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的担子太重了，想到右江人民会受到摧残，有许多话要嘱托，韦拔群同志也有许多话要向我讲，走走停停，完全忘记了时间，但时间不等人，我们还是分别了。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诀别。‘张老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扫墓后，回到住地，大家还在议论韦拔群同志的战斗故事，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传说。一些好心的群众，说韦拔群是天上的红神，大海的蛟龙。一说到这些，每一个人都破涕为笑了。张老说：”劳动人民把自己尊敬的英雄神化，说明群众对英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们说：“神，解救不了大众的苦难，共产党人都能把劳苦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张老说：”韦拔群同志就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东兰住了3 天，张老对东兰的革命和建设都一一地询问，和县的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把东兰建设好。临走时，县领导和群众都感谢张老对老革命根据地的关怀，张老情意深长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在红七军成立和战斗中，壮族人民的子弟支持了我，不然，我这个军长当不成。‘“
我们听了黄超同志的回忆，感慨万千，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张老怀念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是对壮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在战斗中播下的友谊，将万古长青，永不凋谢。
看望张老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有红七军的老战士在，就要去看望；红七军老战士只要知道张老在那一个地方，也一定去看望。对这个问题，我们谈得更热闹。
谭庆荣同志说：“长征中，我在五军团当参谋。过娄山关前，有一天，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经过我们部队，大家虽然紧张地在准备战斗，但很兴奋，增强了胜利信心。大概过了100 多人，就看见张老来了，那时，他是中央情报局长。他走到我身边问：”战斗准备得怎样？‘我说：“正在准备’。他听我说广西话，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说：”红七军的，您是我们的老军长。这里有个便衣排，一半多是红七军的。‘张老高兴地笑了，嘱咐注意警戒，走出十几米远，又走回来，拿出地图摊在地上，指着地图说：“你们两头都要设防。’他对我们关心备至，走时，回头告诉我：”向同志们问好！不能一一看望他们了。“‘黄超同志说：”张老一次去大连，路过沈阳，听说我在沈阳军区工作，当即打电话给我，却打错了地方，打到黄惠良同志那里去了。黄惠良同志原来也是红七军的，接电话后，高兴地告诉我和谭庆荣同志。我们立即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说总想找我们谈一谈，我们和张老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红七军的创建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每当他听到红七军老战士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得很好的时候，总是点头微笑，好似得到莫大的安慰，大家边说边用指头算开了，张老越算越高兴，把一只手的5 个指头伸开说：“红七军有50来个将军，一个将军是在多少次战斗中打出来的，50个将军加起来多少次？’谈了一阵，我们向张老告别，他恋恋不舍地一再嘱咐：”你们有机会，一定常来跟我玩玩。“‘覃国翰同志说；”1965年深秋，桂林的天气比较冷了，张老路过桂林，住在榕湖饭店，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一天上午，他突然来到我们军队的干休所，先到我家，说我们这里好冷，我才知道张老身体有病怕冷，劝他早点回去，他笑了笑问我：“这里住有多少红七军老战士？’我告诉他后，他硬是一家一家去看望，勉励我们好好把身体养好，如果国家遭受侵略，别看我们这把老骨头，还可以顶一阵子，讲得大家都笑了。以后他又把我们找到榕湖饭店，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谈红七军的战斗历程，他说这是广西壮族人民的光荣史，今天的广西，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啊！我们是亲自走过来的，能不能用笔把它写出来呢？写出来，能激励自己，还可以教育后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成了革命对象，还讲什么光荣历史。今天，该实现张老这个遗愿了。”
覃国翰同志这么一提，我们都争着说开了：到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想一想，不怕麻烦，不怕再白几根头发，把能记住的东西都拿出来。
