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 第480部分

王稼祥补充说：“光达同志可是‘赤子之心’噢，当时调他去苏联边防军司令部代表苏联去新疆做盛世才和马仲英的调解工作，回到莫斯科后，苏联边防军司令和参谋长执意要他留下，他硬是不肯。我回国前那位参谋长还提出请求，他哪里知道，光达已经回国了！”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那土豆烧牛肉可比咱们的小米饭窝窝头好吃得多哦！”说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时，许光达的一个同学也笑着说：“光达是我们汽车训练班的党代表，每月的七十多卢布，不到月底就翼中空空了。大家给他起了绰号叫‘光蛋’。

当时我们还怀疑，他一不上街，二不进饭馆，钱都哪去了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把钱都交党费了！“

说话的是胡虎清。许光达见他在夸自己，有些不自然，就说：“这没什么，我是党员，党就是我的家，发了钱交给家，自古以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嘛。”

毛泽东主席听后说：“好啊，现在你们到家了。中央欢迎你们归来！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噢！要洋为中用，把你们学到的知识、经验应用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用力地一挥手，然后继续对大家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你们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我们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噢！你们回来后，我们已改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了，他们是革命的队伍，名称变了，但我们党和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红军的光荣传统没有改。军队的发展壮大，需要大批像你们这样的人才，你们这样的干部越多越好！希望你们要好好发挥作用！”

毛泽东主席的话，在许光达的心里激起了万顷波涛。他知道，中央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肩上的担子是不会轻的。此时，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一切交给党来安排。

几天后，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总校训练部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虽然在莫斯科学习五年，但从没有想到会从事教育训练的领导工作。

他原来以为：自己多年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肯定会让他重操旧业。虽在意料之外，但他明白，负责训练工作也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人才。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派出这么多人出国，正是为了这个。

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许光达走马上任，来到抗大总校，向林彪和罗瑞卿报到。

林彪、罗瑞卿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林彪是黄埔第四期，罗瑞卿是黄埔第五期，和许光达是上下届的同学，尽管如此，许光达并不认识他们，此时是第一次见面，自然是亲热一番。

随后，许光达又见了教育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校务部长杨至诚。

许光达上任后，为了尽快熟悉情况，一方面向校领导特别是刘亚楼了解学校的教育训练情况，另一方面，经常深入到学员中，了解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以及对教育训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说话和蔼可亲，跟学员打成一片，因此学员们都亲热地称他是“新来的学员部长”。

这一天，他来到学员的教室，实际上是座窑洞，里面放的是石凳、石桌、石黑板，他找了个石凳坐下，见一位青年教员在讲哲学课，可不少学员却显得很疲倦，有的还把头低下靠在石桌上。下课后，他就问这位学员：“讲课时你怎么睡觉呢？”这个学员一看是首长在问话，显得有些紧张，支支吾吾的。许光达问：“是不是听不懂？”那学员点了点头。许光达问了几个学员都说感到吃不消。

经过调查他了解到：这些学员平均都有八年以上的斗争历史，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平均每人负伤三次，多为营团以上领导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学，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投身革命了。他感到，教学的内容应作些调整，对于工农出身的干部，要适当增加些文化课，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不同专业应在时间与内容的分配上有所侧重，并根据培养对象增减教学内容，使教育训练符合实际斗争的需要。

他把这个想法向校领导汇报，很快得到同意，并由他重新修订了教学实施计划。

学员的学习环境是艰苦的，他们每三到五人住一孔窑洞，既是宿舍，又是学习室。上课则集中到一孔大窑洞中，晚间自习，每三天发一支蜡烛，不够用，讨论时便吹掉蜡烛，摸黑谈。到后来，蜡烛也没有了，又改用胡麻油灯，没有灯芯，便捻一个纸捻代替。许光达懂得，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天，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来到山上打柴，这对他来说，还是新媳妇坐轿头一回。他从小在家时烧的是稻草，而且是很小离开家外出求学，从来没有使用过斧子、砍柴刀。他的个子高，用刀砍起灌木来，很是费劲，连砍了几下，就是砍不掉。不大工夫，手被划起道道口子，脸上滚淌着汗珠。

