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有关军部后勤事宜。这是我党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党的政策“联蒋抗日”的胜利！
二、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是对外的办事机构，对内则代表福州地区党的组织。福州从1934年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后，党员失去了联系。办事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恢复过去在福州和邻县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的联系，如张立、江国荣等；一方面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何思贤、王一平、林涧青、郑震霆、卢懋榘、舒成、高力夫、梁真等。同时派出党员干部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如连江林涧青、梁真等，古田陈必猛（即林聿时）、福清陈金来、永安王一平、沙县陈振芳。1938年5 月间办事处又提出成立“民先”，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办事处又通过卢懋榘等同志联系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郁达夫、楼适夷、黎烈文、杨骚、许钦文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1938年6 月，著名爱国人士李公仆来福州，请他作了“唤起民众，不做亡国奴”的讲演。10月。郁达夫、黎烈文、卢懋榘等在于山戚公祠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号召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办事处还利用合法组织和一切机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占领宣传阵地，教唱抗敌歌曲，组织歌咏队，举办美展、募捐、义演、办夜校等等，发展进步势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
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动员和组织有志之士，献身革命。办事处通过各级党组织，组织进步青年阅读革命书籍，成立读书小组、读书会、办短期培训班，引导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办事处派何思贤、卢懋榘、林白、陈必猛、黄辰禹、郑震霆、薛碧香等到南屿和南港等地，训练武装人员，筹集枪支，派林涧青、梁真、林君玖等到连江丹阳溪东乡以办农业合作社名义，培训武装干部，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四、争取团结抗战，反对制造磨擦。抗战初期，国民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采取“清剿”政策，妄图消灭我们军队，如1937年7 月15日闽粤边发生的“何鸣事件”，1938年3 月闽中发生“泉州事件”，都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1938年3 月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宁德我军留守处，当场打死我军警卫排长石头梯，并打伤多人。留守处被砸烂，40多位留守处人员被押送福州市。办事处成立前后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既揭露了敌人阴谋，又争取团结抗战，保持了我党军队的独立性。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 张凯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新四军中生活、学习、战斗的岁月，“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军歌的战斗旋律，便使我这个老战士的心激动不已。
多年来，我有个心愿：要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这段历史再回忆一下。这对于我们记取历史的教训，悼念在抗日战争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进而对展望未来，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1937年7 月8 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第2 天，我们的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布了抗日战争的开始。同年8 月，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 省13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办公。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是政委），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编为4 个支队。江南3 个支队，江北1 个支队。
1938年3 月14日，第四支队首先集中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继而于4 月进抵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3 月，军部亦由南昌迁至岩寺，第一、二、三支队也于4 月在皖南岩寺集结。至此，一支雄壮的抗日铁流业已出现在大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
新四军军部在岩寺住了一个短时期，很快转到皖南泾县的云岭。各支队经过一段短期整顿，继续东进。1938年5 月，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到达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同年7 月，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则进入皖南铜陵、繁昌地区。新四军的东进，有力地打击了苏皖的敌伪军，钳制了沿江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寇军力。深入到沦陷区的各部队，大大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日情绪和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
然而，新四军取得的每一胜利，却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不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击和蒋介石伙同地方顽固势力的干扰，而且还要同内部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等思想倾向进行艰韧的斗争。当时，我们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方针的过程中，的确是有过一段难忘的曲折过程。遵照党中央指示，1939年5 月和11月，先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势如破竹，打开了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
二当时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两个团，另属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营。全支队约30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参谋长。该支队根据党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1938年2 月，七团和八团、手枪团分别从湖北省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竹沟出发，三四月间到达安徽省桐城、庐江、舒城之间蒋冲东西汤池流波疃一带。先后收复了淮南路西的无为、庐江、襄安等城镇，为继续向淮南路东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四支队主要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深入敌后的东进方针理解不深，因此，除了八团遵照党中央的方针，继续东进深入到淮南路西的地区外，其余部队在桐城、舒城地区停留时间较长，没有及时东进。
1938年12月，中央指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四支队工作，督促四支队继续东进。随后不久，邓子恢同志亦由皖南到了江北地区。
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到了江北以后，积极开展与安徽桂系当局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将庐江、无为地区地方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向第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战略方针。经过耐心工作，四支队逐步向淮南地区两侧活动。
这时，桂系当局已在大别山区暂时站稳了脚根，在日寇诱降和蒋介石的指示下，公开转向反共。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东进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面对这种局势，纷纷要求东进。1939年3 月，部队到达合肥附近地区。