最后，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那时，我们想去看张老，要受到不少限制，难得很。覃国翰同志说：“1969年在北京学习，我要去看张老，硬是不准假，又不讲理由，没有去成，以后，张老逝世了，再也见不到了。”覃国翰同志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心里也难过，有点说不下去了，还是黄超同志打破了这个短暂的沉寂，继续说：“1969年，我也在北京学习，覃国翰同志和我一起请假，不知道为什么，只批准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坐公共汽车去，下车后，一步一步走到张老家，张老看到我很高兴，说：”见到你们很不容易，还有什么人来？‘我说还有覃国翰同志，没有请到假，很有意见，张老默不作声，也为见不到而难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更加想见见自己的老战士，这是可想而知的。最后，他派车送我走，他那表情，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慈祥、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张老逝世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永存！
注释：（1 ）覃国翰，原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黄超，原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谭庆荣，原任沈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对一位革命长者的怀念 李晓光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注视着陈放在案头的一张照片，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这是张云逸同志的身着大将戎装的照片，他那慈祥和霭的目光，像往日那样凝视着我，要说什么似的。记得他送我这张照片时，亲笔在背面写了“晓光同志惠存，张云逸，1961年12月15日。”从那时以后，我又多次看望过他，每次见面，他都给我以极大的教益。
最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见面。那时我已受到不应有的株连，但张云逸同志还是毫无犹豫地接见我，给了我许多安慰和勉励。我发现，同他赠送像片时相比，他苍老多了，谈话时，头不由自主地在颤动。这一次他谈到了许多老同志，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不知他们怎样了。”接着他陷入了深思，似乎在追寻往事的踪迹，表现出了他的愤慨和伤感，这时，他头颤动得更加厉害了，我怕他过于劳累，不敢久谈，只好扶他回卧室休息。想不到，五年之后他逝世了，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张云逸同志是1947年。年初，鲁南战役结束，我从前方调到参谋处工作，从此每天都有报告和通报由我起草，经来光祖处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和张云逸副军长审批发出。部队改称华东军区后，大家还是习惯地称呼张云逸同志为“张副军长”。这期间，我每天都见到他。他常常低着头，戴上老花眼镜，紧闭双唇，凝神思索，用一支派克钢笔或小楷毛笔，认真地修改电文稿，像语文教师给学生修改作业似的，一丝不苟。有时他也亲自起草电文，如以华东局或华东军区首长名义向中央军委的作战建议电报，多是他亲自起草的。他工作起来，总是那样聚精会神，十分严肃。那年我刚17岁，第一次接触高级首长，起初有点拘束，但几次接触以后，就自然多了，觉得他是一位十分和霭可亲的首长。每当他改完电稿，只要没有别的事，他都耐心指点我这个电稿为什么这样修改。那时，我们就听说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粤军和北伐军中的著名幕僚军官，在红军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参谋工作者之一。他又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治军整军有方，大至改造旧军队成为钢铁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运筹谋略，纵横捭阖，指挥部队作战，小至实施军事教育，研究战略战术，以至参谋工作的文书业务，他都有丰富的经验。我读过他多篇关于参谋工作的文章，阐述参谋工作者应有的作风和修养，以及战时和平时，战斗前、中、后参谋工作的要领，是他的这些教导，引我进入参谋文书工作之门。他特别强调要培养参谋人员的战略眼光和工作预见性。在参谋文字工作方面，他对军语的使用，文字表达，要求都十分严格，每一份文电都要十分简明准确。有一次，我接东西南北方位在电稿里写了河流的一岸。他指出，在军事文电中，要按河流的流向写明左岸或右岸，只有这样准确地表述，才不致引起误解。他还指出，必须勤查地图，核对清楚，不能照抄照转。又一次，他问我：“你学过写革字吗？”接着又说：“在电报稿里不要写草字，要考虑到译电报困难。”他看我有点窘，微笑着解释说：“不是不可以知道草字怎么写，只是不要写在电报稿纸里，电报要求字体工整。”
我在参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副军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因为首长原来的秘书刘平同志调司令部做政治工作。刘平离任前，向我交代了办好电报、管好文件，管好生活等三项任务。前后我在张老身边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但朝夕相处，使我从这位革命长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先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后在华东局秘书处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张云逸同志也是参加作战科党小组生活的。他经常强调首长、干部在党内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所有党员都要遵守党章。