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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的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如果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那时要是我们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乔治·劳埃德现在和我抱一致的看法，他鉴于形势危急，认为我应该把这封信送交给你。我并不是要求你给予详细答复；我只希望海军部的部署确实使你感到满意。
外交大臣在8月27日的答复：
你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已经并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请你放心。你所提到的种种危险，我全都注意到了，我一定尽力注意，决不疏忽。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议或警告，请你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像这样的一种危险形势，你和任何人一样都很了解，对于目前我国防务的情况，至少在政府局外人士之中，你也和别人一样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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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是国际联盟事务大臣，与外交大臣地位几乎相等。他去日内瓦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在日内瓦召集了一次国联大会，商讨一项“制裁”意大利的政策，如果它进犯阿比西尼亚的话。给艾登先生指派这个职务以及这一职务的性质，使他把注意的重点偏重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视了。所谓“制裁”，指的是断绝对意大利的一切财政援助和经济供应，而把这种援助给予阿比西尼亚。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旦打起仗来，许多必要物资都得仰赖国外源源进口，因此这种制裁对它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艾登的热忱和他的发言，以及他所提出的原则，支配着这个会议。9月11日，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到达日内瓦，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对国际联盟的支持以及英国人民对集体安全的关切。国联盟约所包含的观念，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建立法治的迫切愿望，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良心的一部分。英国已经表明，它所要恪守不渝的不是别的什么特殊表示，而是国际联盟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来看，那就不但低估我们的信义，而且污损我们的真诚。国际联盟为了恪守它的明确的和鲜明的义务，对于集体维护盟约的完整，特别是对一切无故寻衅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集体反对，都给予大力支持。而我们英国是始终不渝地和国际联盟站在一起的。
虽然德国的事情使我十分焦虑，我国对事情的处理又使我不满意，但是，我却忘不了我在里维埃拉的阳光下读到这篇演说时所受到的感动。这篇演说激发了每一个人，轰动了全美国。它也使在英国那些大胆提倡正义与实力并重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这至少是一种政策。如果演说者在那时知道把他掌握的力量释放出来会多么巨大，恐怕他在当时就领导整个世界了。
这个声明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效力，在于它有英国海军作为后盾；在过去，凡是对人类的进步和自由确实具有重大作用的许多事业，也是如此。国际联盟似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操有一种永久性的武器。这就是国际警察的力量，依靠它的最高权威，实施外交上和经济上的种种压力或进行劝说。9月12日，即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胡德”号和“声威”号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还有第二巡洋舰队和一支驱逐舰队随同开到直布罗陀去。各方面都以为英国要用行动来支持它的言论。在国内，这种政策和行动立即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英国海军部对于在地中海究竟需要多少军舰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的，否则就不会发表这个声明，也不会调动舰队了。
在9月底，我在一个有影响的正统派组织卡尔顿俱乐部发表演说。我想给墨索里尼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会读到我的演说词的。我说：
违反整个世界的善良愿望，又没有制海权，就把一支由二十五万意大利优秀子弟组成的军队开到二千哩外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去，然后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很可能是一系列战役，攻击一个民族，而那块地区，又是四千年以来没有一个征服者认为值得去征服的，这确实是千古以来所未有的以国家前途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①
①参看我同格兰迪伯爵的谈话，附录（1）。
奥斯汀·张伯伦写信给我，对我的演说表示赞同。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1935年10月1日
你赞同我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这使我很高兴；但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年以来，我们请求法国同意大利和解，而现在我们又迫使法国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激烈的方法来领导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确有这么强烈的反感，那我们在两个月之前就应该对墨索里尼提出警告。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初夏的时候就逐渐增强地中海舰队的实力，让他知道问题严重。现在他会采取什么步骤呢？如果（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爆发，我预料人们的情绪会大大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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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墨索里尼并不因为英国海军为时已晚的调动而有所佩服，竟调动意大利军队去进攻阿比西尼亚。10日那天，在国际联盟的大会上，各主权国家以五十对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对意大利采取集体措施，并成立一个十八人委员会，为和平解决作进一步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发表了一项显得十分尖锐的明确的声明，他不说“意大利将以战争来对付制裁”，却说，“意大利将以纪律、节约和牺牲来对付制裁”。然而他同时暗示说，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这就是在英国解散议会并根据宪法举行大选的几个星期之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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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的流血，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国际联盟提出制裁，所有这些使英国工党内部发生动乱。工会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气质上根本不是和平主义者。坚强的工资劳动者一致表达了对意大利独裁者进行战争的强烈愿望，要求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制裁，必要时要出动英国舰队。他们在激愤的集会上发表激烈而粗暴的演说。有一次，贝文先生埋怨说：“用马车装载着兰斯伯里的良心，从会议到会议搬来搬去，实在使我厌烦极了。”议会许多工党党员都抱有职工大会的情绪。在更大的范围内，国际联盟协会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必须维护国际联盟的宗旨。
