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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根据了解的情况和以往对高敬亭的了解，对这位哭泣的干部说：“十年内战，高敬亭不管斗争环境多险恶、生活多艰苦，都不肯向敌人投降。他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哩！”
那个干部不再哭了，怔怔地望着徐海东，半天才说：“党还是信任我们呀？！”
“信任！怎么会不信任呢？你相信党，党就相信你！”徐海东接着说了在延安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他说，“那时，有很多人说我是张国焘的部下。可是党中央、毛主席一样信任我嘛！毛主席跟我说，四方面军广大的同志是好的！”信任，会消除隔阂；信任，能增强团结；信任，同样也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徐海东和其他一些同志，带着党中央的信任，带着中央军事家委的信任，在四支队中进行着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支革命部队立时有了明显起色，内部越来越纯洁、斗志越来越旺盛，同时，还不断地扩大着新的力量。
可是，随着青年学生参军的增多，部队中“文人”和“武人”的对立，又逐渐突出出来。一方说，“只会冲杀，莽张飞，屁事不懂！”一方说，“纸上谈兵，枪炮一响，腿肚子转筋！”
徐海东也是地地道道的“大老粗”，曾经骂“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他崇尚“武举”，认为革命的胜利是靠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到了延安，经过学习理论，并得知党中央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些喝过洋墨水，这才认识到知识的力量。他深知：正人先正己，批铁需靠本身硬。他带头新生有知识的青年，热心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谈心，开生活会；同样鼓励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讲知识的作用。每天晚上，他宿舍的灯都亮到夜间一、两点钟。
经过他对干部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四支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战士们传颂着：我们的“老虎军长”也变成了大知识分子啦！在徐海东领导下，这支队伍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并沿着革命的轨道胜利前进！
1939年12月19日晚。四支队指挥部。
战场，是检验勇敢和智慧的真正舞台。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战员在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和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壮大。徐海东常说：“枪炮底下出干部、见英雄！”
12月18日，侦察员带来敌情：驻南京、明光、蚌埠一带的日伪军，共抽出两千多人，进到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打算“扫荡”我新四军。
徐海东立即提出要打个漂亮仗，为指战员们鼓鼓劲儿。一拍即合，几个领导经过精心研究，拟定了作战方案：诱敌深入，把敌伯一路放进周家岗一线，在通往复兴集的要道上，打伏击。确定部署之后，徐海东与往常一样，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出发了。警卫员担心：“司令员的病可别再加重呀！”
第二天夜晚，驻滁县的日伪军四百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进攻施家集；另一咱经官庄、占领施家集后，进攻周家岗。驻全椒之敌七百余人，一路经东旺集，向大马厂进攻；另一咱三百多人，经石沛桥、枣岭集，与滁县之敌合击周家岗。一心想和新四军决战的狡猾敌人，却落入了徐海东布下的天罗地网。
战斗从21日打响，在二十四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打垮了合击周家岗的敌人一个营。这次战斗，我军只伤亡十一人，却毙伤俘敌蚕六十多人。不仅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而且当场击毙卫个叫毛高十穗的日本指挥官。
敌人见势不妙，仓惶逃窜，十分狼狈。徐海东率领新四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丁、西河等地，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这对进一步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人民群众、干部战士眉开眼笑，奔走相告：“新四军四支队打了大胜仗！”
“胡服同志和徐司令一到，四支队就翻了身！”
“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
