是吗？”
真奇怪，英国居然废除了公开处决或者向带着枷锁的人扔烂白菜和萝卜的做法。很明显这种做法在英国很有市场。
大卫和我一直在谈啊、谈啊。比赛前、中场休息时、比赛结束后。他说今晚我们再继续谈。
这样，比赛后的那天晚上，大卫走了进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扑向他，猛击他的脸。砰、砰、砰。我本来没打算这样。以前我从未打过什么人。这只是一种本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的嘴被打破了，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愤怒、受到了伤害。
房子外面挤满了摄影记者。他们像秃鹰一样守在那里。我能从卧室的窗帘缝里看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道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