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
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亲日派分子张牙舞爪，调动军队威胁西安，企图发动“讨伐”战争。党中央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周恩来同志建议，由于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时声誉好，请求派来协助抗击何应钦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同志交代了任务，命红十五军团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与张、杨部队共同打退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我们从甘肃海原急行军向陕西进发。徐海东同志过去在我印象中是一员虎将。他由于小时家穷，没有很好的上过学，后来又投身军旅，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青山大学毕业”，只是粗识文墨，但他对知识分子却极尊重。这次我们率部进入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与友邻部队配合作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开辟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建立友谊。徐海东同志谦虚地对我说：“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弟和李克农同志，你是我的高级参谋。”沿途，我们共同分析将要接触的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员的经历和心理，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与方法。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都得到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接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告诉我们：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你们要迅速开到商州，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我们的到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倚恃，他们极为兴奋。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他把自己的警备旅，也临时拨归我们指挥，还主动地送给我们一批弹药。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见到我们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严明，大家都欢欣地奔走相告说：“好，好，蒋介石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一面调派三、四十个师分五路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我们担负防务的商、雒方面，是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共有四个师的兵力。我们迅速赶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控制了商州城，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我军开到商州，在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很大威胁，卫立煌得知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对自己不利，便连夜后撤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根据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发来电报，命我们立即撤退，并限定在三天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了渭水，经（分卩）州、长武，开回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红军开到商、雒一线威胁国民党军侧冀这一军事行动，这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有力措施，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时，我被调回党中央工作。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一九三八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和王震同志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派他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皖东，劳累病倒在战场上。
五徐海东同志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的贫苦家庭中，他自已也当过十一年窑工，从小饱受旧社会的欺凌，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使他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徐海东同志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学校里锻炼成长，一生中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是我军有名的虎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
徐海东同志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二十五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他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红十五军团要向红一军团学习，主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加强工作，他对调来的干部都极为尊敬和团结。我在红十五军团工作时，他和我团结合作，相处亲密无间，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后来，红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士兵工作、对敌军工作都做得和红一军团一个样。徐海东同志对部队各级情况都非常熟悉，他自己就是从当士兵逐级升上来的，作战时身先士卒，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十七处伤疤，深知伤病员想的什么，每打完一次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病员，一一慰问，协助解决各种困难，体现了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深得指战员们的信任与爱戴。
徐海东同志一心为公，严于律已，为人正派，秉性耿直，生活艰苦朴素，待人满腔热忱。一九三九年他由华北前线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身体状况很不好，他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正生孩子，边区物质困难，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徐海东同志自己咬紧牙关从不向组织伸手。当我得知后，代表中央照顾了他们一点急需的物品，帮他们度过了困难，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但他却认为是不应享有的待遇，深感不安，他经常感叹说：“党组织和战友们对我照顾太多了。”
徐海东同志重病三十余年，但仍然始终关心国内外大事，顽强地坚持看文件、看报纸、学习马列主义。不顾病躯，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忘我地为党工作。他从不谋取个人特权，不争个人名利得失，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争正副职，争高低，是耻辱。”一九六○年，徐海东同志在广州养病，董必武同志去看望他，见他房中桌上、床上放着书籍、报纸，谈话中听他对各种问题有深辟的见解，董老欣喜地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这么多年，一点也没有落后形势。”
