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 第390部分

“我们也不是不急啊，事关抗日大局。”

罗瑞卿回头招呼警卫人员一声：“大家动作快点，尽快赶到延安。”

队伍的行军速度加快起来。

第二天，他们到达延安北门外一个村庄。雪仍然下个不停。罗瑞卿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后，回来向周副主席报告说：“据当地游击队报告，延安城里有国民党的县长，拥有民团武装。他们还说，今天中午从西安来了一架飞机，说是来接我们的，未接着又回西安去了。”

周副主席当机立断，说：“为尽快赶到西安，我们绕过延安城，去甘泉县，那里有西北军的汽车，可以搭乘。”

罗瑞卿立即通知警卫队和工作人员。大家纷纷上马，又走上了积满冰雪的山路。

走了一会儿，雪越来越大，路又陡又滑，罗瑞卿怕出意外，就建议队伍改为牵马步行。周副主席同意了。大家便下马，排成一字形，牵马而行。

“嗡嗡嗡……”

天上传来了飞机的马达声。

他们向东边天空望去，一架飞机在延安城上空转了一圈后，便在城里降落了。

“这是西安来的飞机。罗瑞卿同志，你现在去延安城里同那个县长交涉一下，把政策讲清楚，把利害讲清楚，让他同意我们进城，坐飞机去西安。”

罗瑞卿立即飞身上马，带了三个警卫员，向延安城策马而去。

过了一个时辰，罗瑞卿一行回来了。

“报告周副主席，谈妥了。他同意我们从南城门人城去飞机场。”

“好，这一下可以争取好多时间了。”

于是，这支队伍拨转马头，向延安城驰去。

当天下午，他们坐上了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向西安飞去，于黄昏时分，到达了西安。

1936年12月中下旬。西安城内。

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中共代表团住进了张学良的公馆。公馆位于城东南角金家巷一号。公馆内有三幢形式相似的三层小楼，张学良住西楼，中共代表团和张学良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住东楼。

当晚，周恩来一面立即同张学良会谈，一面派罗瑞卿作为自己的联络副官，去十七路军驻地向地下工作者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动向，以便为第二天同张、杨会谈作准备。

罗瑞卿深夜赶回张公馆。

他敲开了周恩来的房门。

周恩来刚同张学良会谈完，正在读着延安发来的电报。

他招呼罗瑞卿坐下，自己也坐下来。

“怎么样，罗瑞卿同志，把你了解到的情况谈一谈。”

“周副主席，王炳南同志介绍，杨虎城同张学良一样，也无意杀蒋，只是要逼他抗日。十七路军的情绪比东北军的情绪稳定一些，但受到西安城内局势的影响，也有杀与不杀的分歧。他们对蒋介石逼他们离开老家十分不满。”

他望望周恩来，周恩来正在边听边思考：“说下去。”

“西安城里，这几天来像一池搅混的水，一片混乱。南京方面，国民党集团也已经一片混乱。何应钦主张明令‘讨伐’张、杨，宋美龄、宋子文，则主张通过谈判，营救出蒋介石。现在，大批的日本特务、英美间谍、国民党的特工人员，蜂拥而至，大肆活动。西北军中偏激情绪的人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个别拥戴蒋介石的人又在暗中做手脚。”

“这是预料之中的。何应钦想讨伐张、杨，这是想趁机捞一把，置蒋介石于死地，好取而代之。这几天，要严密注意各方面的情况，要做好西安城的治安保卫工作，在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时机，多向西北军、东北军的人宣传我党的方针。总之，要争取群众情绪的稳定，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李宗仁、白崇禧、韩复榘等人做好统战工作。”

罗瑞卿从周副主席的房里出来，就去检查警卫工作。忙完了，已近深夜，他望望西楼周副主席的房间，灯还亮着。

张公馆楼下。

一台老式收音机，正播放着南京方面的消息。

何应钦正在发表演说，他先是嚎啕大哭：如今委员长被困西安，举国无主，国将不国，痛何如哉！继而又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地叫嚷：一定要救出委员长！用飞机轰平西安，用坦克推平西安城，把委员长从张、杨二逆手中夺回来。救委员长出水火之中。

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东北军工作人员边听边议论，大家对何应钦不阴不阳、时晴时雨的演说，都感到气愤。特别是东北军的工作人员，一听何应钦气势汹汹的狂叫，就按捺不住了：“妈拉个巴子，你来吧，老子捣烂你的狗头。”

“快把蒋介石杀了，让狗日的何应钦做梦去吧。”

这时，站在旁边良久的罗瑞卿开口了，他一字一顿地说：“弟兄们，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这帮家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

众人闻声，都把目光投向这位身材魁梧、气字轩昂的高个子。

罗瑞卿见大家都有同感，就继续说道：“眼下杀不得蒋介石，要逼他抗日才成嘛。日本人已经进了长城，占了华北，国民党和共产党只有结成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才是正路。”

“是啊！”一个年轻军人信服地点着头。

“对，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古人早说过的。”

一个年纪稍大的文书模样的人立即响应罗瑞卿的意见。

罗瑞卿一边和大家继续聊着，一边把中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通俗他讲给大家听。

当他在晚上向周副主席汇报这件事时，他谈了东北军将士中的积极因素。

“把他们的义愤引向抗日的大局，是可能的。”

罗瑞卿充满信心地说。

周恩来剑眉一挑，点点头说：“瑞卿同志，你这个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当得不错嘛。这种有意无意联系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多用、常用、用好。你找机会向东北军有关方面介绍一下我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思想工作的经验，这对于稳定西安局面是很重要的。”