一个学员走过来：“部长，我来替你砍，你休息一下吧！”说着，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棵小灌木砍倒了。许光达思忖着，看来，自己得好好过过这个劳动关啊。砍柴，我是外行，得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举起砍刀，用力地向另一棵灌木砍去。

太阳渐渐落山了，许光达跟学员们一起，高高兴兴走下山来。边走边高唱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这嘹亮的歌声，在山谷中久久地回荡着……

陕北的五月，春色正浓，七沟八梁已经披上了崭新的绿装，延河两崖鲜花盛开，争奇斗艳。

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西南侧，有一条小溪，潺潺溪水在石头的空隙中，愉快地流淌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点点金光。两个穿着八路军服的姑娘，正在溪边洗着衣服。

“李秘书，听说咱们这里来了一位从苏联回国的，是抗大的教育长？”

“对，刚来时间不长，原来是训练部长，刘亚楼教育长去苏联后，他接替了教育长职务。”

回话的是许光达办公室里的秘书，叫李秀梅。

那位姑娘接着问：“他叫许光达吧，他现在成家了吗？”“我不清楚，不过没见过谁给他来过信，也没听过他提到这件事。”女秘书认真地回答着。

“听说他长得很帅，很有才干，是吗？”

“你干吗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是不是……”还没等这个李秀梅说完，那个姑娘就朝她撩起水来。

是啊，在抗日军政大学，许光达的婚事是身边的同志和学员们议论的一个话题。在当时的延安，结婚的条件是“二八五七团”，即二十八岁，五年干龄，七年军龄，团职干部。像许光达这样身居高位而又是单身的人是不多见的。在抗大，漂亮的姑娘也很多，有的胆小的同志只是在暗中爱慕他，却不敢当面去谈。有胆子稍大一点的姑娘委托别人或主动与他接近，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实际上，他身边的几位女学员，都对他有些意思。许光达一天忙于教务工作，并没感觉到什么。

这天下午，许光达刚走进办公室，见桌上放了张纸条，上边写道：“教育长，您每天工作太辛苦了，很少考虑自己的事，您需要有个家。”

但没有署名。

许光达一见桌上纸条的字迹，就知道是李秘书写的。他沉默了，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懂得情感的人。此时，他想起了桃妹子，她究竟在哪里？五年多了，我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她为什么一封也不回，难道……他不愿再想下去了。不过，他相信：她一定会平安的。她为自己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磨难。他忘不掉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临别时桃妹子说的话：“我永远等着你！”

门外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抬头一看，是李秘书提着水壶向办公室走来了。许光达刚要出去，被李秘书叫住了：“许教育长，刚才放在桌上的纸条您看到了吗？”

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使许光达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说没有看到吧，她既然有胆量发问，就一定会把纸条送到自己的面前；如果说看到了，她要再进一步提出别的什么该怎样回答呢？

李秘书见许光达不知所措，就对他说：“您是该成个家了，如果有个人愿意承担起这个义务，您不会拒绝吧？”

许光达见李秘书又在向他“发起进攻”，觉得该是正面回答的时候了。

“李秘书，刚才在桌上的纸条我已经看过，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成家了！”

李秘书感到奇怪：从来也没听说过他提起嫂子的事，是不是教育长这个人太清高，看不上自己而故意搪塞呢？

“教育长，您不要多心，大家对您的事确实很关心，早上我在河边的时候，有个女学员就提起过这件事，我只不过是反映大家的意见。”

说完，李秘书转身要走。

许光达想，不能伤了女孩子的心，她们还年轻，于是说道：“李秘书，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结了婚，你嫂子的名字叫邹靖华，我去苏联前，在上海，她给我写过信，到苏联后，我一直给她写信，她为我吃了不少苦，说不定，很快会找到延安来的。我要等着她。”

“教育长，千万别多心，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李秘书说完，转身跑了出去。

许光达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是啊，来延安几个月了，繁忙的工作，使我很少考虑她。我该给她写封信，可是信写到哪儿？她还会在长沙吗？

