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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敢如此仗义执言，也是有这一段坎坷做本钱。否则“余孽”的帽子立刻就能戴上几顶。
万历此时财迷了心窍，根本不听。
派去查抄的两个主事者，张诚和丘橓，也是万历精心挑选出来的。张诚是长期负责监视张居正和冯保的宦官，万历的狗腿子，没受过张、冯的什么恩惠。丘橓为人“强直好搏击”，爱弹劾别人，张居正一向厌恶他，不予起用。
万历的考虑是，这两个人去办差，下手一定会狠。不狠，财产就弄不上来。
时任侍讲官的于慎行，知道不好，很为张家担心，便写信给丘橓，请他务必手下留情。这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人马，当年也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张居正对他说：“我待你甚厚，你也这么干？”于慎行答曰：“正因为张公对我好，我才这样做！”张居正拂袖而去，老于知趣，没几天就自己辞职了。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复职。
他写给丘橓的信里，有几句话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堪称千古名言，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国榷》）
——是啊，颂歌文章，少几篇也罢，无须日日盈耳了！
欢迎争论。
对于张居正改革与文官集团的关系，我在本文里有分析。我以为，文官集团内部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价值取向，还不能说张居正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
并且他也没有被所有的人仇恨。倒张的发生，应该是在万历主导下的一个运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无法表达的，没有谁能阻挡。这不等于张居正和整个官僚集团对立了。恰恰相反，他是有效地利用了官僚集团积极的一面，做了很多好事情。
至于他的失误与个人私德的不足，我也有较为充分的分析，并没有一味颂扬他。
黄先生的那个结论——张居正“得罪了全国”，我认为是轻率的。在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常常有这样不严谨的结论，不能当真。这是一个优美的文本，也是一个充满个性特色的文本，但有些话，结论过于武断。
于慎行的劝告，丘橓不可能听。
丘橓是山东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这人很耿直，初任刑科给事中，曾上疏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直接批评严嵩，也不怕掉脑袋。被他弹劾倒的官员不计其数。嘉靖末年又迁兵科给事中，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嘉靖，被打了60下屁股，斥为民。离京的时候，身边仅有“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 隆庆初年，任南京太常少卿，后又进升大理寺少卿，因病免职。
万历即位后，言官纷纷推荐他，然而“张居正恶之，不召”。万历十一年秋，张死后才被起用，任左副都御史，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他虽然强直好搏击，但“其清节为时所称云”（《明史》）。
看来，这是个海瑞式的清官，万历派他去，放心，金银财宝不至于流失了。
果然，张诚、丘橓受命后，决心甚大。一行人立即驰往荆州，准备要穷搜极治，挖地三尺！
丘橓出发前，先派人通知荆州地方官员登录张家名册，一个不能让跑了。
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死人骸骨也被饿狗食尽。
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
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2400两，银107000两，金器3700两，金首饰2400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第，刑部也报上来，折银10600两。
这个数额，和万历想象的相差天地。哪里能跟当年“严嵩跌倒，嘉靖吃饱”那个程度相比。而且，荆州的财富多为张居正的老爹、兄弟平日搜刮来的，严格来说，并不是张居正所为。
三百银火盆乎！何在？
这台阶怎么下？
丘橓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底。
张居正三子懋修受刑不过，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
张居正长子敬修（原礼部主事）实在熬不过，上吊身亡。临死时写绝命书一封。
绝命书也是字字血泪——
忆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五月初五，丘侍郎到，初七日提审敬修，其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更有身被刑具，头戴蒙布，死命拷打之苦！
敬修受难固不足惜，但非要诬陷先公以二百万两数。先公自任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仅是变卖财产达不到此数，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充数！又要我诬陷寄放在曾大人那里十万两，王大人那里五万两，傅大人那里五万两。
丘大人还说：“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丧胆！
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来日会审之时，又要罗织锻炼，命运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
今被囚禁仓室，风雨萧条，青草蛙鸣，令我不胜悲哀。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死而万古不愧！
天哪！人孰不贪生怕死，而敬修遭遇如此，想日后亦必无生路。
先公在朝时，有位高招嫌之惧，想去位，又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任，只得以身殉国，不能先机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自有天下公论！
家中祭祀祖宗的事，给祖母与老母喂粥饭的事，有诸弟在，我死可放心。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看见我家如此情景，有何值得高兴的，为何忍心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道怜悯，今不得已，以死明心。朝露散时，生平已矣，能不悲哉！
——这样的血书，真是不忍读，不忍想象。愿中华吾土，永无这样绝望的呼告！
张敬修自杀，满朝震惊。
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
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不忍吧！”
后潘季驯终因说情一事，被李植弹劾，最终革职为民。他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能手，感念恩公的栽培，于人情汹汹之际，能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免去了张家更大的灾难。让人看到，人心里毕竟有一点点暖色！
