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战方针。
但是，守敌在首次出击失败后，一直坚守不出。红军试图发动强攻，但是在敌人强大火力面前，红军战士冲到电网前便倒下了。
红军伤亡很大，却毫无成效。
红一军团长林彪突发奇想，借用古人“火牛阵”破敌。一时间，红军战士到处搜集水牛，很快拉来百余头水牛。接着，战士们在牛尾巴上绑一束浸满煤油的棉布，用火一点，水牛受烧牛痛，狂奔敌人电网而去……
开始，“火牛”乱跑乱撞，冲破了一些电网，然而，不一会儿，“火牛”
触电死了不少，其余的受电网所阻转而跑向了红军一方，结果伤了不少红军战士。
“火牛阵”流产了。
长沙久攻不克，红军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严重。黄克诚所在团团长阵亡，战士牺牲不少。他有心提议放弃攻打长沙，不过，他已经因种种提议被认为右倾，不准参加一些党内会议，连职务也受影响。他只好沉默不语。这时，黄克诚所在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被冠以“托派”罪名枪毙了。
黄克诚虽然不怕杀头，但是在提议不能左右大局的情况下，他又能怎么样呢？
沉默是无言的抗争。
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指出屯兵城下，久攻不克，敌人又抽兵来援，战况危急，应当主动撤围长沙。
因为红三军团曾经占领长沙，许多同志仍然坚信长沙可以攻克，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能够实现。
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了这些同志。
9 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动撤围长沙。接着，红一军团出浏阳，直指吉安；三军团从株洲进至袁州、新余，继而走樟树，纵横湘、赣边境。
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无疑与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背道而驰。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红一方面军，督促再攻长沙，执行中央既定计划。
毛泽东约请周以栗彻夜长谈，终于说服周以栗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转而攻打周围都是苏区的孤城吉安。
红军攻克吉安，从缴获的大量报刊资料中，毛泽东敏锐地作出判断：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一定会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苏区，消灭红军这一“心腹之患”。
毛泽东进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如果蒋介石大举来犯，红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并且集中攻打大城市，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红军应当尽快撤回赣东苏区一带集结，整训部队，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简直与中央方针唱了反调。
消息传到红三军团时，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愿意东渡赣江，仍旧坚持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中央计划。
黄克诚闻讯，非常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他之所以曾经一再反对攻打武汉、长沙，就是因为他从亲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单纯去攻打中心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毛泽东的见解要比自己高深、系统得多。数十年后，当黄克诚已是垂暮之年，他还记忆犹新，充满感情地回忆说：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天有不测风云。
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了肃反打“AB团”的斗争。“AB团”是蒋介石指使并授意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 （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该组织早在1927年已经解体。
但是，党内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同志，大概是发现了个别“AB团”分子在苏区活动，遂如临大敌，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搞肃反打“AB团”，使得肃反严重扩大化。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到红二十军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
李韶九此人品质不好，就是他在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大搞刑讯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人人自危。
因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李韶九的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他们在12月12日带领队伍包围了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释放了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将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
这就是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发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党内引起极大震动。
中央政治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的“反革命行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要求有关方面进行坚决进攻和镇压。
军队中肃反打“AB团”的斗争日益扩大开来。
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同志，甚至于命令各部队成立专门的“肃反委员会”，指令各部队必须抓出多少名“AB团”分子。
一股可怕的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
不少部队开始搞逼供信，供出一个，杀掉一个，甚至连队也有权杀人了：不少江西籍战士因“富田事变”发生在江西，成为肃反主要目标，冤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有的团打了三十多个“AB团”；有的师杀了好几百名“AB团”。
“AB团”越抓越多，越杀越多……
真是祸起萧墙，冷风瑟瑟。
黄克诚作为第四师第三团的政委，也一度成为团肃反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即将大规模“围剿”苏区之际，上级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要求清除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AB团”等反革命分子，黄克诚是赞成和拥护的。
因而，肃反伊始，黄克诚还是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在全团清除“AB团”，一下子打掉了一百多人。
但是，随着肃反工作的深入进行，黄克诚越来越感到疑惑。“AB团”越抓越多，那么多反革命混在队伍中，红军还能够打修水、克长沙、攻吉安，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让人难以相信。特别是广大战士勇猛冲锋，出生入死，竟然冒出许多人是“反革命”？！
黄克诚开始认真地反思了。他日益感到这场肃反斗争有问题，心里更加内疚和悲愤。那么多战士被杀掉了，那么多优秀干部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
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逐渐进入了尾声。黄克诚在痛定思痛之后，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他后来回忆说：在这次肃反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守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颈项上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①1931年1 月，东韶。
