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第41部分

据说，司礼监随堂太监将皇上给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一天里，小太监来传话的络绎不绝。

张居正在丧中，因惊悸悲伤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说：“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而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知道了，有气，说：“我还在，他就一点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唐朝京城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是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时人评价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可说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者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尤其宋尧愈看得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上去，但其实是压在了冯保手里，他留中几日未发，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居然朝中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看完奏疏后，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最后决定，对他们几个人的处置，是要廷杖和充军。

风声传出，各路官员大惊，纷纷展开援救。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

张居正此时已经铁了心，面对老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语，忽而对老马跪下，以一手捻须，高声恳求：“公饶我！公饶我！”

首辅失态若此，老马心知事已不可为。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走了。

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告诉他：“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冷笑：“即使是圣怒，也是为先生您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又咕咚一声跪下，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说着，忽然顺手摸起一把小刀做刎颈状，高喊：“你杀我，你杀我！”

王锡爵大惊失色，连忙拔腿跑了。








张居住正固执己见，坚持要回击“逆流”。

夺情风潮，至此达到白热化。一场残烈大祸，就横在眼前，朝中有识之士皆寝食不安。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都有上疏论救。但全在冯保那里压下，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诸人忧心如焚。沈懋学想到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自己的同年，或许可以从中缓颊，便连忙修书向他求援。但连发三信，一无回音。

沈懋学不肯罢休，又写信给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李幼滋，求他出面营救。李幼滋是夺情派的中坚，哪里肯做这事？反而回信把沈懋学教训了一通，说：“今师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若腐儒等辈安能知之？”

沈懋学险些为之气结，一怒之下，告病还乡了。

十月二十二日，终于有旨下：着锦衣卫逮捕吴中行等四人，在午门前打屁股。吴、赵二人，杖责六十下，遣返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艾、沈二人杖责八十下，遣送极边远地区充军，遇大赦亦不恕。

四个人的待遇之所以有等差，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早有万死不辞的心理准备，闻圣旨下，面向南方拜了拜家乡的老母，朗声道：“儿死矣，还有孙子可以伺候您！”又托付妻子说：“我知道你能事母抚孤，我就是死了亦无憾！”然后从容出门，跨马而上，前去受刑。

此时恰好锦衣卫缇骑凶神恶煞地赶到，吴中行遂弃马，回首家门大呼：“儿子，拿酒来！”

一碗烈酒一仰而尽！

刚烈的翰林书生随着缇骑，昂首向午门走去。

当天，天气阴惨，隐隐雷鸣不止。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睹犯官模样，众人表情木然。

受刑者陆续从人墙中走过，至午门。此处已有左右“羽林卫”千人层层环绕，铠甲鲜明，各执戈戟，如林而立。中间只留一个行刑的空场。锦衣卫打手亦是肃立，手执木杖已等候多时。

犯官到齐后，司礼监太监十数人手捧“驾帖”（逮捕证），从午门内鱼贯而出，站定。

只听为首的太监大喝一声：“带犯人！”千余羽林卫壮士齐声呼应：“带犯人——”喊声直冲斗牛，连京城之外都能听见。

这场面若是胆小的，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而后，太监宣读由刑科签署的驾帖，将各人事由、罪状、处罚逐一申明。

锦衣卫校尉当即扒下犯官的衣裤扔于地上，将诸人按倒在地，做好了行刑的准备。






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既然有话，那还客气什么，只十几下后，犯官的屁股就皮开肉绽，继而血肉模糊！

酷刑过后，校尉们将四人裹以厚布，拽出长安门，任由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驱逐出京）。

一出禁宫，立刻有不怕死的官员围上来慰问。东厂人员便逐个叫住询问，并记下姓名，以便日后算帐。

吴中行受伤相当严重，抬到半路已没了气息。中书舍人（内阁中书科文书）秦住恰在此时带了医生赶来，连忙给他灌药，稍后才苏醒过来。

随即，厂卫又有催促出京的命令下来，家属只得仓促为吴中行裹了一下伤，又抬着他出城，踏上南归故乡的里程。路上，家人挖去吴两股上的腐肉数十坨，大若手掌，深至一寸，其中一股已经几乎没有肉了。吴中行痛得彻夜呻吟不止。

赵用贤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体肥胖，受刑后，腐肉溃落如掌。其妻一路拾拣，后“腊而藏之”，以做刻骨铭心之忆。

艾穆和沈思孝受刑后，戴上械具押入诏狱，都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三天后，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远赴戍地。在出城门时，艾穆身上鲜血淋漓，然意气如常，当着押解官和厂卫数十人的面，“犹厉声大骂江陵、冯保不绝口”。

士可杀，气不可夺也！

——华夏的浩然正气，全赖如此志士仁人一脉相传。即使在最黑暗的政治年代，亦有猛士奋不顾身。是男儿，岂能如犬豚苟活？斧钺加颈，又焉能令万人吞声？两千年的衣冠传承，文明灿若星汉，何以能让遍地的生灵都成无骨的蒿草！

艾穆是张居正的湖广同乡，张居正对他的发难尤为耿耿于怀，曾黯然对人道：“昔日分宜（严嵩）尚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明史》）

自张居正于十三日提出“在官守制”起，至二十二日四人受杖刑止，十天内，朝野人情汹汹，众人对张居正侧目而视，民间也流言四起。恰在张居正再次上疏乞归那一天，夜有彗星长数丈，街谈巷议更是加以附会。有人在西长安门贴出谤书，指张居正要造反！

看看乱得实在不像样子，万历皇帝赶忙于二十三日对群臣下了一道敕谕，以正视听。他说：朕身为君主，有权决定大臣的进退予夺；张居正身任天下之事，岂容一日去朕左右？群奸小人借纲常之说，行排挤之计，就是要孤立朕。今后若有邪恶之徒再欺君罔上，定罪不饶！

通告下来后，舆论才稍微平息了一些。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

十月二十四日，又有一个自愿送死的跳了出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把炮火又升了一级，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他说，对于自己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