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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不露声色地盯了两天，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况毫无差异。于是，她开始考虑如何下手。
根据克格勃的方案，她应当在尤里·巴甫伦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楼”下手。“兵部大楼”即尤里·巴甫伦夫那家无线电器材公司所在地，这是一幢五层建筑物，以业主兵部规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伦夫的公司位于八楼，占用了一半房间。克格勃的行动专家在反复研究后，认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楼”物色机会对尤里·巴甫伦夫下手。因为一般说来，保镖在公司或者家里对他的保护对象的关注程度最为薄弱，此时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杀所用的武器是特制的毒药枪，所以傅索安下手后不易被怀疑，容易完全脱身。傅索安因为此事关系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虑得特别细致。
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漏洞：从理论上说，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楼”伺机下手。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进大楼后无法下手，甚至一连几次都无法下手，这样，对方肯定会注意她，那时她无疑无法下手了。这不是拿她的性命当儿戏吗？傅索安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但气归气，骂也可以，行动却必须实施的。
克格勃的纪律森严，如无特别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安德罗波夫有句名言：“须知我们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送你们到国外去，不是为了让你们观赏异国风情和享受高级生活的！”后面他没有说，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开动脑筋，另想办法完成任务。她以“生脖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给她的应急联络方法，在阿谷町地铁车站出口处的阅报栏的第二根木柱子一点二米高度处，用手指甲刻了一个不十分明显的三角形图案。次日上午8时许，她去街心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色彩鲜艳的画报。一会儿，来了一个欧洲男子，用英语对上陪号后，问她有什么事要协助的。
傅索安用英语说：“请给我安排一个在阿谷町天桥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卖报机会，并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时内行吗？”
傅索安当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伦夫只在早晨去天桥，寻思三十六小时其实和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点了头，又问：“怎么联系？”
对方说：“明天晚上8点钟，请您去大东京电影院门前，有人会递给你票子，您进去就解决了。”
傅索安站起身来：“好的。那么，再见！”
三十六小时后，傅索安准时抵达大东京电影院门口，果然有一个日本男子递给她一张票子。傅索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一会儿，灯光熄灭，电影开场了。有个人无声无息地挨着她旁边坐下，在经过她面前时，把一个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电影院，回到固关家打开皮包一看，里面是一套东京报贩穿的衣服，一张折叠式尼龙布小椅子，一块印有“东京报纸专卖”字样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钱。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竟是中文，让她明天早晨6点钟去天桥下摆出报摊，会有人给她送来报纸。条子上还附有报纸的种类、名称、批发价和零售价。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刚在天桥下尤里·巴甫伦夫每天买报纸的那个位置放下椅子，摊开那块塑料布，便有一辆自行车到面前，骑车人扔下一包报纸后，点点头便走了。傅索安把报纸在塑料布上摆开，坐在椅子上开始卖报。不一会儿，另外几个报贩也来了，各人自己找了个位置，摊开报纸，等候主顾。
6点40分，傅索安估计尤里·巴甫伦夫要来了，便悄悄取出毒药枪，卷在一份报纸里面，然后拿了一颗“糖果”，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她刚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见身高体壮的尤里·巴甫伦夫在马路对面气定神闲地踱着方步往这边走来，身后跟着两个比他矮一个头的保镖。傅索安马上把卷着毒药枪的那份报纸成喇叭状握在手里，朝行人轻轻晃动着。东京报贩不兴吆喝，这个动作就是招睐顾客。一个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驻步，买了一份《东京湾时报》。
他刚走，尤里·巴甫伦夫已经来到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张纸币，说着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伦夫的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两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保镖马上会作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得放弃计划，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尤里·巴甫伦夫，冲对方嫣然一笑，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尤里·巴甫伦夫对女性特别注意，他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蛋，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居高临下对着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开腔问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她牢牢地记着克格勃专家的关照，不说“中国人”，而说“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对外都不称“中国”而称“香港”的。
尤里·巴甫伦夫点点头，鼻音重重地“晤”了一声，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恼万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进了装报纸的帆布袋。此后两个小时，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着天桥上的那几个擦皮鞋摊头，寻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装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机会了。但现在已不能“转行”了，否则定会引起怀疑的。
就这样，傅索安一直到卖完报纸收摊走路，还是没能想出什么方案来。往回走的时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没有限定时间，还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图。傅索安走到拐弯角时，忽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认出是那个欧洲男子。对方开口问她还要提供什么帮助，她说现在不需要什么，但是从今天起每天晚上8点钟都必须去街心花园和她见面。对方连连点头，说着英语：“明白！明白！”然后迅速离去。两人接触不过十秒钟，在旁人眼里，这是一次生活中常见的问路。
