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一个局外人来观察，觉得他所急于要获得的，是尽可能多的支持，并在一个不大的规模上开始重整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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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墨索里尼开始进攻阿比西尼亚和轰炸阿杜瓦的那一天，英国保守党大会在伯恩默思举行。看到这种形势，又是处在大选前夕，我们所有的人，作为同一个政党的党员，都团结起来了。
我拥护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这就是：
（1）改正帝国国防力量所存在的严重缺点，特别是首先要改造我们的工业，使之能够在必要时迅速转变为国防工业。
（2）为使我国空军实力取得同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最强大的外国空军相等的地位而作出新的努力。
（3）重建英国舰队，加强皇家海军，以确保我们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维护大不列颠帝国的完整。
这几年来，我一直不想做官，我做官也做够了，而且我又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为这个要在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的印度法案已经通过了，不愿做官的障碍也就排除了。德国威胁的日渐加甚，使我很想抓我国军事机构的工作。我现在很锐敏地感到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惶惑不宁的法国和怯懦而又爱好和平的英国，很快就会受到欧洲独裁者的挑战。我对工党的改变态度，深表同情。这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举国一致政府的机会。大家都知道海军部有空缺，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我很想担任海军部的职务。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鲍德温先生的几个主要同僚，并不希望我参加政府。我代表一种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会努力以求贯彻的。
如果他们可以不要我，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这事件，多少还得看他们能否保持多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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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中，首相强调说明重整军备的必要，而他的主要发言，都特别提到我国海军状况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不过，他既然在制裁和重整军备的纲领上已达到了眼前的一切目标，他就急于想去抚慰国内那些职业的热爱和平分子，借以解除他们由于他谈到海军的需要时可能产生的恐怖。在10月1日，即投票前两个星期，他在伦敦市政厅会堂向和平协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向你们保证，将来不会有庞大的军备。”政府掌握了关于德国大力备战的情报，他还能说出这句话来，这确实是一项奇特的诺言。于是，首相既获得了希望国家有所准备以抵御未来危险的一派人的选票，同时也获得了认为赞美和平美德就可以保持和平的另一派人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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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平选区中，我针对重整军备的必要和实行严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这两个问题，进行论战。一般说来，我是拥护政府的，虽然我对政府的做法不断提出批评，使我在保守党内的许多朋友很不高兴，可是投票结果，我以巨大的多数获选。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我认为保持我自己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我说：“鉴于我所发表的各次演说，我从你们的投票中感到，你们希望我以一个议员的身分来运用我的独立判断，而且希望我依照英国议会最高贵的传统，自由地、毫无畏惧地提出从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中所得出来的看法。”大选的结果是鲍德温先生的胜利。他所得的票数比其他政党合起来的票数还多出二百四十七票，而且在任职五年之后，他获得了大战结束以来任何首相所不能比拟的个人权力。他凭着熟练而幸运的谋略来应付国内政治，而由于他的声望又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这就使他又一次取得信任投票的胜利，使那些在印度问题上或防务的疏忽上反对过他的人都显得愚蠢可笑。