罗瑞卿听着周副主席的话，心胸更加开朗起来。

这时，工商界和学界的代表来求见，罗瑞卿向周副主席敬过礼，就出去布置晚上的警戒工作去了。

12月24日晚。从玄风桥高桂滋住宅出来的汽车上。

罗瑞卿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眼睛警觉地时而看车前，时而看反光镜。

后排坐着周副主席。他们刚见完蒋介石。

“瑞卿同志，我听说你演过几次蒋先生，这一次实地考察，有什么新感受呢？”

“我觉得身材上不像他；但我演《杀上庐上》时，比他有气魄。”

“噢？怎么说？”

“听说他早几天迁高公馆时，怕是张的圈套，死拉着床帮不走。后来宋美龄和端纳来了，张学良在两人面前作了保证，他才挪窝的。”

“还发现了什么？”

“他的眼睛老是转来转去，很多疑。说话时‘咹’个不停。”

“那是他的老家奉化口音嘛。古人说，乡音难改啊。”

“只是听起来有点油腔滑调的。”“这次事件对他震动很大。他也看清了他们内部的一些情况了，也看到民众的要求是什么了。——这次回去，还能再排个节目吗？”

“这，我心里也有个念头，就排个《骊山捉蒋》如何？不过，应该换一个身体比我矮点瘦点的人来演蒋先生了。”“噢，用不着，演戏贵在神似。

你见过真人，也掌握了不少素材，还是你演吧。“

“不过，要回去演戏，还得先把这儿的这出戏导好。能不能把一切有利于抗日的积极因素引向抗日的战场，按我方的方针解决这次事变至关重要啊。你要继续加强对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工作。”

周恩来的声音深沉而坚定。

1937年秋。延安凤凰山山坡上。

人夜时分，一百七十五孔窑洞灯火闪烁，从凤凰山顶直到山脚下，像一串串缀在山坡上的明珠。这是抗大的新居。三千多米长的大盘山公路——抗大路上，已没有人再走动了。今年10月，罗瑞卿亲自抗着镢头，率领一千多名教职员工，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开辟了这所“窑洞大学”。这是罗瑞卿于今年2　月从西安回陕北以来又一次创业了。今年春天，红大随党中央搬到了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七七”

事变爆发后，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别任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师长，率领部队奔赴抗日前线。罗瑞卿就挑起了抓抗大全面的日常工作的担子。建校之初，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学校开设了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和游击战术等课程。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等都亲自到校授课。学校还拥有张如心、苏振华、杨兰、艾思奇、任白戈、高存信等一批优秀教学和领导骨干。抗大在发展壮大，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正轨。开办几期以来，人数急剧增加。这是由于抗战爆发后，大批热血青年涌向延安，寻求救国真理。中央又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接纳这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培养成抗日的骨干。中央又要求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抗大人也多啊。怎么办，罗瑞卿依然照创办红大的经验，带领学员们艰苦创业，开上凤凰山，自己打窑洞，建校址。他是把这作为学员必修课来看待。因为劳动本身，对从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重要的课，是他们工农化的关键一步。“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他面对抗大兴旺局面，常常这样对别人说，言语间流露出的是一种喜悦，也是一种自信和期望。

然而，今天晚上，却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毛泽东为了黄克功因为恋爱纠纷杀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事，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踱步。

罗瑞卿坐在床上，心情十分复杂：“事情的经过已写进给主席的报告里了。刘茜与黄克功的恋爱关系，是刘茜人公学后期明确的。后来，刘茜嫌黄克功粗鲁、武断，提出脱离关系。

黄克功紧追不放，那天晚上，约刘茜到延河边上再谈谈，谈来谈去说不拢，黄克功就发怒开了枪。第二天女生一队发现刘茜一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河边上发现了她的尸体，便报了案。黄克功开枪打人时，衣服上溅了血。警卫员在洗衣服时发现了这一点。当刘茜案件出来后，这个小战士就把他发现的情况向学校报告了。女生队长陶宛容同志也证实出事的当晚是黄克功把刘茜约出去的。组织上找黄克功谈话，他也很爽快的承认人是他打死的，说是本来讲好结婚了，她又变心不干了，说也说不拢，一气之下就开了枪。“

主席猛抽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又问罗瑞卿：“那么，大家的意见呢？还是莫衷一是？”

“是的，连日来，大家对这件事怎么处置议论纷纷。归纳起来，有两种基本看法：一是杀人者偿命，一是给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理由呢？”

主席停止了踱步，面向窗户站住了。

“持第一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老同志，认为随意杀人，性质恶劣，而且杀的是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政治影响十分严重。不可因出身、战功、资历、职位来做为减罪理由。应依法制裁，不能徇情。持第二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年轻同志，特别是外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崇拜黄克功，把他当成战斗功臣，年纪又轻，应当把他留下来，让他去冲锋陷阵，戴罪立功；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桃色事件，处理处理就算了。”

“你们讨论的结果如何？”

“开始大家也是这两种意见，还有的同志指出，刘茜本身也有见异思迁的毛病。”

“那，你这个副校长的意见呢？”

“我认为，这件事要从法律和政治影响的角度去看待，要从黄克功同志的思想作风方面去挖根源。黄克功是一个曾经为革命立过功的人，但他之所以敢于随意开枪杀人，就是因为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例外和特殊。况且，目前延安已成为全国的抗日堡垒，大批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势必影响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爱国青年对我们党的看法。党委会上，大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以此教育干部，教育人民。“

“嗯。”

毛泽东听完罗瑞卿的汇报，转过身来，纸烟的灰烬已经结了长长的一节，弯成了弧形，又抖落在地上。

夜已经很深了。

几天以后，中央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毛泽东在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信中写到：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年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律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临刑前，罗瑞卿怀着惋惜的心情到狱中看望了黄克功，问黄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如有可能帮他照顾其亲属。黄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表示认罪伏法。

当清凉山方向传来低沉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