此后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桥下卖报，尤里·巴甫伦夫也每天从她手里买报，他盯着她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显然头脑里已经在动起了想入非非的脑筋。傅索安对于尤里·巴甫伦夫，就像一个猎手隔河面对着极想猎获的猎狗，徒然渴望而又无可奈何。
每天晚上8点，傅索安准时去街心花园赴约，因为没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个欧洲男于说话，眼神一对，微微摇头便走开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闷闷不乐地从街心花园往固关家走时，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车撞人而引发的三人吵架，她心里突然一动：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时后，傅索安和那个欧洲男子在街心花园见面，她向对方作了交代后，问实施起来是否有困难。对方沉思了一会，说“没问题！请您说个时间。”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点50分，请来人看我的暗号行事。事成之后；请安排我立即离开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愿您获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这个日子，无论是号码还是星期排列，都是欧洲人所深感忌讳的，许多人把这类“13”和“一”相逢的日子称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国的风水先生所说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伦夫就是这天被刺身亡的。
这天早晨，尤里·巴甫伦夫和往常一样，在6点45分左右来到阿谷町天桥下，径直走到博索安的报摊前，扔下钞票买《东京晨报》。傅索安送上报纸和零钱时，一双眼睛显露出娇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伦夫见状，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用俄语嘟哝了一句：“真是诱人的东方美人啊！”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
尤里·巴甫伦夫走上天桥，在一个擦皮鞋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两个保镖一左一右分站两侧，两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各人一侧的那个通道口。尤里·巴甫伦夫开始看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天他竟一反常态，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着，这为傅索安的行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掩护。一只皮鞋刚擦到一半，忽然从天桥下传来争吵声，那是傅索安和两个日本大汉为了对方走路时踩脏了塑料布而引发的。傅索安铜铃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语，马上使尤里·巴甫伦夫辨别出这是谁了，他放下报纸，把脸转向那个方向。就在这时“啪”的一声，傅索安挨了一个大汉一记重重的耳光，她尖声大叫，拔腿就往天桥上逃，手里很“自然”地拿着一份卷拢的报纸。那两个大汉嘴里骂骂咧咧，在后面紧追不舍。
傅索安逃上天桥，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奔来，一脸惊惧，嘴里用日语大声叫着“救命”。尤里·巴甫伦夫见状，马上作出反应，指着傅索安：“过来……拦住！”
过来——是招呼傅索安；拦转—是对保镖下的命令，让拦住后面那二位。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已经赶上傅索安，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臀部，傅索安尖呼一声，整个身于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跌冲过来。两个保镖已经上去挡住两名大汉，尤里·巴甫伦夫急忙把搁在架子上擦皮鞋的那只脚放到地下，想起来扶住傅索安。就在这时，傅索安隔着报纸按下了毒药枪的按钮，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的脸部。几乎是同时，尤里·巴甫伦夫一声不响地栽倒下来，正压在擦皮鞋者的身上，引出一阵负痛的狂叫。傅索安也“立足不稳”而摔倒在地下，借机把毒药枪塞进怀里，将报纸扔在一边，以示“无辜”。两个保镖听见叫声，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奔过来扶尤里·巴甫伦夫。两个日本大汉不肯罢休，犹良奔过来要打傅索安，迫得后者爬起往桥下奔逃，拦下一辆出租汽车（也是预先安排的）上去狂叫“快开”。汽车急驶而去，傅索安马上吸解毒药，然后将毒药枪、解毒药交给司机，下车拦住另一辆出租汽车，直奔羽田机常却说尤里·巴甫伦夫被送到医院时，早已气绝身亡。那两个保镖这才想起报告警方。东京警视厅派员赶赴医院，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死者家属，一面调查傅索安和那两个日本大汉的下落，同时传讯了那几个在场的擦皮鞋人。尤里·巴甫伦夫的妻子赶到医院后，同意解剖死者尸体。结果，经法医验检，认定尤里·巴甫伦夫死于心肌梗塞。于是，东京各方撤回了所有调查人员。而此时，傅索安早已飞离东京了。
第八章 潜伏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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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绝
密方案，执行者竟是傅索安！
傅索安从东京返回莫斯科后，受到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嘉奖。克格勃总部也派一名将军以总部名义接见了她，称她为“有功人士”。几天后，主管暗杀、绑架业务的克格勃行动执行部部长钦巴尔少将也亲赴傅索安下榻的对外谍报局第三招待所接见她，赠送了一块瑞士出品的金壳女式手表。
傅索安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工作汇报后，被送往克格勃在黑海海滨小镇巴索里亚尔附近的一个疗养院。按照克格勃专家的理论，执行暗杀、爆破、绑架等暴力型任务的特工，在完成任务后，都应当去疗养院接受以疗养为主的心理治疗，以减轻那些任务对他们的大脑和心灵深处的潜在压力。
一般说来，像傅索安这样情况的特工，去疗养院所待的时间都不少于两个月。这两个月里，除了必须进行的体能锻炼外，其他都是属于高级享受的。但是，傅索安在那里只待了半个多月，就被紧急召往莫斯科，让她转往香港去疗养。傅索安意识到又有任务下达了，但那个向她说明此事的克格勃官员却反复声明这是纯粹的疗养，不存在其他性质的情况。傅索安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态，独自从莫斯科直接飞往香港。
傅索安的猜疑其实是对的，克格勃之所以心急火燎地把她从黑海疗养地召回，是想让她另外执行一项任务——去台湾潜伏。
当时，台湾方面在和美国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乞求式谈判后，终于获得许可准予获得一种新型化学武器的技术援助。台湾的“国防部”和美国草签了一份协议书，规定美方将从1970年10月份开始，在六个月内分六次把该化学武器的技术资料、样品和生产设备输送台湾；美方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台湾方面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该武器的任何资料向第三方泄露，否则将随时取消该项目的援助。可以想象，这份协议对于台湾方面来说，肯定是一项特大机密。但是，这项机密在产生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