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的一番话,并未让群臣死心,他们认为朱棣可能是故作谦逊之辞。这可能也是周公定下的规矩,帝王即位,要有臣民三次劝进,一示帝王谦谦有礼,二示其事顺乎民心,如此弄虚作假的演戏,真可说是中国礼制、民情的最丑陋之处。张信等劝进之后,都督顾成与五军总兵官丘福等来再劝,朱棣仍不允,接着宁王朱权又来三劝,朱棣仍然坚辞。三劝而后,朱棣仍然不允,看来这回是真的了,不可再劝了。
朱棣虽不同意马上即皇帝位,但对众将士的忠心是颇为嘉许的,他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不能让众将士就此一无所得。他下令大享将士,给有功之臣加官进爵:都指挥丘福、张信、刘才、郑亨、李远、张武、火真、陈圭升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彬、王忠、陈贤为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徐忠、陈文为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房宽为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后军都督府陈亨之子陈恭袭其父职,纪善金忠升为右长史。
其余将校,提升不等。
朱棣大享将士,又将投降的顾成升授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 ,决心再次南伐。
燕王被迫还北平,朝廷上下不免沾沾自喜,廷议都说燕师出没劳苦,军力薄弱,用不着担心。他们爱听前线的捷报,并不认为形势会有什么危险,他们甚至故意扣压坏消息而假装听不见。而有时官军确也能打一些胜仗。如就在本月,平安便在杨村打败了燕将李彬 。然而形势正在潜伏着危机,一些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早在这一年六月,观海卫指挥张寿酒后不禁说了几句真话,认为国事危急实堪忧虑,不料这话犯了当政者的大忌,观海被以“妖言”罪处死。如此,谁还敢擅议国事!
建文君臣提倡以儒家学说治国,一向约束宦官甚严。尽管宦官奉命出使、监军等等是皇祖朱元璋留下的陋规,但自那时起,宦官便不得为所欲为。后来一些中官奉使四方,依势侵暴吏民,各处多有告诉。朱允炆下诏所在有司逮治,绝不留情。这一严厉措施,颇招致了宦官们的不满,其时河北、山东战事方殷,这些宦官都希望燕军能够得胜。如此不仅可以报仇,而且由于拥戴之功将来肯定不会吃亏。于是一些被黜的不法中官,先后北上投奔了朱棣。就是那些仍留在南京的,也无不怀有二心。如今朝廷倾全力阻击燕军,致使燕军迟滞河北,不得南进。而相对之下,南京的防卫却显得空虚。这些宦官们便悄悄将南京空虚之状密报燕王,意在诱其避开大军,直捣南京。
宦官们所提供的消息使得企图摆脱不进不退的困境的朱棣豁然开朗。他慨然叹曰:“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他决心直下南京。
这时官军主力全在河北山东一带,把守南京门户的是驸马都尉梅殷,这年十二月朝廷派他为总兵官镇守淮安,防止燕军南下。
梅殷,字伯殷,是河南侯梅思祖的从子。据说他天性恭谨,有谋略,尤长于弓马。洪武十一年,成了朱元璋的乘龙快婿。其所尚之宁国公主便是朱元璋的第二个女儿。朱元璋的大女婿李祺,是韩国公李善长之子。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牵连到胡惟庸案中被杀,这时李祺早已死了。梅殷在诸女婿中便为长了。在十六个女婿中朱元璋最喜爱梅殷。那时,曹国公李文忠典国学,梅殷受命巡视山东学政,因为事情办得出色,朱元璋曾经赐敕褒美,夸赞他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当世无不以为荣耀。
朱元璋晚年,诸王势力强势。朱元璋颇为之忧虑。他曾把梅殷秘密召到身边,嘱咐他将来辅佐皇太孙 。如今燕王发难已经三年,日渐南逼,正是梅殷出力之时。他召募淮南民兵,号称四十万之众 ,严阵以待。朝廷还派左军都督佥事徐真,右军都督佥事马傅率偏师北进御敌 。
