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许多*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者。”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队了”罢了。
那没有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为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的开大尾巴会、表言不由衷的态＇奇‘书‘网‘整。理。'提。供＇。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
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说：“一榜所黜皆高党！”（《国朝征献录》）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那时候的官员，看问题也比较科学，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只有在不断代谢的东西，才是活的。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要大惊小怪的官员体制，怎么可能是个活物？不过百足之虫罢了。
干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安排内阁与各部首长，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医治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安排上来。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 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各自有教训。张居正把别人拱翻，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便是中国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当时情势下，张居正多有策划是无疑的。
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高拱刚上台时进行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天下从风而靡”。好家伙，提拔人就像往上拽，贬斥人就像往外扔，
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
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干部，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这是因为，中国哲学里“老鸦站在猪身上”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
【凌晨刺客直奔皇帝而来】
这是一件注定要考验人性底线的事件，倏忽而来，令人惊愕。
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陡起轩然大波，以至令他取舍难定，犹疑再三。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为仅见。
往前一步是什么？
他也有惶然的时候。
事发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被**叫醒，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虎狼般扑上前，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队列连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立刻对该恐怖嫌疑分子实施搜身。结果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
宫禁之中，竟混进了刺客！
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
大胆！随值的太监与众兵卒心有余悸，喝问该嫌疑人：“叫什么？哪来的？”
该犯略迟疑，立刻有无数拳脚伺候。最后他吐出两句话：“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
此外，打死再没有二话了。
皇帝重新启轿上朝去了，事情交给冯保处理。
话是再问不出什么了。冯保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缉访了以后，来回话。”
让东厂这帮恶狗来治他！
警卫森严的皇宫如何混进了外人？其实这事也不算蹊跷。高墙虽然跳不进去，但门是可以混进去的。
按照《明会典》，文武百官进宫办事，须出示“门籍”，也就是腰牌，上面注明姓名、籍贯、官职。这是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进宫时交给卫兵，出来时取走。太监也有这东西。
既然有通行证，就有可能假冒或转借。一些想混进紫禁城的人，自然会有办法。有的人借了太监亲戚的衣服，早上混进去，晚上再出来，居然也没事。
皇宫里有近万间房子，哪里有那么多人来看守，于是有那胆大的，晚上在里边找个偏僻地方过夜，第二天再混出去，亦无不可。
天下事就这么无奇不有。那么，这些人混进皇宫来打算干嘛呢？
所幸，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就是想开开眼界，回去好在被窝里跟老婆吹吹牛。还有的，想进来发点儿小财，顺手偷个金蝶子金碗什么的。
《明实录》里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希奇事。对这些人，一般处理得都比较宽大。皇帝也理解：老百姓么，就这素质。轻的打一顿*股就放人，情节严重的则发配充军，没有一个是判死罪的。
王大臣就是这么一个不守本份的人，异想天开跑进了大明朝的心脏。他被带到东厂以后，给特务们一顿暴打，马上就招了。
他说：“我本名叫王章龙，是从戚继光戚总兵那里来。”
难道是戚继光派来的刺客？
难以置信！
张居正听到冯保那边传来的消息，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戚继光是军中要人，手握重兵，是他张居正安放在边境的一颗重要棋子。这消息要是走露出去，于自己极为不利，而且容易在戚继光那里激成意外之变。
他连忙叮嘱冯保：事关重大，不能再让那家伙乱咬了。
其实，这王大臣与戚继光一点瓜葛也没有。他本是常州的一个无业游民，跑到戚继光的兵营前想要投军，人家没收。他没办法，只好流落在北京。后来给一个太监当了杂役，干了时间不长，就偷了主人的衣服穿上，偷偷混进了宫。
他深更半夜揣着利器潜入皇宫，目的何在？有关的史料上均不载。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想明白，就闯了进来。十九日天快亮的时候，刚好碰见万历皇帝上朝的队伍，这王大臣生平没见过这等威仪，给吓得不轻，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结果反而惊了圣驾。