他亲自缴纳党费，按时参加党小组会，从无疏忽，从不特殊。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经常结合形势、任务对党员同志提出严格要求。当山东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时，他在小组会上提出党员干部要自觉地参加土改运动，参加驻地附近的群众斗争会，受过苦的要找到受苦的根源，没受过苦的也跟着喝一点苦水，一起提高觉悟。对我这个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我出生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后经组织同意把我送到山东老家生活过一个时期，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地主阶级的社会关系。在土改中，我写信给老家的农会，表示坚决支持土地改革。部队的报纸（大概是《军直小报》）报道并表扬了我的正确态度和坚决行动。这和张老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华东局和华东机关由沂水地区向胶东转移时，在掖县城附近，张云逸同志乘坐的吉普车被一部分轻伤兵拦阻，要强行乘年。为解困，我跑步到掖县公安局调来一个班，当我带着这个班赶到时，张云逸同志已表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向他们训话了。这次首长发了脾气，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严厉地批评人。以后，再也没见他那么严厉过。这些伤员明白违犯了纪律，面面相觑，诚惶诚恐。但当张云逸同志知道他们距集中地点还有较长路程，粮票将要用完时，就亲自批条给兵站部于眉部长，请他为这批伤员解决粮票问题。他们受了一次教育，表示康复后重返前线的决心，然后欢欣鼓舞而去。我带着公安局的这个班站在那里，手足不知所措，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我也受了一次教育。
不久，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一分为二，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等率少数人员留在胶东，张云逸、邓子恢等率大部人员去渤海，并组织华东后方工委。出发前夕我忽然生病发烧，将动身时高烧还是不退，手足冰凉。政治部舒同主任的秘书林路同志，把我生病的情况报告了张云逸同志。张老便和舒主任跑来看望和慰问，叫人端来热水，亲自把我的手脚按在盆里烫洗，并找来医生诊治，安慰我坚持到达驻地再好好休息。顿时，我感到一股暖流涌进心头，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多么慈爱的首长啊！我真后悔！自己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呢？
张云逸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十分关心爱护干部。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看到多位旅以上干部找他谈心，或来信请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不论分配工作，还是治病休养，他都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给以圆满的解决。成仿吾同志从华北寄信给陈毅和张云逸同志，要手枪和提琴，信中说：“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张老看到来信后，立即交有关部门去办理。他的一位特务员，从江北指挥部时期就跟他工作，张老很关心和尊重他，曾对我说：“他文化低，没能调他去学习，去部队锻炼，很对不起他，但革命是有分工的啊！”我听了这话，心里大受感动。
张云逸同志自律以严，生活简朴，他穿的汗衫常是补了又补，特务员要给他丢掉再领新的，可怎么说他也不准丢。行军时，他则尽量轻装，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食品分给作战科和机要科的同志，有时还把驮骡空出来帮助几位老参谋驮行李。
1947年10月底，调研室需要调一批同志去工作，张云逸同志答允从司政机关选调。于是我被提名，首长同意了，张老亲自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考虑。但那时我的党性觉悟较低，表示不愿作这种埋头苦干的工作，希望到战斗部队锻炼，或者先到军政大学学习，然后再到前方。因我自回后方后，一直怀念前方的战斗生活，何况这时正风传“准备10万干部下江南”呢。张老看我不愿去调研室，春节前便同意我去了军大。这不是无原则迁就，而是耐心地等待我的转变。5 月的一天，调研室一位科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告诉我副军长来参加会议，叫我去一下。我从一大队二中队驻地阳信县王家集来到校部所在地流坡坞时，正是傍晚时分，张云逸同志吃过晚饭后，正在同余立金、陈铁君等校首长围坐在露天的一张桌边打扑克。我来到副军长面前，他第一句话就问：“李晓光同志，他们还要调你去，你已经学习过了，还有什么意见？”我很难为情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心里还有点勉强。他接着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你要做好工作。”我没有别的话说了，便立即到调研室报到。从此以后，除了“文革”中调出工作七八年外，我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我经历了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