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开琮和几个年龄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焦虑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向会诊室里面张望。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医生走出来。
冯开琮他们一齐围了上去：“大夫，他得的是啥子病？”
“肠热病，也就是伤寒！”
“那怎么办？”
“不仅要住院，而且还要隔离。这是一种传染病！”大夫毫不掩饰地说。
几个人赶忙去办理住院手续。
谁知，院方要他们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
这时，一个四川同乡说：“救人要紧，大伙凑凑吧！”
“对！”冯开琮说，“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于是，大家都倾囊相助。你两元，我五元，他一元凑了些钱。可是院方因住院费用不够，不同意住院。
这下可难坏了这群青年人。不住院，眼看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住院吧，钱又不够。他们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叹气，也有的蹲在那里默不作声。
到底是冯开琮年长几岁，他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依我看，我们去跟院方说说，先让病人住下再说！“
“好吧！”
几个青年人一起找到了住院处的负责人……
罗瑞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们把仅剩下的钱全部给了他，又说了许多好话，说我们是四川人，家里兑来了钱就交上。这样，才勉强把我收下了。
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开始时冯开琮还去看我，因交不出费，稍后他也不敢来了。
当时我的眼也模糊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热未退，神志还不清醒，医院就把我硬赶出来。
我走不得路。医院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拖回那家小旅馆。旅馆老板看到我快死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黄包车又把我拖回医院。那个医院的院长就要车夫把我拖到四川会馆，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小房内，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头下枕着我从军校带出一条棉被。1927年9 月。武昌四川会馆。
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瘦骨鳞峋的罗瑞卿躺在一块木板上。他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努力地睁了睁眼睛。一束阳光从窗棂间照射进来。借助阳光，罗瑞卿才看清了这个小屋：斑驳的屋顶，萧然的墙壁，有几只苍蝇不时地落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罗瑞卿费力地朝右边侧过脸，发现头下枕着的还是学校发的那床破棉被。枕边还放着一碗清水。
罗瑞卿想：自己在这里呆了多久？他努力在记忆中寻找，始终未能找到。
因为那时他对时间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
这时，他感到口渴得很。慢慢地抬起手臂想去端那碗水，却看见自己的手臂，简直就是一根细长的木棍。他想坐起来，可是全身软得像棉絮一样。
他不禁悲从中来。这是什么地方？现在大病缠身，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小黑房子里？我举目无亲，又无朋友，囊空如洗……想着，想着，罗瑞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淌出来。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门慢慢地被推开了。走进屋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只见他悄悄地来到罗瑞卿的跟前蹲下，把自己的手掌放在罗瑞卿鼻孔下面。稍停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还活着，还活着！”
“老——伯——”罗瑞卿吃力地喊了一声。
这位老者叫熊师傅。他以为外面有人喊他，朝门外望了望，发现没有来人。再看看地下躺着的这个人，眼睛无神地看着自己。熊师傅顺手摸了摸罗瑞卿的额头。高兴地说：“好了，不烧了！”
接着，熊师傅又说道：“孩子，你等着，我给你端饭去！”边说边一溜小跑离去了。
熊师傅让人把罗瑞卿抬进客房。以后又天天送稀饭给他喝。
罗瑞卿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在熊师傅的精心照料下，他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几天以后，他居然能下地走几步了。大病初愈的罗瑞卿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给他的外祖父鲜锦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希望他寄点钱来，度过眼前的难关。
回信的内容使罗瑞卿非常吃惊，除了大骂一通他“忤逆不孝”之外，还用讽刺的口吻写道：“你一个堂堂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用得着这个家接济？！”
