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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正式成立，（这个分校是新四军抗大总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校长由陈毅同志兼任，政委由刘少奇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张云逸、教育长是谢祥钧，后由冯定同志担任。分校编为5 个大队和一个机炮连，我们一大队仍编为第一大队；第二、三大队是从苏北干校和其它干校改编过来的；第四、五大队是从地方招收的学生队，五大队是女生队，对外叫鲁艺学校，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
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是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的，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学习的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
5 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的队，我们军事队以军训为主，突出技术和战术训练。技术方面，主要是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战术方面，主要是单兵动作和班排连攻、防训练，以及游击战术等。还学习一些其它军事常识，制式教练也是一项重要军事内容。军事队每周二、四用两个小时学习政治，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党的基本知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等，刘少奇还作了3 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对我们教育很深，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把《论共产党员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
此外，文化学习抓得也较紧。由于学员中大多数不识字，学校就组织这些同志认字，写字，教员们头天晚上写5 个字，叫大家认，再布置作业，次日下午收回作业本批改，晚上发给学员，再布置5 个字。那时，纸、笔、墨都很困难，只好每人做一支木笔，先在地上写，写熟后，再用铅笔抄到本子上，行军时也不放过学习机会，每个人背包上绑小板凳，上面挂个硬纸牌，也写上5 个字，让后面的同志边走边认，大家学习的劲头都很足。
那时，学校的生活既紧张又艰苦，冬季每天早上5 点半钟起床，一直忙到晚上9 点才休息。训练时，大家都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的道理，不怕苦，不怕累，摸爬滚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都想多学点本领。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有时全校组织会操，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周末都要开个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间有什么问题，就当面锣鼓当面敲，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文艺生活也很活跃，一周学会一首歌曲，部队一集合起来，就互相拉歌子，很热闹。
分校的校舍不足，又比较简陋，我们一大队的一、二中队和大队部都挤在一座庙堂里（三中队住海生桥，离我们两里多路），地铺一铺就没有空地方了。上课时把背包背出来，坐在外面地上听课，雨天就把地铺的稻草堆到墙角在室内上课，桌椅凳也没有，记笔记，写字就在腿上或扒在背包上。寒天里我们从来没有洗过热水脸，每天清晨总是砸开冰冻进行洗漱。伙食费每人每天8 分钱，但大家吃得都比较满意，那时生活都很苦，部队每人每天只有5 分钱伙食费，我们学员够优厚的了。
我们在学习期间，正值皖南事变。事变发生的第2 天早晨，刘少奇同志来到操场讲话向我们宣告这个消息，并动员我们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中央指示，打到皖南去，营救军部的同志，后来，校领导几乎天天早上都要向大家通报军部被围情况。一天早晨，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站在大操场上，心情很沉重地说，军部已经与我们中断了电台联系，军首长和同志们可能遇到危急情况。我们听后，义愤填膺，纷纷骂蒋介石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是最大的卖国贼。当时有许多同志把戴有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摘下来，当场甩掉，有的气得连帽子也扔掉不要了，一致要求打到皖南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营救被围同志。
那一段时间里，全校处于临战状态，每人准备了两双鞋子，15天的粮食，整装待命。当时我们除了加紧训练外，其它活动都围绕着“皖南事变”进行，如开会、学习、＇奇·书·网…整。理'提。供＇讨论等都是讲这个事，各个班还专门办起了墙报，把个人参战要求的决心书贴在上面。记得饶漱石还看了我们的墙报栏，并表扬了我们的求战决心。后来，听学校领导说党中央有指示，不去皖南了。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大肆狂叫，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取消其番号，妄图彻底消灭新四军，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发布命令，重建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新四军军部。1941年1 月底，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在海陆中学大礼堂召开，分校全体学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刘少奇同志宣读了中央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饶漱石为副政委，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扩大了，原5 个支队编为7 个师后，每个师辖3 个旅，一支近900 多人的抗日队伍，英勇奋战在各个抗日的战场上。
我们在学习期间，还参加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战。1941年2 月，日寇进攻盐城，并向苏北大举进攻，为保卫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保卫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这场保卫战。我们一大队奉命到盐城北的上岗镇阻击南下之敌，部队刚到镇西，鬼子已占领了镇东头，我们立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不少同志受了伤，有的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同志们发扬了不怕流血牺性的革命精神，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连续阻击了7 天7 夜，没有后退半步。后来，军部调来特务团增援，学员队与特务团的指战员一道，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上岗战斗胜利后，我们二中队又奉命奔赴九里窑守卫，后又调到秦南仓的五里窑十字河口，控制日军的船只活动，敌人知有我军把守，始终未敢从这里通过船只，使敌人的进攻受到了一定限制。