这一个在我国有史以来最不祥的、有着种种错误和缺点的政府，却受到全国的欢呼。但这一笔帐是要偿还的，新的下院几乎用了十年的工夫才把它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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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盛传我将参加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当鲍德温先生的胜利公布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部宣布他无意要我参加政府。他用这个办法来偿付他欠和平主义者代表的债务，这笔债是他在大选前几天向他们举借的。当时的报纸对我没有被邀参加政府一事，大大讥笑一番。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是多么的走运。在我头顶上有几个肉眼看不见的有翅膀的天使保佑着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慰藉。我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我的画盒到温暖的地方旅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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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先生取得胜利之后，发生了一件使他很为难的事情。为了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不妨暂时不管时间的顺序。
他的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在一次很难得的溜冰假日中，路经巴黎到瑞士去，在巴黎他曾和那位仍然当法国外交部长的赖伐尔先生进行会谈，结果在12月9日订立了霍尔—赖伐尔协定。现在来看看这一著名事件的背景，也是很值得的。
认为英国正领导着国际联盟反抗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法西斯侵略这一想法，使全国情绪大为高涨。但是，选举一旦结束，大臣们觉得他们已拥有多数，可能执政五年，不由得想到许多麻烦事。其根源就在于鲍德温先生所说的“一定不会有战争”和“一定不会有大量的军备”。这位出色的党务经理人曾以领导世界反抗侵略的名义，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后来又极力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和平。
不但如此，现又有一个来自外交部的、力量巨大的冲击。
范西塔特勋爵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的祸害。在这一点上，他和我彼此一条心。而现在英国的政策，已迫使墨索里尼站到对面去了。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从前是三对一，现在却变成二对二了。我国事务的这种显著恶化，使法国更为焦虑。法国政府早在1月间就订立了法意协定，跟着又同意大利订立军事条约。据估计，这个军事条约，可以使法国抽出驻在法意边界上的十八个师调到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去。赖伐尔先生在他同意大利的谈判中，肯定向墨索里尼表示，而不是暗示，说法国决不会自找麻烦去干预在阿比西尼亚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法国人很有理由同英国大臣们争论。第一，几年来我们一直要他们裁减他们生存所系的陆军；
第二，英国领导国际联盟反对墨索里尼而大受欢迎，并因而赢得选举的胜利，而在民主国家中，选举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我们曾缔结一个被认为对我们自己十分有利的海军协定，据说可以使我们除了潜艇战以外，在海上已十分安全，可以大为放心。
但是法国的战线又怎样呢？它应该怎样进行部署来抵抗日益增长的德国军力呢？如果打起仗来，在最初六个月内，英国所能派出的军队只有两个师，而且还有许多保留条件，所以他们的确不应多说话。现在，英国政府出于战斗的、道德的和对于世界的热烈情绪，“由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正在同意大利结不共戴天之仇。法国有许多令它担忧的事情，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对这种情形置之不顾，而在每一个国家里这种人是很多的，假使英国已运用它的海军力量来封锁苏伊士运河，并在一次全面战争中击败意大利的海军，那么，它也许就有权利在欧洲发号施令了。但是，恰恰相反，它竟明确宣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决不为阿比西尼亚而战。正直的鲍德温先生：在选区中获得胜利的投票；有可靠的保守党多数，使他能再执政五年；作出义愤填膺的种种表现，可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所以，法国人强烈地感到，他们不能因为英国突然爆发了反对墨索里尼的强烈情绪就永远同意大利疏远。何况，他们还记得英国在地中海曾向意大利海军的挑战屈服，而且法国如果一旦遭受德国的侵犯，英国在开始时所能派出的军队，充其量只有两个师。赖伐尔先生在这个时候的观点，当然是不难理解的。
到12月份，出现了一套新的议论。有人私下议论，说墨索里尼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压力，又在“由一个国家领导的五十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之下，会愿意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妥协。毒气战争虽然对付落后的阿比西尼亚极为有效，但肯定不会提高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声誉。阿比西尼亚人正在被击败。
据说他们并不准备作重大的让步和割让大片的土地。如果满足意大利的侵略所要求的东西，让阿比西尼亚保持其帝国的五分之四的领土，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和平呢？外交大臣路过巴黎的时候，范西塔特刚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参预这件事。但不要对范西塔特作错误的判断；他对德国的威胁始终念念不忘。他希望英法两国为了对付这个主要危险而成立最有力的联盟，同时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但是英国民族不时出现圣战热情的高潮。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少为了某种宗旨或某种主义而进行战斗的了。