罗瑞卿没有想到外祖父对他如此冷酷、如此绝情，竟然还不如一位素不相识的熊师傅！就像罗点点写的那样：若没有鲜锦堂的专横和乖戾，也许不会有日后的罗瑞卿。
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当时十分气愤，也针锋相对地回了一信，表示：“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救于若是之家庭也。”
这天，罗瑞卿一人躺在床上，一付闷闷不乐的样子。熊师傅看着他那瘦得不成模样的脸，叹了一口气，“如今这是啥子世道，天天都有好人被杀，一个人在外闯荡实在不容易哟！”
罗瑞卿没有作声。
熊师傅问：“孩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想给你家捎个信，回去躲一躲吧！”
“不！”罗瑞卿十分坚决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
熊师傅和罗瑞卿又谈了很多，很久。
1927年10月。四川会馆院内。
天高云淡，金风送爽。
罗瑞卿一个人站在院内，仰头望了望万里无云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他好像在享受着金秋的美好。
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他的身体康复得差不多了，来回行走是没有问题。这样的情绪是近两个月以来少见的。希望和信心又回到了他的心中。
罗瑞卿又恢复了他那活泼爱动的天性，他一边哼着四川地方小调，一边在院子里来回走动。
“店老板！”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出现在大门口，“请问这里还有空房吗？”
“有！”罗瑞卿边说边转过脸去，看看来人是谁，“请去登记吧！”
话还未说完，他们都惊讶地怔住了，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瑞卿！”
“启愤！”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人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泪水在扑簌簌流淌。
这时熊师傅从外面回来了。他被眼前这场面弄糊涂了。
“是啥子事？”熊师傅冲着罗瑞卿问道，“看把你高兴的？”
“熊师傅，这是我的同学任启愤，也是我的同乡！”罗瑞卿向熊师傅介绍。
“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熊师傅十分高兴地说。
于是，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你看，你看，我只顾高兴了！”罗瑞卿看着任启愤说，“竟然忘记给你介绍这位老师傅，这位师傅是这儿的主人，姓熊，是重庆人！”
“哟，那我们都是老乡啊！”不等罗瑞卿说完，任启愤就接过了话音。
罗瑞卿继续说：“这一个多月以来，多亏熊师傅的精心照料，否则，我早就没命了！”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看你说到啥子地方去喽！”熊师傅一口川腔：“不要说这些了，快到屋里坐吧！”
两人到屋子里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
原来，任启愤也是在找党组织。他参加了杨闇公、刘伯承、朱德领导的泸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也来到了武汉，现住在中山大学一个熟人那里。他还给罗瑞卿帝来了秋收起义的消息。
在当时的武汉，像罗瑞卿、任启愤那样无职业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实在太引人注目，也难以立脚。
这天晚饭后，罗瑞卿、任启愤外出散步。
两个青年人心事重重地向前慢慢走着。
“瑞卿，”任启愤并未停下脚步，只是小声说：“我看，武汉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上啥子地方去？”罗瑞卿听后，马上站住，看着任启愤问道。
“我们一起到湘西常德去！”
“找谁！”
“秦汉山！”
“是不是何光烈手下的那个秦旅长？”
“对！就是他！秦汉山还是倾向国民革命的。他也参加了泸顺起义，我就是在那时和他认识的，而且和他的关系也蛮好哩！起义失败后，秦汉山将其部队拖出四川，被鲁涤平收编。现在是驻常德的警备司令！”
罗瑞卿一想起在南充抗佃当捐，何光烈手下的官兵为虎作伥的情形时，气仍不平。他气愤地说：“找他？我不去！我不去！”
“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去处，虽说去他那里不太好，可总比这里要安全些。再说，说不定，到那里还能打听到一些你希望的东西哩！”
说完，任启愤朝罗瑞卿挤了挤眼笑了。
罗瑞卿点点头，会意地笑了。
天色渐渐黑了。
罗瑞卿、任启愤一前一后朝四川会馆走去。
他俩刚踏进大门。熊师傅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嘴里不停地说：“不得了，不得了！”
看到熊师傅满脸惊恐地样子，罗瑞卿心里早已猜出几分。
任启愤问道：“熊师傅，是不是……”
经过刚才这场大搜查，熊师傅变得异常警觉，生怕再出现什么变故。他非常机警地朝大门外望了望，小声说：“屋里说吧！”
来到屋里后，熊师傅说：“刚才他们来搜查过了，幸亏你俩不在。你们住的房子他们以为是我住的、才没有搜查（罗瑞卿、任启愤的住房在熊师傅的对面，很近），却把我住的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没有看出啥子不对头来，就扬长而去了！”
罗瑞卿心里充满了歉意，十分内疚：“让您老受惊吓了，实在是……”
不等罗瑞卿说完、熊师傅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俩应该马上离开，越快越好！欠我的伙食费，你有良心以后兑给我。“他指着罗瑞卿说道：”没良心也就算了罗瑞卿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熊师傅面前、流着眼泪，说道：“老伯，请您受我一拜，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孩子，快走吧！”熊师傅催道。
