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立即到调研室报到。从此以后，除了“文革”中调出工作七八年外，我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我经历了从不安心到安心，以后热爱这工作，把青春的最好时光贡献给了它，直至双鬓染霜。这一过程同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同首长和同志、革命工作实践中的集体的教育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而张老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起了更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同张老见面机会较少，但我每次去北京，都去看望他。大概是1962年春，我曾几次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况。有一次，我陪尹耕莘同志一起到张老家，张老谈了学习问题。他强调学习是革命者的责任，要一面学理论，一面学业务，至少要学一门外文。张老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要结合实践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革命长者的殷切期望，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又有一次，我去看望张老，留下一本册页请他题字，老人家欣然同意。后来，他把册页带来南京，上面的题字是引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话，张老写道：“晓光同志：我们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张云逸一九六三年七一节，于北京”。“文革”中，组织通知收缴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张老的这个题词也没法完整保留了。我十分踌躇，后来还是动了剪刀和浆糊，留下“我们共产党员要善于联系群众”几个字拼裱起来，保留了下来。如今，回想起来，一则为保留了张老的遗墨而庆幸，又则因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引为终身的遗憾。1974年11月19日张老去世的时候，我在溧阳县城，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不幸消息，我抑制不住悲痛，遥寄无限的哀思。张老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和他那革命长者的风范，将长留天地，久驻人间，永存我心的。在迎接他的百岁诞辰和纪念馆开馆之际，我想到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心情激动，感奋不已，爱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缅怀和永久纪念。
1992年3 月15日于南京注释：（1 ）李晓光，原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三部副参谋长。
怀念张云逸同志 韦国清张劲夫胡立教朱云谦陈锐霆今年１１月１９日，是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忌辰。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我们想到他革命的一生，高尚的品德作风，激起了无限追怀之情。
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是广东省文昌县人，生于１８９２年。他于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张云逸同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忠心耿耿，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品德高尚，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为人们所称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张云逸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北伐战争。他入党后，利用社会关系，在国民革命军中做了大量有利于我党的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任参谋长，由于他的秘密掩护，使该师大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说服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同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后来该团转入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派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进入广西工作。张云逸同志担任了原桂系李明瑞部军官教导总队负责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他根据党的指示，为把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改造为革命的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后来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他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０年２月，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有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参加，先后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
１９３０年２月至３月，红七军粉碎了桂系军阀的猖狂反扑和进攻。４、５月间张云逸和李明瑞等同志率部到敌人统治薄弱的黔桂边境进行游击战争，攻占贵州榕江，全歼守敌。６月初，红七军回师右江予敌以重大打击，重新攻占百色和解放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后来，红七军奉令北上，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抵制了“立三路线”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错误，沿粤桂边界率领该军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红七军在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一系列战斗，辗转七千多里，终于胜利到达中央苏区，得到了中央“转战千里”的奖誉，张云逸同志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
后来，张云逸同志曾任粤赣军区司令员、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等职，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长征中，张云逸同志协助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完成突破乌江的任务。他亲自察看地形，指导部队架设浮桥，保证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了乌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７日，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党中央任命张云逸同志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他是组建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新四军的整编、集中、展开的一系列工作。１９３８年４、５月间，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展开，１１月，张云逸同志率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舒城地区，传达贯彻东进方针，恢复已被取消的挺进团，指挥四支队八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推动四支队全部东进。１９３９年５月，成立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兼任指挥，并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编部队。除第四支队外，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支队。五支队挺进到津浦路东，四支队进到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藕塘地区，从而完成了战略展开。到１９４０年，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打通关系、东与苏中新四军取得联系的任务，为开辟淮南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刘少奇同志到达江北指挥部，传达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张云逸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的领导，推进了皖东的抗战局面。１２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０年３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进攻，接着又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向我津浦路东进攻，企图夹击消灭我军。张云逸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反摩擦的方针和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坚决贯彻先击桂顽、后击韩顽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了定远城，取得了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又指挥四、五支队及由苏中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展开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气焰，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曾经说过：“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高度评价了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
皖南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军长并兼第二师师长，直接领导二师坚持淮南地区的斗争。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８日，他同邓子恢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反顽斗争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夏季又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作了《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的讲话。１９４２年夏，他调回军部专任副军长前，指示二师供给部开办了飞马烟厂，后来又在二师供给会议上作了《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１９４３年秋，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张云逸同志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指导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予敌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４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同志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当时，陈毅同志由延安返回山东即到鲁南前线指挥作战，张云逸同志领导了部队北撤工作，并率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实现了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同志兼任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同志主持。１９４７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时，张云逸同志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就地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同年，华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由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同志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进行了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对巩固后方，支援战争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同志历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直接主持广西工作，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取得了土改、剿匪的重大胜利。
（二）
张云逸同志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工作。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到长汀，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达成了协议。１９３４年１月，张云逸同志又奉命到福州，担任我党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同志一起，参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由于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方针，张云逸同志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写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阐述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西安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跟随周恩来同志参加我党代表团的工作。１９３７年４月，由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在离延安五十里的劳山山口遇匪阻击，周恩来和张云逸同志临危不惧，脱险后又踏上征途，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奔走于南京、武汉、福州、南昌、桂林、香港等地。党中央还派他到澳门去迎接叶挺同志出任新四军军长。
张云逸同志在江北指挥部时期，鉴于以往参加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了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张云逸同志曾多次同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国民党限制我军发展抗日武装，企图割断江北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皖东我四支队和豫皖苏六支队调往江南，并无理限制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三十里之内地域活动，企图借刀杀人。张云逸同志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廖磊的继任者李品仙，１９４０年初入皖，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我限制与摩擦愈加厉害，直至向我发起进攻。张云逸同志一面提出团结抗战，强硬抗议国民党的限制和挑衅；一面坚决粉碎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胜利。
（三）
张云逸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个人生活俭朴，工作刻苦，一贯被同志们称道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
张云逸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贯重视维护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从不突出自己。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诚诚恳恳地团结同志，他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已年近花甲，常是夜以继日，带病工作。
张云逸同志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很珍重革命友谊。红七军撤出右江，北上江西时，他同韦拔群同志依依借别，相送分手时赠言：“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肺腑之言，语短情深，十分感人。
张云逸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热情帮助，耐心教育。抗战期间，张云逸同志从皖南到江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