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很多没抓住；第二条，新闻报道典型人物事件，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谁能看那么长的文章。“
罗瑞卿见李逸民有些紧张起来，忙顿了顿，语气平和起来：“你看过鲁迅写的东西没有？”
“看过。”
“这就对了，有一篇答复国际文学社怎样写文章的，要求短，多一个字都不要，要去掉。可你们现在是一段一段多余的话。当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有人讲了个例子：写一篇挖甘草的文章，先写挖甘草那天上午的天气和环境，什么满天红霞，树林里空气新鲜，鸟鸣花盛等一大套，再写到挖甘草。
其实，甘草就在脚边，挖出来就是了，与那些有什么关系呢？“
李逸民听着总参谋长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解释说：“新闻报道有两种文风，一种就像记帐一样……”
罗瑞卿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认为我让你当会计啊？你是大知识分子，不要跟着小知识分子跑，文风要很好整顿，学学毛主席《反对党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看着李逸民神情开朗起来，罗瑞卿才“放”他走了。
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在审定报纸的宣传要点和计划时，再三强调要大力倡导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他在给军报领导的信中说：“我是这个报纸期期细读的读者”。在1965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当天的军报以后，总要提出他的意见，或表扬，或批评。报社夜班编辑下了班，常常等着听他的意见才去睡觉，大家说：“不这样就睡不安生。”为了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精神搞好宣传， 1960 年他提出并经批准，让军报的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给军报同志看。发现部队的重要问题和情况，就要军报的同志去调查采访；不论是开会或是看演出，他常常要问军报来人了没有。这样，就使军报能够尽快地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使军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委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1961年春，他亲自帮助军报社总结出办报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4年建军节前夕，他为军报八一社论定的题目是：《井冈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万岁》。这篇经他审定的文章阐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也很重视抓报纸，他最关心的就是运用报纸迅速贯彻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广州军区讲话说：“将军下连队要执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讲话后，他让秘书整理成文送《解放军报》发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载这篇讲话的报纸，他发现这句话有毛病，与军委规定不一致，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要他们赶快把报纸收回来，国内的收不回，国外的一定要收回，并指责《解放军报》“看稿不仔细”。总编辑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分检讨呈送罗瑞卿等领导人。罗瑞卿看到这份检讨后，对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当天的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他叫照例列席会议的李逸民留下来，对他说：“你在我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我批评你后从没有要求你写过什么检讨，这次怎么搞的，为什么秘书一个电话，一句话登错了，就写检讨？你送给我的检讨，我看了，本来想批一下，这种检讨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共产党员的风格要敢作敢为敢当，该服从的要服从，该顶的要顶！不由你负责的，不要鸡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里装。首长的批评，我们要注意。可首长干什么的？
自己讲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负责？我罗瑞卿讲话不少，你们也登了，错了对了我自己负责。今后，你们做错了的要检讨，不错的不要随便检讨。“
1962年4 月30日深夜。武昌。
毛泽东与罗瑞卿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正在进行。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右手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气，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挺身坐在沙发边上的“罗长子”。
谈话的内容是1 月11日至2 月7 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确切地说，是林彪在会上的一篇讲话。
七千人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部队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在这次大会之前， 1961 年1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总路线、大跃①见《磨难虽多心无暇》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 页。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就是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召开的。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
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指标过高的错误作风。
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议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开始的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由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于1 月30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了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号召。
罗瑞卿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当今天主席谈起会上的情形时，他还沉浸在活跃民主的良好气氛中。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话锋一转，问道：“瑞卿同志，林彪那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略一迟疑，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原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也发了言。在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罗瑞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看了觉得不能用，就自己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并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说替他准备的稿子根本不能用，他自己亲手拟了提纲。
在会上发言时，林彪又是像自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那样旗帜鲜明，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要使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林彪还有所指地强调指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当时坐在台下的罗瑞卿听着林彪的讲话，觉得他就是比自己高明。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1959年9 月，离庐山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的时间，林彪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庄严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说要以主要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标新立异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他在文中指出：“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 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林彪把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发挥而成我军的“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并且在此后进一步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
1960年9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仅在内容上恢复了古田会议的精神，而且在文字表达上也尽量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林彪还俏皮地把自己的这种创举称为“复古”，即恢复古田会议的精神。
罗瑞卿曾经不无赞赏地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后，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
毛泽东就要罗瑞卿、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稿出来后，毛泽东很快看了，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尔后，毛泽东要罗瑞卿送给林彪看。当时林彪在上海，罗瑞卿就将定稿和主席的批示派专人送去了。
毛泽东看着罗瑞卿若有所思的神情，眨眨眼说：“讲不出来，要学嘛！”
罗瑞卿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罗瑞卿专注的听着。毛泽东顿了顿，把烟蒂放进烟灰缸里扭灭，稍微提高声音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现在军队这些人，萧华，杨成武，大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的，都搞个学习计划，三五年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回去后，你可以去找伯达，同他商量开出二十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书目来读几年，学习五年十年也好，在军队里提倡学一下。”
罗瑞卿在曙色初现时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回到北京后，罗瑞卿就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找陈伯达，开出了马恩列斯著作书目单送毛泽东审定时，毛泽东说：“缺点是自然科学、基础科学、文艺、历史方面的少了，也要。”
他又加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论艺术》，共三十本书。毛泽东指出，军以上干部，凡有阅读能力的，都可选读几本。又指示罗瑞卿去找陆定一同志，要他出线装的，供高级干部阅读。并说：“印出线装的，我也很想看。”
罗瑞卿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建议高等军事学院立即举办军以上干部参加的读书班，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四本书。三个月后，第一期结业，高等军事学院写了总结报告，罗瑞卿将报告转呈毛泽东，并且写道：“办读书班是根据主席指示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提倡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一种办法。军队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办法，例如每周抽一天时间读或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内每天读半天，每次读一本或两本，并请专人辅导。”
在总政治部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全军高级干部普遍进行了选读马列著作的学习活动。后来，林彪在上海会议上将这件事诬陷为罗瑞卿以学习马列来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罗瑞卿所谓“反对毛主席”、“敌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这是后话。
1962年11月。北京。
中央召集的专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反小股武装特务窜扰广东的会议正在进行。罗瑞卿向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战斗的进展情况。
原来，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队经常派兵在东南沿海袭扰大陆。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准备大举迸犯大陆。
为了粉碎他们的图谋， 1962 年6 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的指示，大批部队入闽严阵以待。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派遣小股武装进行袭扰。这一斗争，在调部队入闽阶段由林彪指挥，到下半年，林彪再次称病后，具体指挥由罗瑞卿负责。他曾经数次深入沿海部队，调查研究，总结反武装特务斗争的经验教训。罗瑞卿兴致勃勃地说起最近的一场斗争的情况：“10月下旬，广东电白县全歼两股武装特务并缴获了电台，我即建议公安部启用敌电台，与台湾联系，将敌人引诱前来，予以歼灭。经过电台的紧张工作，月初，就同国民党情报局长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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