罗瑞卿心想：晚走一会儿，就多一份危险。事不宜迟，马上离开！
罗瑞卿、任启愤立即坐上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
据说，第二天早晨，船开之前，国民党的反动官兵又到四川会馆搜查，还捉了人。
熊师傅的命运如何？这就不得而知了。
罗瑞卿就这样离开了他的救命恩人，离开了四川会馆，离开了武昌。
罗瑞卿是有良心的，他没有忘记熊师傅的大恩大德。
罗瑞卿在自传材料中这样写道：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过，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①罗瑞卿、任启愤乘小火轮穿过洞庭湖经津市到了常德。
秦汉山给任启愤谋了个差事。对于罗瑞卿则表示由于名额限制，爱莫能助。这样，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瑞卿得知他的同学任伯芳在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任伯芳，求其帮助。随后，他在任伯芳的帮助介绍下来到澧州，在那支部队的政治科当科员。（小说下载网｜。。）
此时，任伯芳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他们在这些部队呆了五个月左右。由于部队改编，所以在这里又无法呆下去了。
罗瑞卿离开了澧州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辗转长沙、武昌、南京，于1928年8 月初到达上海。
1928年9 月。
上海法租界。
甘司东路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间。阵阵笑声传来。
这里住着几位从四川各地来的热血青年：王义林、任光俊、葛泗桥、任白戈、李继皋。
王义林、李继皋、任白戈和任光俊都是南充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迫于四川的黑暗统治，以到上海谋生为名来这里，实则是投奔革命。这里有一段插曲。
罗瑞卿来到上海后，不久便遇到了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潘先和。
潘先和看到罗瑞卿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不要太死板，只认准共产党。
一次，潘先和说道：“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瑞卿，你也不看看当今是啥子形势。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已到了人枪两尽，濒于灭亡的地步。我劝你还是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来工作吧！”潘先和还想继续说下去，不料，罗瑞卿打断了他的话。
“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
后来，罗瑞卿几经周折，找到了张澜先生的侄儿、南充中学的同学张默生。从他那里得知王义林、任光俊、任白戈、李继皋都已到了上海，并且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的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里。
罗瑞卿的出现，使他们几位惊喜不已。王义林、任光俊、李继皋激动地奔过来，几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是摇，又是晃，又是说，又是笑，欢闹了好一阵子。
任白戈和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关系就很密切。二人相见之后，自然更加亲热。他们席地而坐，分别叙说了重庆别后的情况。
“白戈，”罗瑞卿说：“你怎么也到了上海？”
任白戈叹了口气说道：“四川共青团省委出了叛徒，我也成了反动派追捕的对象。为了躲避追捕，和王义林等一起离开重庆，来到了上海！”
任白戈若有所思：“我在重庆见到了李鸣珂老师！”
“你说啥子？”罗瑞卿非常惊奇，“你见到了李老师？！”
“是的！”任白戈缓缓道来，“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武汉军校和你分别后，同年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率中队担负警卫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随起义军南下广东。1927年10月部队失利后转经香港到上海，11月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和韶关，分别向广东省委和朱德同志转达中共中央指示。今年夏天被派回四川加强省委领导，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负责整个四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太棒喽！”罗瑞卿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
“听李鸣珂老师介绍，”任白戈继续说，“你在军校表现很出色，尤其是你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顽强。
后来，又……“
几个人又热闹了一番。
见罗瑞卿食宿无着，几个人爽快地将他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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