冯保接到张居正的建议后，觉得有道理，但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牵连戚总兵当然是不妥，但是可以让这家伙去咬别人。
谁？头一个就是那不识相的高阁老！
高拱虽然下了台，但余党尚在，他本人也有可能东山再起，这一风险必须连根拔除。
如何才能消除隐患？惟有把人搞死！
中国哲学说，无毒不丈夫。我虽然已经不是丈夫，但毒却是一点不能少的。
王大臣，你就是上天送来的一柄利器！
冯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审王大臣。他屏退左右，关上门窗，低声对王大臣说；戚总兵的事，不能再胡说了，要说就说是前司礼监陈洪公公主使，受高阁老之命前来谋刺皇上。你小子只要照这个路子招认，保你高官得做，富贵一生。否则，活活打死！
这王大臣本来脑子就不大够用，哪里禁得住这样哄，居然就答应了。
冯保大喜，决心把这事情办成铁案。他叫来心腹亲随辛儒，赏了20两银子，让他去东厂监狱，和王大臣同吃同住，一句一句教王大臣假口供。
果然，再次过堂的时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阁老的家奴李宝、高本、高来三人与我同谋的。”
冯保心里一声冷笑：世界上的事哪有真的？谁在台上谁就是爷，这就是真的！
他立即差遣东厂校尉（缇骑）四名，飞马驰往河南新郑县，对前首辅高拱实施监视居住。
四位缇骑马不停蹄赶到新郑，先去了县衙。这东厂校尉是什么身份？那是连锦衣卫官员见了都要敬礼的。知县见了，惟有毕恭毕敬。缇骑吩咐，此行是为监视高阁老而来。那县官忙不叠派了一干衙役、捕快、牢头，把高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只鸟儿也别想飞出来！
却说高拱府里远远望见衙门的人出动，都心知不好，仆役丫环一哄而散。高拱本人则以为这是皇上要治他死罪了，一声叹息，便找出绳子来要上吊。家人连忙死死把他抱住。高拱无奈，只好硬起头皮，出来问几位校尉大人：“你们想要干什么？”
四位缇骑见了高阁老，倒也十分有礼貌，答曰：“我们可不是来逮您的，是怕此事惊吓了您老人家，特意前来保护的。”
高拱明白了暂时尚无性命之忧，才稍安下心来。
中国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定律，古今皆同。堂堂朝廷重臣，就这样被一个只会玩猫腻的“宦竖”搞得死去活来。真是天理何在！可叹，如今太监虽是绝迹了，但“无卵的太监”似乎还未繁衍到尽头。
这件案子来得如此扑朔迷离，当时舆论认为其中甚有不可解之处。王大臣不过一盲流分子，私穿太监服装混进大内已属离奇，却又身怀利器，究竟意欲何为？《万历起居注》和《万历以来首辅传》都认为所谓“搜出刀剑”云云，系冯保事后栽赃。这也可以聊备一说。
事态仍在扩大。三天后，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张居正上奏，正式代表内阁就此事表态。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臣等不胜惊惧震骇。经研究，臣等认为，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熟门熟路的人，岂能如此顺利地接近圣驾？王大臣的这个行为，显然蓄谋已久。中间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请下旨责令刑侦衙门进行缉访，务得下落，杜绝祸本。”
这个奏本，据当今有关学者推测，显然是冯保已就构陷高拱的意图与张居正通了气，张居正不仅同意，而且予以配合，先以奏疏方式大造舆论。
皇帝哪里知道这些“潜规则”，既然大内都能混进外人，当然要查，于是立即批复：“卿等说得是，照办。当天守门的太监和卫兵也要拿下拷问。”
张居正的题奏一上，邸报传出四方，朝野立刻轰动。关注此事的官民人等都已看出，现任首辅要兴大狱了，矛头所指，正是前任首辅高拱！当下京城里人心惶惶，上至堂官，下至小民，无不惊骇万分。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不知高阁老如何能逃过这一劫？
然而，冯保在高层斗争的台面上，毕竟是初出茅庐，这个案子的情节之离奇，办案的手段之荒诞，岂能堵塞天下人之口？
人心，就在此时显示了它的力量。
科道官员首先表示了不平，纷纷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顾忌张居正的权势，一时还不敢冒然。刑科给事中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群情激昂：“此事关我刑科，其无一言，遂使国家有此一事，吾辈何以见人！”于是当即草拟一疏，建议皇上将此案从东厂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以求公正。为取得张居正的谅解，他们专程到朝房去面见张居正，陈述理由。
张居正不为所动，告诉他们：此时已成定案，无法更改，你们也不要上疏了。科道官员哪里能服，连续五天到张府求见，张居正躲得踪影全无。从朝至暮，只有一群官员在张家苦等。
御史钟继英等得不耐烦，自己独衔上了一本，暗示此案大有蹊跷，涉嫌陷害。张居正接到通政司转来的奏本，大怒，票拟“令回话”。你什么意思，给我讲清楚！
此时，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书杨博，也持反对意见。他劝告张居正说：“事大，迫之恐起大狱！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他万不能做出这种事来。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对老长官高拱心有念念，索性将东厂办案的内情透露了出去。消息不胫而走，百官更是激愤。
太仆（马政官员）李幼滋是张居正的老乡（湖广应城人），见舆论太过强烈，就抱病前往张府，问张居正：“张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张居正说：“怎的说是我干的？”
李幼滋说：“大内拿下了嫌疑分子，张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现在东厂说主使人即是高老。高老如有不测，万代恶名都要归到您得身上，您怎么能解脱！”
在道义上，张居正已毫无退路，只有坚不承认：“我正为此时烦恼，几欲愁死，你怎么还说是我主谋？”
舆论反弹竟如此强烈，这是张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为沮丧。据说，此间他曾一度去午门关圣庙抽签，以维持心理平衡。
那几日，张居正终日踌躇，绕室徘徊。这件事情，究竟做还是不做？令他着实难下决断！
张居正把事情做到这一步，草民我认为，此乃他一生之中的唯一败笔．此事逆人心而动，且漏洞百出，罗织构陷的企图太过明显。而权谋之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既然路人都知道了，还要坚持不动摇，岂非花岗岩式的思维？
在当时就有人评论说，以张居正的绝顶聪明，何以把自己降到冯保一流的水平？小人只是图一时之快，而张居正是要做大事的，如此蛮干，所担道义风险之大，实难以预料。
张居正决定还是要把事情干下去。东厂已经发出拘票，把前司礼监大太监陈洪拘捕到案。一张漫天大网开始撒开。
高拱的项上头颅，至此已岌岌可危！
据<；国榷>；一书的描述，事情到此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个中因由，是朝廷重臣葛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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