朱棣出师之前亲撰祭文,祭奠天下阵亡将士。被祭奠者不仅有燕军中之阵亡者,也还包括官军中之战死者。不管朱棣如何公开宣传,他心里很清楚,这场战争实际是他发动的。驱天下之兵马于刀兵之阵,陷南北之人民于祸乱之中,即使上天不谴责,民心也是不会嘉许的。朱棣惯于争取民心的手法,他的祭奠,不过是想让更多的人为他去死,杀了人,还想让人称颂他的仁义之心。与此同时,朱棣还将在永平擒获的辽东指挥王雄等七十一人释放,令其归还本卫。王雄等临行前,朱棣向他们进行了一番说教。当然仍是“奸臣浊乱朝纲,废成法屠我诸王昆弟以危社稷”,因此不得已而起兵的一番话。但这时朱棣不仅以释放战俘故意示恩,而且又常把天下生民挂在嘴边。他说:“每战擒获将士,思其皆我皇考旧人,为奸臣驱迫战斗,盖出于不得已,实非本心,念其皆有父母妻子朝夕盼望,悉放遣之。故今亦释尔等。”据说,杨文军队在蓟州、遵化一带纪律不佳,给无辜百姓带来不少祸患。朱棣抓住这一点,指斥杨文暴虐,这不仅更显己之高致,而且意在离间其上下之心:“归语杨文,所敌者在予一人,百姓男女,老弱婴儿何罪?淫刑惨酷,使人痛心,不忍闻也。夫善恶报应,捷于影响,杨文不有人祸,将必有天殃。”恩莫大于活命,看来朱棣此举收到了效果。王雄等无不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对于杨文则颇生怨愤之心。王雄说道:“杨文诚得罪于天,无所逃其责。臣等愚昧,为其所诱,罪宜万死。今蒙陛下再生之恩,当陨首为报。”朱棣此时释俘,更有深意。他每当南征,总不免后顾之忧,辽东一翼之官军如同他心腹之患。如果王雄等回到辽东能对杨文有所掣肘,那么他的南征便可大大放心了。
十二月十二日,朱棣誓师南征。他要争取民心竭力把燕军打扮成义师。但古来兵匪一家,少有行军不祸及无辜者。朱棣虽然指斥了辽东官军的残暴,但他同时感到也不能不对自己的部下加以约束。他说:“靖祸难者,必在于安生民。诛乱贼者,必先在于行仁义。生民有弗安,仁义有弗举,恶在其能靖祸难哉!今予众之出,为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而已。予每观贼军初至,辄肆杀掠,噍类无遗,心甚悯之。思天下之人皆我皇考赤子,奸恶驱迫,使之夫不得耕,妇不得织,日夜不息,而又恣其凶暴,非为致毒于予,且复招怨于天下。”
“今我有众,明听予言,当念百姓无罪,慎毋扰之。苟有弗遵,一毫侵害于良民者,杀无敌,其慎之。”
半个月后,这时已迫近除夕,大军驻营蠡县汊河。燕军的目的是避开真定和德州的守军,从二者之隙直插山东进入淮北。但德州与真定之间也不一定会毫无阻挡,时刻都可能遇到官军的游骑。朱棣首先派李远带八百骑兵侦察官军动静,扫清道路。
官军也并未因为新年而放松戒备,大年初一,李远来到藁城,便遇上驻守德州的都指挥葛进领马步官军万余人渡河北上。李远兵少,不能硬拼,他抓住战机,乘官军渡河未毕,出兵击之。官军见到燕兵冲来,稍稍退却进入林间,意在邀李远来战。这时双方都下了马徒步交战。官军见李远兵少,不免有些轻视。李远一退,官军便追,殊不知这是李远诱敌之计。李远乘机分兵潜入敌后,把官军的马匹全部放跑。李远突然反攻,官军退却,发现马匹已经不见了,军心大乱,李远带兵乘势冲杀,官军大败。这一仗官军被斩首四千余级。许多军士溺水而死,不少马匹落入燕军手中,葛进仅以身免。
燕军首战得胜,朱棣极为高兴,赐玺书慰劳李远,称赞他的轻骑八百,出奇应变,破敌万人,其功壮伟,即与古代名将相比也不为过分。特别是这一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本来寒冷凄穆的军旅之中顿时充满了喜庆气氛。朱棣下令对能奋忠效力的李远所部将士加以褒奖,前锋交战都指挥以下以至于军校,皆升一级。
与燕军南下的同时,官军则在北上。他们想在朱棣退回北平时候乘势出击。平安带领数万兵马从真定出发,打算收复通州,朝廷正月初一下令魏国公徐辉祖率京军往援山东。李远在藁城击败的葛进,即是官军北上之先锋。朱棣锐意南进,又派朱能带一千轻骑往衡水哨探,正与平安北进之兵相遇。不幸的是平安的兵一战而败,损兵七百余,失马五百余,指挥贾荣也被生擒。
朱棣挫败了东西两翼之敌,便带兵从馆陶渡卫河下东阿,拔东平,陷汶上,所至克捷。再向前去就是孔子的老家曲阜了。但他并未进曲阜之境。既然是自称仁义之师,那么在圣人面前便不能不装得是通达情理的一般。他对诸将说:
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明,参赞化育,师表万世。天下非孔子之道无以致治,生民非孔子之道无以得安。今曲阜阙里在焉,毋入境,有犯及一草一木之微者,杀无宥。邹县孟子之乡,犯者罪如之。
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道义上的抗衡。朱棣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争取军心民心的重要性。燕军经过馆陶时,朱棣见一士兵因病卧倒在道旁。他立即命身边的人牵过自己的从马,让病员骑上,未想身边的人都说,大王的从马士卒不宜乘。朱棣说:“人命至重,马岂贵于人乎?今病卒不能行,不以马载之,则遂弃之耳。战用其力,病而弗顾,是爱人不如爱马也,宁辍马以乘之。卒既获济,马复何损!”传统哲学中,从来就有一种思想,认为天地之间人为贵。一次,马厩失火,孔子得知消息,首先便问是否伤人。朱棣借题发挥;无非是说自己得了孔孟的真传。