问题已涉及他们的和平投票的第五条。这里有一些原则，如果服从这些原则，即使终身拥护人道主义的人，也得准备赴死沙场，而且如果要赴死沙场，也就得去杀人。10月8日，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曾屡立战功的艾德礼少校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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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次全国的觉醒同鲍德温先生的看法和意向并不相符。大选后几个月，我方才开始对“制裁”所根据的原则有所了解。首相曾宣称，制裁意味着战争；其次，他决意不能再打仗了；第三，他决定采用制裁的办法。把这三个条件调和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的指导和赖伐尔的压力下，负责制定制裁方案的国际联盟委员会，把可能引起战争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军用物资，都不准运进意大利，一个洋洋大观的禁运项目已草拟出来。但是，维持在阿比西尼亚作战所必需的汽油却源源不绝、毫无阻难地运入意大利，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运汽油，就意味着战争。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却是世界主要石油供应国，它的态度虽然和善，但不明确。不但如此，停止向意大利运输汽油就势必停止向德国运输汽油。向意大意运输铝矿是严格禁止的；可是铝矿在意大利的矿产中几乎是唯一的、产量超过自己需要的金属。至于向意大利输入废铁和铁矿一事，则为了公众正义而坚决予以否决，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冶金工业只能利用少量的废铁和铁矿，而钢板和生铁又不受限制，因此这个规定对意大利并无多大妨碍。这样一来，这种声势浩大的措施，并不是一种足以使侵略国陷于瘫痪的真正制裁，而仅仅是侵略国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虽然名目繁杂，而事实上却适足以激发意大利的战争精神。所以，国际联盟对阿比西尼亚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碍于意大利侵略军队为原则的。在英国大选时，公众并不知道这些事实。
他们真诚地支持制裁政策，认为这是结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可靠办法。
英王陛下政府更没有考虑过要运用舰队。种种流言盛行一时，说什么意大利的决死俯冲轰炸机队会向着我们的军舰甲板直冲下来，把军舰炸成碎片。驻在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现已得到加强。它只须摆开架势，就可以使意大利的运输船从苏伊士运河退回去，其结果恐怕就不得不向意大利海军提出挑战。听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应付这个敌人。我在一开始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别人叫我放心。我们的战列舰固然都很旧，而且现在看来我们也没有飞机掩护，高射炮弹药也很不足。可是，有消息透露，海军司令因为有人说他的舰队不足以进行海战而使他大为恼火。看来，英王陛下政府在第一次作出反对意大利侵略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对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作过周密的研究，而且也下了决心了。
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说，那时如果我们采取断然的手段，就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亚之间的交通，而且在可能接着发生的海战中，我们也一定能够取胜。我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几乎整个世界都反对他，如果他单独同英国作战，这不啻是把它的统治作孤注的一掷，因为地中海的海战恐怕在一开始就成为决定性的考验。意大利怎么能够打这场战争呢？它除了在现代化轻巡洋舰方面略占优势之外，它的海军在规模上只及英国的四分之一。它那支数目庞大的新征入伍的军队，号称百万人，都是不能作战的。它的空军，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甚至比我们编制不大的空军还差得很多。一打仗意大利立刻就会被封锁。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陆军，有缺乏给养和弹药之虑。德国这时也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为了光明正大的目的，可以冒最小的危险给予对方以致命的打击，世上如有这种机会，机会就在此时此地了。英国政府的胆力还跟不上当时的局势，这个事实就只能以他们对和平的热爱来为自己开脱了。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局势之向更可怕得多的战争方向发展，是起了作用的。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希特勒早就下定决心要用战争的办法为德国开疆拓土。现在他断定大不列颠已经衰落了，后来英国虽图奋发，可是对于和平以及对于防止希特勒侵略来说，都嫌来得太迟了。在日本也有沉思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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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逐渐团结起来以应付当前的迫切问题，而另一方面，正在举行的大选又使各个政党之间发生冲突，这两种对立的过程同时并进。这种情况对鲍德温先生及其支持者大为有利。政府在大选中提出的宣言写道：“一如既往，国际联盟仍然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防止战争和建立世界和平永远是英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国际联盟就是人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工具，我们也指望它来达到上述目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护国际联盟，保持和提高国联的效能。目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不幸发生争端，我们一贯采取的政策不会因此有所动摇。”
在另一方面，在工党内部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和平主义者，但由于贝文先生的积极活动，使他在工党群众中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因此，工党正式领导人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于是同时提出两条互相对立的路线：一方面他们要求对意大利独裁者采用断然的行动；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谴责重整军备的政策。就这样，10月22日，艾德礼先生在下院发言时说：“我们需要有效的制裁，而且要有效地加以执行。我们拥护经济制裁。我们拥护国际联盟体制。”可是，在同一次发言中，其后他又说：“我们并不认为积累大批武器就可以走向安全。我们不相信在这〔时候〕有所谓国防这一类东西。我们认为，你们必须继续裁减军备，而不是积累武器。”在选举期间，双方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首相本人当然意识到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日益强大的力量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他已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卷入战争。我以一个局外人来观察，觉得他所急于要获得的，是尽可能多的支持，并在一个不大的规模上开始重整军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