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问题，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里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100 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里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改造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指示。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100 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祁2 同志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我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大队以下的各级的领导权也迅 速地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深入地了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南宁还不到3 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9 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 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党内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的发展我们的力量，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李、俞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300 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并且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李、俞的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就立刻叛变，把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李、俞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一听到前方的消息，我们即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刻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上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3 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我们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2 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相互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也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跟反动派去呀！……”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经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的，有五百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100 人左右。
三第2 天，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是说：我们是同学，是一家人，你们到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都应该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我们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办法，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是给他们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因为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南宁时，党决定加强有江地区的领导。在1929年6 月，先派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党的右江 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同志领导的群众武装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后，邓小平同志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10月了。
小平同志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是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是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三营），因而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各地帮助群众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并将没收其财产，发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便大大地开展起来。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便迅速地扩大了。革命烈火燃烧着有（左）江地区，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 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 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