因为它在内心深处深信决不能从这种冲突中获得任何实际利益。鲍德温先生和他的大臣们由于在日内瓦反对墨索里尼，已把英国的地位抬得很高。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只有继续干下去才能够在历史的面前获得拯救。除非他们准备用行动来支持他们的言论和姿态，否则倒不如像美国一样，什么也不管，听其自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议论的计划，但不是他们所采取的计划。他们已经向千百万人民呼吁，而这些一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没有武装的千百万民众的答复，却是压倒一切的呼声，他们大声呼喊：“是的，我们必须为了反对邪恶而进军，我们现在就要进军，给我们武器！”
新的下院朝气蓬勃。鉴于此后十年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它也必须是如此。因此，正当他们因大选结果而兴奋的时候，他们接到了霍尔爵士和赖伐尔先生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消息，大为震惊。这个危机几乎牺牲了鲍德温先生的政治生命。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议会和整个国家。一夜之间，鲍德温先生几乎从公认的全国领袖这个高峰上跌下来，跌到被人讥笑和鄙视的深渊。在这些日子里，他在议会里的处境实在可怜。他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人民竟然为了这些讨厌的外交事务而操心。他们已经有一个拥有多数的保守党，又没有战争。他们还想要什么呢？可是有经验的领航员却已感到和计算出这个风暴的全部力量了。
12月9日，内阁批准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是让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皇帝共分阿比西尼亚的领土。13日，霍尔—赖伐尔建议的全文提交国际联盟。18日，内阁放弃了霍尔—赖伐尔建议，接着霍尔爵士就提出辞职。在19日的辩论中，鲍德温先生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走得太远了。人们在这方面所表示出的感情，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没有料到的是，我国各地人民对于我可以称之为良心和荣誉的基础却有着更深厚的感情。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知道激发我国国民感情最深处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回响，发表了一些意见。我重新检查我所做的一切，我觉得……这些建议不可能获得我国人民的支持，即使作为谈判的条件也是不成的。现在，非常明显，这些建议已经绝对地、彻底地寿终正寝了。本政府肯定不准备使它复活。如果出了什么风暴，而我又认为我自己是正确的，我就宁可让它来冲击我，我或者安然无恙，或者被冲倒。如果我经过自我检查，发觉在那个风暴中有什么东西足以表明我曾经做过不明智或不正确的事情，我就会向它低头。
下院接受了这个申辩。危机过去了。艾登先生从日内瓦回来，首相召他到唐宁街10号，讨论霍尔辞职后的局势。艾登先生当即建议邀请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任外交大臣，还表示如有必要，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效劳。鲍德温先生回答说，他已经考虑过这一点，并且已经通知奥斯汀爵士本人，说他认为不宜委他掌管外交部。这也许是因为奥斯汀爵士健康状况不佳。12月22日，艾登先生出任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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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妻子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过这个激动人心的星期的。当时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曾劝我不要回国。他们说，如果我介入这个激烈的冲突，那就是自找苦吃了。我们住的那所舒适的巴塞罗那旅馆，是西班牙左派聚会的地方。
在我们吃午饭和晚餐的那个讲究的餐厅，经常有一群群身穿黑色衣服、神情热烈的青年在那里聚会，他们目光炯炯，谈论着不久就要使千百万西班牙人陷于死亡的西班牙政治情况。回想起来，我倒觉得应该回国。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势力作出决定和联合起来，从而结束鲍德温的统治。也许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领导下的政府也成立了。但是，我的朋友却嚷着说：“最好站开点，如果你回来，人们就会认为你个人要向政府提出挑战。”这个劝告虽然不是奉承话，我也不喜欢听，但说我不能对事情有所帮助，我倒是承认的。于是，我就继续呆在巴塞罗那，在阳光之下随便画点油画。后来林德曼来找我，和我在一起。我们同乘一艘很漂亮的汽船，沿着西班牙东岸游弋，然后在丹吉尔登岸。在丹吉尔，我遇到罗瑟米尔勋爵和一群快活的人。他告诉我，劳合·乔治先生在马拉喀什，那边的气候很好。我们就坐汽车到那里去。我在那讨人喜欢的摩洛哥绘画作乐，留连忘返，直到1月20日，英王乔治五世突然逝世时才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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