天色已经大亮，云消雾散之后，山头抹上一层红色的阳光。眼前这一切使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天前，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战场。国民党谭道源师就在这里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三千多人就地被俘。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东韶休息好几天了。第四师新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克诚抓住这难得的间隙，举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
黄克诚是老资格的部队政治工作者，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军队后的种种经历，使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指挥，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应该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工作素质。黄克诚将目光对准了那些在四师最基层的“干部”一班长。他从全师抽调了二十多名年轻有为的优秀班长，举办了一个短期政治军事训练队，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
训练队的训练是严格而又正规的。黄克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他亲自给学员们授课，讲授如何去做政治工作，同时督导学员们进行必要的军事培训。
时值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久，黄克诚与苏区的广大将士一样，心境格外愉快。
亲身经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使黄克诚有幸目睹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蒋介石十万兵力分进合击，妄图一举歼灭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小股兵力诱敌就我范围，主力部队则秘密集结于黄陂、小布地区，以逸待劳，待敌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士气低落，红军主动出击，五天内取得龙冈、东韶两战两捷，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整个战役打得痛快淋漓！正像后来毛泽东写的反映这次反“围剿”的著名词章《渔家傲》所描述的那样：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多月过去了。
第四师政委石恒中病愈归队。上级随即传来命令，调派黄克诚到第三师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军事政治训练队也随之结业了。学员们经过短期训练，派到了各连担任政治委员。
后来，这些学员当中不少人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其中杨勇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
东韶通往乐安招携镇的山间小路上，黄克诚独自一人，手牵着一匹白马，不紧不慢地走着。
马背上是一件简单的行李，里面是黄克诚的随身生活用具。阳春三月，春的气息已经很浓了。
五颜六色的花朵，绿草新枝，沉浸在徐徐春风里。沿途的老百姓喜气洋洋，分田分地正忙。
黄克诚沐浴在这一片春光里。
他将要到红三军团第三师赴任了。经历了多次升降起伏，多次被指责批判之后，黄克诚反而更加成熟了，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冷静地思考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盲从，逐渐成为他做人、行事，乃至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重要准则之一。一进招携镇，三师师长彭邀已经闻讯前来迎接了。
黄克诚急忙迎上前去，与彭邀高兴地握手致意。
彭遨一脸络腮胡子，开朗爽直。黄克诚与他以前就认识。他知道彭邀毕业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也是湖南人，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能够与这样的同志共事，黄克诚心情十分舒畅。
黄克诚刚刚安顿好，来不及休息，便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
打土豪、筹款、扩军、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一切忙忙碌碌。
这时，黄克诚得知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党的中央局。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但是，周恩来正在中央工作，一时难以脱身。于是，中央就派项英带领一部分干部先行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代理中央局书记。
第四章反“围剿”攻赣州征程起波折1931年2 月初，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开赴江西南昌。
何应钦曾与蒋介石有同窗之谊，相交甚密。何应钦进驻南昌后，立即对红军的情况进行综合查核，组织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为此，他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先后调集兵力约二十万人，配以三个航空队，妄图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蒋介石审阅了何应钦的“围剿”计划后，甚表赞成，公开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4 月初，各路敌军云集中央苏区周围。
何应钦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兵分四路、形成了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长的战线，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迸犯。
4 月中旬，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宁都县青塘。
4 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商讨退敌之策。会上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岐。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张红军撤退，他说：“我们才有三万多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二十万大军？只有离开中央苏区才是出路。中央有过这样的指示，当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时，可以抛弃旧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进而，项英竟然提议：“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我们是不是撤到四川去？”
项英的主张获得了部分同志的首肯。
中央代表团有的同志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离开根据地，到外线作战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我不赞成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虽然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是只要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依靠苏区人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经过反复讨论，终于获得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的同意与支持。
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命令，红军主力首先集中龙冈，尔后西移东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东固，群山环抱，宛如一个盆地。
它的西北方向是两座险峻陡峭的山峰——九寸岭与观音崖，由此向北，便是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