但是，徐海东却很不满足：敌人跑得像兔子一样，太快了，歼敌太少；八十发子弹打死一个敌人，太不合算了！
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徐海东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
1940年1 月28日，四支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就要召开了。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坐在木炭火盆边，和指挥部的同志交换完意见。他坐在那里、望着火红的木炭，陷入了沉思。他不时伸出双手去烤烤。他不用笔、不用纸，全凭个人的记忆，在头脑里写下会上讲话的提纲。
第二天一早，警卫员送来早饭时，徐海东看着饭菜，一点食欲也没有。他只喝了几口稀粥，就放下了碗筷。警卫员瞅在眼里，疼在心头，他低声说：“首长，你的病又犯了，今天别去开会了！”
徐海东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加重，不过他相信自己能挺得住，硬撑着对警卫员说：“别瞎说，哪来的那么多病？！走，会议就要开始了！”
会场设在一所学校的大教室里全体营职以上的干部都到齐了，屋里屋外全是人！大家紧盯着指挥部的首长们，以一种肃穆的气氛，迎接副总指挥兼司令员徐海东作总结报告。徐海东以他一贯洪亮的声音，讲了周家岗战斗的经过，经验及其教训。
徐海东越讲声音越高，越讲越兴奋。突然，他觉得有一股东西从口里翻滚出来，但他尽力压制着，仍旧亮着嗓门说：“这只是头一次战斗，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不停顿地向东、向东、我们……”突然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昏倒在桌子旁边。
近些天，徐海东的病情严重恶化。经常大口咳血，然后就一连昏睡几天，他从此一直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
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李品仙、韩德勤集中主力攻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指挥部。地方武装，也纷纷出动。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一起，率主力声东击西，与敌人周旋。为了徐海东的安全，组织上决定派一个连近百人保卫他。他躺在担架上带领这支小连队，在相对安全的津浦铁路以西地区转战。他们夜晚行动，白天休息。徐海东每天咳血不止，没有药物治疗，听说陈咸菜水能止血，就让周东屏找点来喝；又听说卤水能止血，他又让人找点来用，结果都不起作用。徐海东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支撑着。
一天夜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分两路过来，企图夹击我们！”部队顿时有些慌乱。徐海东马上把警卫连长和侦察员来，他边听情况，边看地图，不时用手指着地图说：“从这边山梁下面插过去，向西转移！”
“那正是敌人兵力最强的地方呀！”警卫连长忙说。
“哪里最危险，往往哪里最安全！”徐海东果断地说，“我们这支小队伍，是完全可以钻过去的！”
“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惨了！”警卫连长争辩说。
“为什么你只想万一，不想一万呢？那边一座大山，就是我们的一万人的援军啊！”
黑夜，借着微弱的星光，徐海东坐在担架上，指挥这个连，从敌人两路合围的缝隙里，悄悄地进了一座大山。这位善于游击战的“山大王”，多次从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里安然无恙地跳进跳出。诡计多端的日伪军明知徐海东就在附近，却对他无可奈何！
秋去冬来。大雪纷纷扬扬，地上的积雪已过半尺，雪还是不停滞不前地飘落着。
徐海东被安置在一个远离前方的山区村庄，他的担架上有直通指挥部的电话，文件、电报天天都送给他，他也能经常听到前方指挥员的声音。但他知道的，大都是大喜事，小而槽糕的信息就不传给他了，领导要给他创造一个愉快、安静的养病环境。
前方已有三天没磅战报来，电话线也断了。电旖同在雪地里跑来奔去，找不到线头。两次派出去的交通员，有去无回。夜里，徐海东把妻子周东屏叫到担架前，对她说：“电话不通，文件也看不到，我都变成聋子、瞎子了！快派人去！”
“不要急呀！明天雪停了，就派人去！”
“不行！”
“看你脾气！明天一定去就是了！”
“不行！”徐海东大声吵嚷，“今晚上，你给我亲自到前方去！”
周东屏看着茫茫雪夜，叫她一个女同志怎么走？她犹豫地说：“派出去的人，恐怕快回来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徐海东严厉地责问。
“是呀！”
“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关心党的事情！”徐海东嚷起来，“今晚，一定要把电话线接通！要和前方联络上！你去传达我的命令，完全不成任务，开除你的党籍！”
周东屏了解徐海东的性格。他关心党的事业，关心作战部队，关心连队战士，这一切胜过关心他自己妻子、孩子，更胜过关心他自己。徐海东病中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工作！”周东屏不想让自己的丈夫，在承担病魔折磨的同时，再遭受精神和心理上的侵扰。她二话没说，立即穿上大衣，带着两个通讯员，踏着半尺深的积雪，消失在茫茫的雪夜里。