3 月初，我们从战场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回城不几天，日本侵略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派飞机轰炸盐城，妄图配合蒋介石反动派消灭新四军，海陆中学和军部的房子都被炸毁了，军首长们住的小院里，落下了几枚炸弹，几栋小楼亦被炸坏，庆幸的是军首长都在城外九里窑开会，免遭此难。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学校和军部不得不撒离出城过着野外生活，我们上课、吃饭、睡觉都在露天，虽然困难较多，但大家情绪饱满，学习抓得也很紧。敌机一连炸了七八天后逃走，我们又回到城内学习。
4 月下旬，第一期学习结束，开了结业典礼大会，发了结业证书，上面还贴了本人照片。结业时，我们进行了会餐，每个人一斤猪肉、还有酒、香烟。会餐这天中午，刚吹号开饭，刘少奇、陈毅、张云逸、赖传珠等首长都来了，看到首长到来，大家立即站好队欢迎首长，这时只听陈毅同志说：“你们会餐也不打个招呼，也不邀请我们参加，好啊，你们不请，我们就自己来嘛！”陈毅同志的几句风趣话，把大家都说笑起来。开饭后，首长们端起酒杯走到每个班跟前敬酒，并说：你们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已圆满结业了，希望你们再接再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党为人民立下新的战功。
忆张云逸副军长的几件事 沈华新今年（1 ）是张云逸同志诞生100 周年，这不禁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我在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工作时，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他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以一位普通战士严格要求自己；非常关心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疾苦，以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出现在群众之中。还有……，这些高尚品德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他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永远崇敬他。
亲自为老大娘请医生1942年，我们军司令部住在江苏省阜宁县停翅港。有一天上午，张副军长突然来到我们门诊所，和蔼可亲地对我讲：“小沈，我的房东老大娘病了，请你到我家中替她看看病。”我立即回答说：“我就去。”接着又说：“首长，只要叫通信员或警卫员来叫我一下就行了。……”他听了后，又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讲：“小沈，听你的口气，似乎我就不能来了，你应该知道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子弟兵吗，我为什么不能来？你快去吧，我还要去四科有事。”我立即背起药包去替老大娘看病。我一边走，一边浮想联翩，心潮翻腾。记得有一次，张副军长警卫员跑来找我，要我给张副军长的家属去看病，恰巧，被张副军长看见，他就对警卫员说：“门诊所工作很忙，他们不但要为司令部许多单位巡诊，还要做防病保健工作，有时还要替人民群众看病……，以后凡是我的家属有病，只要自己能跑去看病的，都要自己去门诊所，不要门诊所派人来。”可是，他对房东老大娘却不一样，他在去四科工作途中，还亲自跑到门诊所，叫我出诊，去为房东大娘看病。他真是爱人民甚于爱自己的亲人，以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当我对老大娘讲，是张副军长叫我来的，在场的人民群众都感动得热泪滚滚。
一定要儿子背着背包去上中学军部移到淮南黄花塘以后，一年9月的一天早饭后，张副军长见有一匹马不在，就问警卫员：我们的一匹马到哪里去了？这下很为难了警卫员。他深知在张副军长面前是不能讲假话的，如果说了假话，不但要受批评教育，还要严肃处理。更知张副军长以身作则的模范作风是一贯的，对自己和家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从不允许破例。所以，警卫员还是老实地告诉了张副军长：“我和饲养员看小张年纪小，背着背包等东西，还要走这么远的路，怕他吃不消，所以用马送他去上学。”他听了后，立即下命令，叫警卫员将他儿子追回来。在追回后，他和他们就此事开了一次小讨论会。老饲养员首先讲：“是我看小张年龄小，同时我也有空就送他去了，千万不要怪他们……。”警卫员接着说：“是我叫的，这事做得不妥，以后我保证不这样做。”可张副军长却和蔼可亲地对他们说：“我们都是老同志了，都知道我们部队在红军时代就有许多红军小战士，现在也有不少抗日小战士，他们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爬山越岭，身上背着背包和我们一样行军几十里，甚至100 里以上，有的还要照顾伤病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大，有的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能这样做，为什么我的儿子做不到呢？何况，他背的东西比小战士轻，又是白天，路又好，走的路程又比小战士少。绝不能因为他是副军长的儿子就特殊，要知道我和你们都是普通的革命战士，和那些可爱的小战士之间是同志关系，只是我分工担任副军长……。”听完张副军长的发言。大家一致认为用马送小张上学的做法只对他有害。小张听后也抢着发言说：“爸爸，妈妈，叔叔们！请您们放心，我一定向红军抗日小战士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苦的好思想。”讲完后，立即很愉快地背上小背包上学去了。
在战士中过节日我记得每逢中秋节或春节，只要张副军长在军部，他都要到战士中去过节日。有一年的中秋节，我到他那里去巡诊，他老伴对我说：“他一早就去特务团了，要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节了。”这使我想起也是这一年春节的上午，我去炊事房检查饮食卫生和炊事员中有无患病的。正好遇到我们的张副军长已在那里和炊事员一起包饺子，他边包边和他们谈家常。他问炊事员在参军前在家里过春节的情况，炊事员们都踊跃发言，当有几位同志讲到那时在家过春节时，想吃一顿饺子都很困难时，这时，张副军长用启发式方法发问说：“这是不是你们的命苦，地主的命好决定的。”炊事员们说：我们说不清楚，请首长跟我们说说。张副军长很亲切地说：“什么命苦命好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我们的命都是一样的，只困为地主老财家占有很多土地，而你们家有的没有土地，有的也仅是有很少的土地。因要吃饭，那只有给地主种田，或租地主的土地，而地里收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地主拿去，收上来的粮食不够吃，只有向地主借钱，借粮。借钱是要付高利息，借粮一斗要还2 至3 斗，这样一来，你们家就越来越穷，所以过年时想包一顿饺子都困难，你们说对不对？”听了张副军长的一番话，炊事员们都齐声答：“是这样的道理。”张副军长继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不但要使全国人民在春节时能吃上饺子，而且要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生活越过越好。在平时也能吃上饺子、鱼、肉等好东西。这种情况只有在日本侵略者被我们赶出去以后，把代表地主老财的阶级推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你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粮食才能归于你们自己，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所以，我们当前首要任务是要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炊事员们听完了这席话，都喜笑颜开地说：“到那时就好了。”有一位炊事员激动得站起来讲：“到那时我一定请首长和同志们到我家过春节。”逗得大家都笑了。
下午，我又去警通连巡诊。连队领导为使战士们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