××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公然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从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徐海东同志残酷加以迫害和打击。面对这一伙反革命丑类的横行肆虐，徐海东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更加紧了对徐海东同志的残酷迫害，他们欺上瞒下，强令久病卧床的徐海东同志限期离开北京，迁往郑州，并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在食宿、医疗上采取卑鄙、毒辣的手段，必欲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徐海东同志病情迅速恶化，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终致含恨去世。这样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几十年挥戈跃马，驰骋疆场没有死；几十年与严重疾病顽强搏斗没有死，却被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迫害死了。他在生命垂危时，沉痛地说：“我是林彪害死的。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徐海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他逝世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悍然封锁消息，妄图在人民的心目中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但是，历史总是由人民写成的，人民终于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党中央为徐海东同志革命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污蔑不实之祠都被推翻了。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里，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的老军长 八一○四三部队每当我们翻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红十五军团。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这两支红军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转战于鄂、豫、皖、陕、甘、宁、晋等省，坚持和创建了鄂豫皖、鄂豫陕、陕甘三个革命根据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进行长征，长途跋涉六千里，冲破敌人重兵的前堵后追，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接着，参加了作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在抗日战争中，我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首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歼灭日寇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平型关大战，尔后开赴晋东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转战冀鲁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我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开辟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解放了陈家港、阜宁城和淮阴、淮安等重要城镇。八年抗战，我军纵横驰骋，辗转血战，足迹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七省。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先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军，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夏、秋、冬季攻势，和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湘南、广西等战役。在零下四十度的东北奇寒中，我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炎热如火的江南平原上，我军昼夜兼程追歼逃敌，从松花江一直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祖国南大门友谊关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打响了出国第一仗——首战云山，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号称王牌的美军骑一师第八联队，突破临津江，打过三八线，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最先解放了平壤，直取汉城。在阵地守备战中，我军攻打老秃山，创造了坑道作战的范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一九五三年我军从朝鲜回国后，一直驻守在祖国的辽东半岛，担负着保卫祖国、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任务。
回顾我军成长壮大的战斗经历，我们更加怀念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因此，我们总是习惯而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军长。
虽然，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至今，在我们部队里，还在传诵着许许多多关于老军长徐海东同志的故事。那一件件、一桩桩生动感人的故事，已经成为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教材，成为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
老军长带出过硬的战斗作风在我们部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带有神密色彩的传说：在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时期，常常和国民党军队遭遇。敌我双方，各自占领了山头。敌人问道：“喂！你们是哪部分的？”
“老子是红二十五军。”
“你们莫他妈的吹牛！”
这时，骑在一匹高大枣红马上的徐海东同志，叫出一个班的战士说：“打一个排子枪给他娘的听听！”
“叭！……”十多条枪同一时间开了火，听起来是一个声响，这枪声震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枪声使红军战士斗志倍增。清脆的枪声，在静静的山谷里震荡着。敌人吓得不声不响地撤走了。
敌人如此害伯红二十五军，莫非因为这支红军的兵力超过敌人？不是。他们长征时只有三千人。难道由于这支红军的装备胜过敌人？也不是。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而红军战士手里只有大刀、梭标、手榴弹和长短枪。那么，为什么敌人闻风丧胆呢？优良的战斗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带出了红二十五军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过得硬的战斗作风。
早在一九三三年重建红二十五军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国民党汤恩伯亲自率领他的八十九师，向红二十五军阵地猛烈进攻。徐海东同志骑着战马，冒着敌人天上飞机的扫射和地下炮火的封锁，一阵风似地飞奔到前沿阵地，大声说道：“同志们！八十九师是国民党的主力，我们一定要打胜这一仗！”说完，他跳下马来，从警卫员身上拔出一把大刀。雪亮的大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只听他粗壮的嗓门高喊：“共产党员站出来！”
站出来的岂止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出来了，普通战士也站了出来。红军战士有的端起上好刺刀的长枪，有的紧握大刀片，一双双愤怒的眼睛里，放射着复仇的光芒。
“同志们！跟我来！”
徐海东同志带着勇士们一鼓作气地冲向敌人阵地，和敌人短兵相接地进行了殊死搏斗。顿时，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混在一起，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国民党八十九师第一线的部队被打垮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力量，发展革命形势，进行了由皖西到鄂东的四百里战略转移。部队渡过河流，踏着山路，向西行进。这时，敌人五个“追剿”支队紧紧跟在后面追，五个师又在前面构成重重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