三1939年4 月底，叶挺军长亲临江北（随行者有罗炳辉、赖传珠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5 月4 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同志兼指挥，先后任命罗炳辉、徐海东同志为副指挥，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对扭转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高敬亭同志问题处理以后，徐海东同志兼任四支队司令员，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徐海东同志原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9年9 月受到党中央委派，到新四军江北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由于紧张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他身患肺病，又没有休息和治疗条件，病情加重，但他一直带病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兼任四支队司令员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我淮南路西地区进犯，徐海东同志于1939年12月下旬，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3 昼夜，毙伤日军160 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土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欺骗宣传。
1939年7 月，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第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3 个团，罗炳辉同志为司令员，郭述申同志为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副司令员，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从此，五支队在罗炳辉、郭述申等同志率领下，坚持在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罗炳辉同志身高体魁，一口云南乡音。他平时总是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在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嗓音、风度，给人一个直观印象：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日寇从津浦路滁县出发，占领铁路东边的来安县城，国民党的旧政权人员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为了坚持保卫路东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扩大我军的影响，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罗炳辉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先后3 次攻打来安城，第3 次兼用火攻，消灭日军100 余人，伪军200 余人，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计划。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苏皖边区到处流传，五支队也威名大振。
五支队刚成立时，部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基础较差，罗炳辉同志就组织领导整训部队，从基础训练做起，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有时还经常出题目考问战士，他总是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部队的，同时对待下级或战士又是十分关怀、体贴。天气尚未转寒，他就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们准备冬衣；部队有了伤病员，他常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做好一点的东西给伤病员吃，部队到了宿营地，他亲自检查床铺和生活安排得怎样；休息时，就找干部掰腕子，比臂力，给战士们讲故事。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官兵亲密无间的情景，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和爱戴。
我是1939年秋，从皖南来到江北地区的，当时军部组织了一个巡视团，共十余人。由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陈再励为团长，军部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为副团长。巡视团还带了一个20多人的服务队，开展部队和地方上的宣传、文艺活动。巡视团的任务，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检查帮助工作。这年冬天，陈再励、冯达飞两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则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这时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来，总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务队除外）。从此以后，我就在江北皖中、皖东地区与江北部队一起活动，再没有返回皖南。
当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在1939年7 月前，曾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敌人占领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而是把大批干部留在大别山国民党第五路军部队所在地，帮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事实上，为国民党桂系当了“苦力”。到了1939年7 月，接到党中央指示才进行了转变，有计划地把党领导下的抗日青年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到新四军主力活动地区。致使江北的广大地区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发展，错过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时机。回忆起来，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到1939年秋冬，少奇同志到了皖东以后，才完全扭转过来。
四1939年11月初，党中央、毛主席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华中敌后军民进行抗日战争。
少奇同志到了江北指挥部以后，他为了团结教育干部，指导进行抗日斗争，与干部战士亲密无间。他走到那里，就深入到那里进行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找干部谈工作，谈思想，谈生活。由于我当时工作在江北指挥部，有幸亲身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亲耳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磨擦，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政治上制造磨擦，限制“异党”，破坏抗战。他们妄图削弱新四军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少奇同志正确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在中原局干部会议上，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不但要打日本鬼子，还要坚决地对国民党顽固派搞投降分裂的勾当进行斗争；如果不在反磨擦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抗日根据地。”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抗战光说不行，要有钱，有枪；有了枪，没有家也不行，还要有个家，建立家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皖南军部少数领导人，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指责“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自搞武器，自筹抗日经费的正确行动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少奇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民主的政权，人民承认它，这是最合法的！”当时，我们听了少奇同志的多次讲话，觉得茅塞顿开，心明眼亮。这对于江北广大干部提高认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抵制王明错误路线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0年2 月，桂系李品仙在津浦路西向我进犯。少奇同志号召我们，要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坚决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决不让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一方面采取自卫，一方面做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取得了这次反磨擦的胜利。与此同时，苏北的韩德勤部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