天亮时，电话通了，文件战报也取来了。徐海东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向周东屏道歉：“不要生气啦！谢谢啦，我的好同志！”
“谁生气啦！也不要你谢我！”周东屏故意说，“人家敢丢了党籍呀！”
“那是气话嘛！”
徐海东，这位往日驰骋于疆场的虎将，现在却不能脱离担架，不能带兵打仗，还要别人照顾着、陪着。他心急如焚，烦躁不安，常常敲着担架床的边沿叫喊：“医生，你有本事快把我的病治好，没有本事，给我滚！”
“周东屏，你也到前方去！”
“秘书！你不要再天天念文件，上前线去！”
……
炊事员送点好吃的，他嚷嚷是“浪费”；管理员打人从城里买点桔子，他不吃，嫌贵；不好的消息，瞒着他，一旦被他发现，就大发脾气……
1941年1 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干部和徐海东谈心，不时流出眼泪，徐海东说：“大丈夫只许流血，不准流泪，你有什么伤心事？！比我这更伤心的，我都没掉过半个眼泪渣！”在徐海东追问下，那个干部把上级领导严令禁止让徐海东知道的“皖南事变”告诉了他。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九千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伏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同志牺牲。徐海东一听，如雷轰顶，一马鞭子抽断身旁的一颗小树，大叫一声：“抬我回部队，为死难烈士报仇去，死，我也要死在前线……”一句话没说完，大口鲜血喷涌而来，当即昏迷过去。
徐海东的病情加剧了。
1941年5 月，党中央从延安发来一份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电报全文二百多字，全篇多是安慰之语。电报的最后八个字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手拿电文，热泪盈眶。毛主席日理万机，在百忙之中还关心我这个病号，真愧对党中央，愧对毛主席啊！徐海东把最后那个个字写在日历牌上，放到枕头边。他多么盼望早日恢复健康，好为党工作……
刘少奇和新四军所有领导都很关心徐海东的病情。他们派最好的医生守在他的身边，并多次嘱咐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恢复健康，他想吃什么，就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买到，选派得力干部随同他。
1943年11月，谭震林同志选派一名团级干部程启文，到徐海东身边去工作。临行前，谭震林再三叮嘱说：“要竭尽全力，保护好海东同志！”身患痔疮不能行动的陈毅军长说：“你的任务很重要，很重要啊！海东同志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他，我们大家也盼望他早日康复，抗日战争需要他！你照顾好他，就是为党做了一件大事！他重病在身，为党工作心切，脾气急，一定要多体谅他。告诉他，我不能去看他，要他静下心，好好养病！”
“我一定完成任务！”程启文心领神会地说。
程启文要告辞了。陈毅同志又把他叫了回来，最后叮嘱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海东丢了，只要警卫连有一个人，包括你在内，就必须有海东同志存在！记住！一定记住！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要兵派兵，要钱送钱，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海东同志休息好，养好病！另外，你自己要加紧学习，还要给海东同志读书，读报……”
程启文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对徐海东很了解，但没想到他病得如此严重：日夜卧床，每天只能有二三个小时可以坐起，连被子也不能贴身盖，用一根铁丝做的支架，把几床棉被严严实实地捂在支架上。徐海东见程启文来了，乐不合嘴。他问了前线的战况，少奇同志的身体，陈毅的病情，部队的状况，等等。他微笑着说：“你来了，我们一块谈谈打仗的事，我心里轻松多了！”
按照陈毅军长的意见，程启文首先整顿了警卫连；徐海东每天的日程活动都由创新自安排；派人到南京去给徐海东买药；听说徐海东想要看〈红楼梦〉，他也当成大事，认真去办……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是战胜困难和疾病的一剂良药。但是，它的作用必意有限。就在程启文到来的第四天，徐海东突然大吐血，病榻前放着一个二号洋瓷盆，一次吐了半盆，连续几天，高烧不减，温一直在四十度以上。他每天都处于昏迷状态，军医和周东屏束手无策，领导同志纷纷前来探望，悄悄地准备着后事。
深夜，周东屏守在徐海东床边，泣不成声。徐海东从昏迷中醒来，他也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低声说：“哭什么？你是个新四军战士，又是共产党员，不能哭哭啼啼。人总是要死的，有许多有才能的干部，中午一块吃饭，有说有笑，上了前线，晚上就……你见得多嘛？！死，是不可怕的，只可惜我为党做事太少了……”又昏迷过去了。
突然，地方党的干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