万历饶了张家的家属，但是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110扛，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荆州抄到的100扛财物解回北京。
财产虽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也可尽管拿来用，废辽不废辽的，就是一篇文章罢了。
辽王的小老婆眼巴巴地望着，却不知就算是当年张首辅侵夺了您家的财产，如今也不可能返还给您了——宫内急等着要用呢！
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20万两，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
这事情实在难以塞天下人之口，辽王财宝在哪里？被侵夺的辽府又在哪里？
这被人纠缠了多少年的辽王府，据记载，是建在荆州城北城墙根下，永乐年间开始修建，历代又不断加建，极为豪华，内有著名的藏书楼——“味秘草堂”。荆州府衙的大小官员每逢初一、十五早上，都要到北城墙根下列队，拜谒辽王。
这块宝地，岂是20万两银子能拿下的？
所谓侵夺辽王财产之事，最初是由李植提出来的，他只是说，张居正侵夺了辽王家的坟地“以窃王气”。这个谣言，还算有一点“原型”，因为万历赐给张居正亡父的太晖山墓地，与辽王的祖坟毗邻。
至于羊可立所说侵占辽府田宅事，基本就是瞪着眼睛在胡编。
据今人陈礼荣考证，荆州的张宅是在城东。
陈先生说，张居正当年为向小皇帝表忠心，也是为在家乡父老面前夸耀，请万历给他新盖的荆州新宅院里一楼一堂题赐额名。万历欣然为他拟写了楼名“捧日”、堂名“纯忠”。
推测起来，张居正在老家荆州建的这个宅子，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了。在史志《江陵志余•；卷五•；宫室》中，收有“纯忠堂”的词条，曰：“纯忠堂，在城东，张文忠公敕赐堂也；万历元年，御题楼名‘捧日’ ，堂名‘纯忠’，御书大字对句一联，云：‘尔唯盐梅，汝作舟楫’（前一句出自《尚书》，意为“你是必不可少的调料”，离开你生活就谈而无味；后一句出自《书经》，意为假如我要过河，“需要你来做船”；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好帮手）。事变楼圯，唯堂独存。”最后一句说的“事变”，就是指抄家事件。事变后“捧日楼”被毁，但“纯忠堂”一直到清初都还在。
位于张宅内院的捧日楼、纯忠堂既然被明确标注为在荆州城东，那么，荆州张宅的地理方位，无疑就在城东了。与之相印证者，还有本书的“龙山书院”词条称：“龙山书院，在城东，察院前旧射圃（骑射练兵场）也，嘉靖三年置。张江陵建第，取土于此，事变宅废，书院之基，即捧日楼台也。”
这本地方史志《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里面将张居正荆州家宅的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今日，在荆州古城东门内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可证张宅的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当年，荆州的地方官不可能不明白这事，但谁敢说话？
抄就抄了，打击坏人怎么做都有理。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八月，才算有了说法。
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
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
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
万历之所以将两件事一并提出，侧重其实是在第二点，不“复辽”，就不足以定张居正的重罪。
这确是有点太过了，首辅申时行一向温和，也不得不提出异议。一来是兔死狐悲，二来他怕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于是劝阻万历：张居正的罪状，就这么多了，于法已无可再加。至于复辽，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因为“修废第于民穷财尽之时，复废国于宗多禄少之日，举朝无一人以为宜者”。
我的皇上，你若“复辽”，不是颁发一张平反诏书就算完事的，你还要给他重新建王府，今后又要多出一份宗室开支，要不了几年又将多出两、三万人吃财政饭！
在明代，因为国家养活宗室的负担太重，所以只要哪个藩王没有子嗣，人一死立即就废封除国——能省点儿就省点儿。
万历被击中了软肋，不言语了，想了想，憋出一句来：“内阁说得对。”
此事就此搁置，到头来以一道“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食”的御批，把那不屈不挠的废王妃给打发了。徽王，是在嘉靖年间被废为庶民的，朝廷对他的原配一直还给一点赡养。辽王妃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仇是报了，可昔日辉煌未能重拾，只弄到了一份不错的赡养而已。
朝廷上演戏，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能得到恩赏的。
真正受益的，是言官里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因为咬得最狠，把张居正当成逆臣贼子来咬，因而甚得万历垂青。皇帝给吏部下了个指示，说三人“摘发大奸有功，俱着于京堂不次使用。”就是指令破格提他们做副部长。
三人果然以七品御史连升六级，各得正四品少卿职。真是：京中一日三少卿，狂吠亦得乌纱顶。
其中，以李植尤为无耻，他曾经“数为人言：‘至尊（皇上）呼我为儿。’”——若呼你为孙，岂不要乐颠馅儿乎！
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赐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后张诚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威风堪比当日冯保。
张四维于万历十一年四月丁忧，回家去了，到万历十三年十月病故。这一段时间，正是查抄张居正家产的时候，他不在朝中，躲过了一场尴尬。
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目睹张居正身后的惨祸，刻骨铭心，此后凡一切事务，均施行“宽政”。
“废辽案”至此，尘埃落下。
万历十二年八月，对张居正的最终判决出来了。都察院按万历的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给张居正做了定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同时下令，张居正的罪状，要在各省张榜公告。
——此时，距张居正病榻瞑目，仅仅两年多。
闻道长安如弈棋，但这终局……未免太残酷。
为国任事，结局尔尔！
昨为“肱股良辅”，今为“谋国不忠”，世事翻覆何如儿戏？
他只管把自己的江山拆尽、家底败光，但是——
问只问：天公为何憎良人？为何？为何！
天不佑大明，夫复何言！
后世史家在论及万历对张居正的“寡恩”时，都有不平之气。对他“寡恩”的根源做了种种分析，大略有任性说，有报复说，有立威说，有心理情结说，有性格缺陷说，有阶级本质说，也有实用主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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