1938年春。长沙银宫电影院。

电影院的门前，人山人海。这里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学生，挤得水泄不通。

在电影院对面的马路上，站着一个看上去二十几岁的姑娘，一头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上，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露出纯洁坚定的目光，乌黑的头发下两条弯弯的眉毛像月牙儿。见影院门前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就走过来看个究竟，随着人流进了影院。她就是邹靖华，今天刚巧路过这里，受好奇心驱使，也挤进去听。

台上的人正在演讲：“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到了华北、华东，我们的人民正在流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我们愿意同国民党政府合作，决心同日寇决一死战……”

邹靖华仔细一看：“这不是徐特立伯伯吗？”

台上演讲的正是徐特立，1938年，国共双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八路军在各处设立了办事处。徐特立是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负责人。

邹靖华小时候就认识他，徐特立是她父亲邹希鲁的同窗好友，他在长沙师范任教时，常到她家里来同邹希鲁下棋聊天。

这还是邹靖华头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听到共产党的主张。她听得是那么专心，她的心里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敞亮。她断定，徐伯伯是共产党，丈夫也一定是共产党，他们走的路是对的。她想起许光达，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自接到丈夫从苏联寄来的第一封信后，至今音讯皆无，他难道会……

不会的！他不是那种人，我要打听他的下落，一定要找到他！

这一天，徐特立去拜访他的老同学邹希鲁。两位密友到了一起显得格外亲热。

邹靖华见徐伯伯来了，就忙端着茶走进屋里，叫了声：“徐伯伯好！”

把茶分放在徐老和爸爸面前。

徐特立见邹靖华已长成个大姑娘了，就当着邹希鲁的面夸了起来。

“老弟，令爱长得又端庄，又秀丽，真是好福气呀！”

邹希鲁勉强笑了笑，没有说话。

徐特立关切地问邹靖华：“桃妹子，毕业后做什么工作？”

“哪里有工作呀，闲呆在家里。”邹靖华摇摇头说。

徐特立深表同情，对邹希鲁说：“桃妹子这么大了，还留在家里做什么？”

邹希鲁双手一摊，为难地说：“唉，毕业就是失业，到哪儿找工作啊？

现在男青年都没事做，女孩子就更难了。“

其实，邹希鲁并不是不想给她找工作。从女婿自苏联来过一封信后，至今不知下落，桃妹子整天愁眉不展，又不肯跟许光达分手，只得暂时留在身边。

徐特立从老同学的目光中已经觉察到邹希鲁好像有什么苦衷，就对邹靖华发问：“你还想念书吗？”

“我愿意。”桃妹子说，“我以前只断断续续地读了一点书，很想系统地学一学。”

“好嘛！我介绍你念大学，好不好？”

一听说上大学，邹靖华高兴极了，急切地问：“徐伯伯，您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去念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去不去？”徐特立的目光盯着邹靖华。

邹靖华对延安还是有所耳闻。虽然没有去过，但她曾在报纸上看过一些文章，知道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有不少热血青年去那里。我到那儿去，可以像五伢子一样走一条光明的路，没准儿他也在延安。去，一定要去，为了五伢子，我也要去。她坚定地回答说：“上延安念大学，我去！”

“延安，在大西北，你敢去吗？”徐老抬头望着她，想看看桃妹子决心大不大。

邹靖华明白徐伯伯是在考察自己是否有决心。自己在丈夫逃走后，颠沛流离，甚至想到过死，我连死都不怕，艰苦些、路远点算什么，想到这，她坚定地回答：“徐伯伯，再苦、再远，我也不怕，我去！”

“好样的，有骨气。过几天，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徐老很高兴，多一位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就多一份进步力量。

徐特立走后，邹希鲁想，在目前情况下，这也不失为一条出路，要是光达也在延安，岂不是更好吗？于是他对邹靖华说：“你要去延安，我不阻拦你，你已经长大了，可不知你的公公是否同意，你应该到许家去一趟。”

邹靖华来到苦竹园，把要去延安的想法告诉了公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