然而与之对垒的一方,同样也举着孔孟之道的旗帜。他们为维护朝廷,用血肉写出了一个忠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绝不是一句空话。
燕军攻破东平,守城的指挥詹璟被执 ,知州等长官都逃得无影无踪了。本州有一位吏目,名叫郑华。他本为临海人,在洪武年间任行人司行人。建文初年被贬为东平吏目。官位虽变,君臣之义不变,官职虽小君臣之义不小。他眼见即将城破地失,深感有愧君恩。他对妻子萧氏说:“吾义可死,奈亲老汝少何?”是啊,他一死方便,撇下年老的父母年少的妻子岂不要受罪。心有上下君臣之义,岂无父子夫妇之情!这萧氏也是个深明大义的,他对丈夫的壮举极为感动,她说:“君能为国,妾独不能为君乎?”萧氏痛哭泣下,大泪滂沱。这泪既为丈夫的壮举而流,也为夫妻的情义而流。无论如何,郑华感到十分满足,他能以身殉国,实践他最高的道德理想,同时又能如此为妻子所理解,即使在九泉之下,他们还会在一起的。郑华率吏民凭城固守,力不支,不食五日而死。
燕军继续向南进,正月十五日攻沛县。本城知县名颜环,字伯玮,庐陵人,是唐代大书法家鲁国公颜真卿之后,聪敏耿直,能文章,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乡党称其六行无异辞。建文元年,朝廷征求人才,伯玮以贤良应选,受命担任了沛县知县。燕王起兵之初,李景隆屯兵德州,淮北民终岁转饷。颜伯玮善为规划,调度有方,使民不告劳而使德州粮饷不困。建文三年六月,燕军掠济宁,游兵过沛县,沛人窜匿,伯玮设法招徕。后为阻止北军南下,朝廷命于此地设立丰沛军民指挥司。颜伯玮乃召集民兵五千人,筑为七堡,坚守待敌。但后来由于山东战事告急,三千人被调去充实前线。所存仅疲弱不堪战斗之兵。这时,燕军突然南下,伯玮知力所不敌,便派遣县丞胡先百夫长邵彦庄密至徐州告急。但援兵竟久而不至。伯玮知道败不可免,便命其弟颜珏、其子颜有为还家侍父,让他们告诉父亲:“子职弗克尽矣!”而自己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伯玮徘徊庭下,壮志满怀。来到察院,不禁题诗壁上:
太守诸公鉴此情,只因国难未能平。
丹心不改人臣节,青史谁书县令名!
一木岂能支大厦,三军空拟筑长城。
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
他知道自己位卑人轻,其力难以挽回天下大势,虽不敢想望垂名青史,但既为人臣便当尽臣节,而临死犹不忘救生民于水火。二十二日夜二鼓,燕军攻破县城东门,守城指挥王显竟开门投降了。颜伯玮见自己尽节的时刻已到,便仔细服好冠带,登上公堂,向南礼拜,痛哭大呼:“臣无能报国矣!”自颈而死,时年五十岁。古语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国危则亡之。”伯玮受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视死如归,实有古君子之风。他的儿子走到半路,不忍离开父亲,又回到城中。在堂上见到父亲已为国尽忠,悲痛而又感佩,毅然自刎于父亲身边,成全了自己的忠臣孝子之志。
燕军进城,主簿廖子清、典史黄谦也都被执。燕将想释放廖子清,子清不愿偷生,表示:“愿随颜公地下。”慷慨就义,燕将又派黄谦往徐州招降,黄谦坚绝不从,也从容赴难。
燕军进逼徐州,支将王聪进攻萧县。知县郑恕率众拒守。城破,郑恕殉难。这郑恕,字本忠,乃浙江仙居人。其居乡时治尚书,攻苦食淡,虽鱼釜尘甑,未尝萌干求锱铢非所当得之心。一室萧然,学徒数十人,惟端坐讲授,皜皜乎高风劲节,无有半点亏缺。宁波知府闻其贤而贫,署为昌国县学训导。知府派人携书币来聘,郑恕不愿为官,偃蹇不欲接聘,朋友交相劝说,始就任 ,不久即升为萧县知县,因留心抚民,为民所爱敬 。
在关键时刻能识别大义,甘愿赴汤蹈火,没有平日的修养之功是不行的。他们人在孔孟之乡,心亦在孔孟之乡,他们的言行绝不是为了给人看的,他们虔诚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我们如果看一看能赴义守节者均为熟读圣人之书的文臣,开城迎降或临阵叛逃的多是习于鞍马的武将,问题就更加清楚了。朱棣当然不能等同于一介武夫,但他口称的“孔孟之道”也不过是廉价的宣传品,是说给人听的,因为他发动的这一场驱人于白刃的战争,本身便直接违背了孔孟君臣父子的教诲。
朱棣此次南下,本在长驱直入。但以徐州当南北咽喉之地,又未必不想夺取。即使夺取后弃之而南进,也可使徐州的守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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